浩然的“文革”叙事——农民意识标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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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叙事特色。

一 浩然，其人其事

浩然（1932～2008 年），原名梁金广。1932 年生于河北省开滦赵各庄的浩然，生长于矿区的大粪场子，出门就是摊晒或堆积的大粪干儿，弥漫的熏人臭气，也许这些从幼年就植下了浩然原始的泥土情感。浩然自幼父母双亡，仅仅念过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是个地道的农民。但是，他不甘于在小山村蜗居，是当时的时势使他走出乡村，成为一名革命干部，进而转入文学的殿堂。循着这条道路，1954 年起，浩然先后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64 年调到北京市文联，后任作协北京协会主席。其文学作品有1956 年的《喜鹊登枝》，1965 年出版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1972 年出版的《金光大道》，1974 年宣扬“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儿女》和《百花川》，“文革”后有长篇小说《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苍生》，自传体长篇小说《乐土》、《活泉》、《圆梦》三部。“知人论世”是我们的文学传统，正如《孟子·万章下》所说：“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是尚友也。”每个人的创作活动都离不开他的那个时代，作家的创作个性会显现那个时代的讯息，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物。正如鲁迅所说，在阶级社会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不可能的，“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瞿秋白也指出文艺的阶级性：“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浩然即是如此。尤其是浩然创作的鼎盛时期（1949～1976 年），“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等文艺观念，是那时作家不二的信条。浩然的自我要求就是：“我要努力往高攀登，坚决做一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又红又专的文艺战士！”浩然他自觉地与时代主旋律合拍，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浩然奇迹”。

不过，正如泰纳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即“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除了时代对于浩然的文艺历程的作用，其农民身份和农村经历也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是根本作用——姑且把此看作是“种族”“环境”因素吧！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所谓的种族，是天生的遗传的那种影响，人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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