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法”(Legislation)，一般又称法律制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立法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古代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含义也有所不同。立法通常是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认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活动。现代社会，各国的立法权一般都是掌握在议会，各国的议会制度也不相同。三权分立的国家，议会单独掌握立法权。议会除了具有立法权外，通常都具有运用税款的权力。两院制的议会制度国家，一般下院掌握最根本的赋税权，能以否决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控制税款的运用。
关键词：刑法立法,法律制度,律师论文发表
现时大部份国家的议会都可分为两院制或一院制两种。两院制的来源通常有两种：英国式或美国式。英国式是源于英国国会建立初期，贵族和平民的利益无法平衡，于是设立由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和以平民组成的下议院以互相制衡。美国式是源于合并成美国的州份各有自己的渊源和文化，为避免人口多的州份侵害人口少的州份的利益，于是设立参议院，各州不论人口均派有两名代表，以平衡以人口比例分配的众议院。一院制的好处则是简单，实行的多是人口少的国家。
一、刑法立法效益的简析
(一)刑法立法效益
要想对刑法立法效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首先就要了解立法效益的概念。目前关于刑法立法效益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现阶段大家普遍认同的立法效益概念是从立法者和立法工作角度来衡量，主要看立法者设定立法的目的是否达到预期的效果。简单来讲，就是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差。但是，不能想当然地将刑法立法效益理解为刑法立法的成本与收益之差。由于刑法的特殊性，既关系到刑法立法的时间、刑法的监督成本，同时，还关系公民的法制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刑法的立法质量等等。所以，在对刑法的立法效益定义时，要结合实际情况，针对各个方面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正确地理解刑法立法效益。
(二)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
刑法立法效益主要表现为刑法立法收益除去刑法成本以后，所得的净收益。因此，刑法立法效益的实质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刑法立法效益。刑法的立法活动是享有立法权的机关制定、修改和认可刑法的行为。可是刑法在制定、修改和认可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的，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般而言，刑法立法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就是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所消耗的成本，包括立法机关以及相关机构所支出的全部费用、立法调研费用、机会成本、法律草案或文本的制作费用以及宣传教育费用，如：立法的工资、机构建设费用、误工费、食宿费、办公设备费用以及相关的福利费用等;而间接成本是指由于刑法立法可能不合理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其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因刑法立法不合理而导致民众对法律及立法者的消极评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刑法权威和尊严所带来的损失;二、基于立法者的法学素养或立法技术等原因使刑法缺乏可适应性，而必须进行较大修改而再次耗费的成本;三、立法者制定出的刑法存有疏漏而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其次，以刑法立法收益为其价值追求的刑法立法效益。从某种角度上讲，所有的立法活动，都是以立法收益的取得为目的的，同样，刑法立法活动也不例外，其作为资源耗费活动，是一种生产性活动，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较大或者是良好的收益，如经济收益、社会收益以及政治收益等等，所以要想有刑法立法效益，就要有刑法立法收益。为此，在实践中，必须要通过刑法立法收益的取得来获取良好的刑法立法效益，在保证成本的前提条件下，立法收益越大，就会产生更大的立法效益。因此，刑法的立法效益是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的。
二、刑法立法效益之内容
(一)经济效益
刑法立法的经济效益，要求我们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提高立法质量，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既要符合刑法立法的目的，也要符合社会目的。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重视立法的经济效益是刑法立法效益的必然要求和必然趋势。一般来讲，刑法立法效益的主要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是刑法经济效益，其可以通过相应的经济指标来表示，与其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相比，经济效益具有很大的显性作用。首先，刑法经济效益可定量预测立法效果以及立法目标，为人们从事各项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行为指导和框架，既减少了成本，也降低了风险，使其确定性提高，为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保障。其次，刑法立法活动还以立法机制为前提，量化经济效益，以最少的投入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出台相关的刑事法律，不仅可以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遏制刑事违法结果的进一步拓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促进各项社会活动正常进行，为我国经济市场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进而带来一定的社会效益。
(二)政治效益
刑法立法的政治效益是指刑法立法在维护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中而取得的效益。例如：我国刑法106条的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实施武装叛乱、暴乱罪的，从重处罚。根据刑法113条的规定，犯武装叛乱、暴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56条的规定，犯本罪，除单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刑法立法通过刑法的制定，加强对犯罪行为的处罚，有效地对我国人民进行保护，从而来实现刑法的政治目的。
(三)社会效益
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就是以刑法立法为基础，其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效果及其影响。对于刑法的社会效益要用辩证的理论去分析，在使用和实施刑法的过程中，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合理应用，不可以随意地滥用和扩张，这是刑法使用之道。因此，要保证刑法立法的社会效益，要做到以下三点：一、要加强对刑法的学习和研究，丰富和加深对刑法的理解和把握，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和正确贯彻刑法规定的原理、原则;二、要掌握各种具体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使用刑法;三、及时发现刑事立法关于具体犯罪规定中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从而有助于刑事立法的改革与健全。
三、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因素
从我国刑法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影响刑法立法效益发挥和提高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刑法立法成本
简单来讲，刑法立法成本囊括了太多的资源支出，如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通常我们将其划分为立法成本、立法监督成本以及实施成本。
首先，立法成本。在我国，由于刑法立法工作艰巨而又漫长，在这项长期的工作中，需要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文本费用、办公费用以及立法者的工资等等，这些固定的支出，都是其中所必须要承担的部分。尤其是在刑法不断地修正和出台的过程中，其相应的成本也会相应地增加，进而刑法立法成本就会增加，自然刑法立法效益就会受到影响。
其次，立法监督成本。立法监督成本对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刑法立法活动，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影响刑法的实施;二是缺乏对刑法立法结果的实施效果的监督，制约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和谐统一;三是由于相关的成本投入较少，导致刑法监督体系不完善，从而大大限制监督的充分和有效发挥。
再次，实施成本。在刑法实施过程中，其成本内容主要包括利益格局的耗费以及刑法制度结构的耗费等支出，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又可称之为违法成本支出以及守法成本支出。但是，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这部分费用都是由组织或者是公众来投资，并不是由国家承担。由于组织、公众不愿意增加投入，客观上影响到了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和发挥。
(二)刑法立法质量
从本质上将，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刑法立法的质量具有密切的关联，这也是我国构建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刑法立法质量的好坏决定着刑法立法效益的高低。首先，在刑法立法中，立法政策、立法程序、立法体制以及立法思想都会影响到立法质量，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从宏观角度分析和考察，提高刑法的前瞻性。其次，还有一些非立法因素的影响，如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水平、法学研究以及法治模式等，在刑法立法中，根据相关的立法程序、提高立法水平，启用高素质专业人才，规范立法体制。
四、提高我国刑法立法效益的有效措施和方法
(一)建立刑法立法成本控制与管理机制，合理控制刑法立法成本
目前，我国刑法立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刑法立法的成本控制机制。传统的刑法立法管理采取的是一刀切的方式，其所构成的社会管理，不仅成本高，而且执行力度不强，大大影响了刑法立法的效益。因此，在刑法立法的过程中，要尽量地减少成本支出，增强刑法立法成本的控制和管理意识，完善相关的控制管理机制，科学合理的设置控制目标，积极构建立法成本分析体系，并将其作为重点工作。同时，还要合理调控范围，避免一些社会因素的介入导致刑法的张狂，杜绝刑法惰性的产生，保证刑法的补充性、谦抑性、威严性以及内敛性，提高其经济性，以免刑法立法调控范围的随意扩大和消极萎缩，进而保证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二)科学处理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保证刑法实施效益的提高
在刑法制定后，刑法立法者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考虑刑法制定、出台后的实施效果，加强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保刑法在实践中的顺利展开，促进刑法立法与刑法实施的高度协调，尤其是刑法中的条例不可以与其他的任何法律发生相互的冲突，造成法律概念的模糊性。另外，虽然单行刑法或者是立法、司法解释的出台会使得刑法立法成本增加，但是如果没这些相应的条款，那么刑法立法效益也就难以实现。因此，在刑事立法问题上，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必须要分析其可能的耗费和收益，从而保证其实施收益适合于刑法立法。
(三)构建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规范刑法的运作
要想促进刑法立法效益的发挥和提高，就要建立完善的刑法立法体制，国家部门和主管部门要加大投入，增强刑法立法监督力度，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相关的立法程序和立法活动。与此同时，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刑法立法在整体上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政府对此比较重视，也确立了一些立法体制，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强，切实保证我国的刑法立法质量，最大限度地实现刑法立法效益。
(四)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强化公民法律意识
我们必须要加强宣传和教育，实现全民的普法教育，强化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特别是在一些新刑法出台和实施后，其中的利益关系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利益受到影响的人们必然会抵制和反对，所以，要想保证出台的新刑法能够被公民良好的遵守，就要要求公民具有很强的法制观念，进而才能体现刑法的意义，提高刑法立法效益。
(五)合理配置刑法立法资源，提升刑法立法效益
在立法活动进行中，社会资源的消耗是必然的，如果资源在该领域被使用，那么其他领域就不可能再分配到这个资源，尤其是在我国立法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需要在刑法立法过程中，加强对各个环节的分析，合理分配资源，优化资源结构，强化刑法立法，加强经济投入与法律投入的分配与权衡，从而有效地推动刑事法治的建设，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最大化。
四、总结
总而言之，在刑法立法活动中，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公民法律意识和素质，规范刑法立法程序，保证刑事立法及其实施的有效性，最终实现刑法立法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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