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税收司法权是确保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得以顺畅实施、落实的重要手段。税收司法保卫体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伴随着税收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我国地方税收司法权尚未健全，对涉税犯罪还不能做出及时、准确的反映，打击力度不够。
关键词：税务制度,经济法,经济制度
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管理权限的划分，大都是由各国政体所决定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政体不同，对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就不同，“集权”、“分权”、适度“分权”也不尽相同，归纳起来，国际上大体有三种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模式: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政府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分别由国会、总统和法院行使，彼此相互制约。联邦宪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的地位和权力，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执法、司法部分。与联邦制政体相适应，地方具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瑞典、意大利等国，也实行彻底分税制。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定型化，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清楚，是一种完全的分税制。
地方税管理权限是指建立地方税收制度，执行地方税收制度，保卫地方税收制度的权限。地方税管理权限具有相对性、特定性、规定性的特征。所谓相对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相对于中央税管理权限而产生的;所谓特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由特定分税制财政体制所决定的;所谓规定性是指，地方税管理权限是税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
地方税管理权限包括;地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内容。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互为条件、互相作用，共同构成地方税管理权限。其中地方税收立法是核心，地方税收执法是关键，地方税收司法是保证。
分税制改革已历时10年，但地方税制的改革整体推进缓慢，立法权高度集中，不利于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改革均未到位，征税范围、计税依据及税率、税额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及财源建设的要求，中央立法不出台，地方又没有立法权，新体制旧税制，既造成了地方财政收人规模过小，又没有发挥这些税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调节功能。这种地方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一方面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诱发了地方政府不规范的征收行为;另一方面，制约了地方税体系的形成，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税收执法权限的划分，主要是国税、地税执法权限的分配。分税制是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与分税制原则相背离，被划分为地方征管的营业税，有几个行业又划分为国税征管;对企业所得税，则又按行政隶属关系而不是按税种划分收人;在地方企业所得税中，又将地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企业甚至集体性质的信用合作社所得税也划归中央收人;2002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管理权限调整，将企业所得税的人库级次进行了调整，又将新办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划归国税管理，并将所得税确定为共享税，中央地方“五五分”。这种不规范的划分执法权，在客观上造成了我国的分税制是“选税制”、“分钱制”，导致了地方税源日趋萎缩，地方财政日见匾乏，地方鼓励投资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挫伤。
这种模式以中央集权制政体较为典型，如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虽然也实行了分税制，但地方政府没有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全部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与中央集权制政体相适应，只设国家税务局，地方税由国家税务局派出的机构代为征收。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单边化，是一种不彻底的分税制。
这种模式以联邦制政体较为典型。如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上，中央税、共享税和一些大的地方税税种，立法权在中央。对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税种立法权，统一由地方立法，三级政府都有各自独立的税收体系，都设立了地方税机构。然而，地方具有税收执法权、司法权、部分立法权。这种模式特点是税种和税收关系趋于合理化，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适度，是一种集“分权”与“集权”相兼容的分税制。
世界各国实行的分税制，对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的划分，揭示了两条共性规律:一是国家政体与地方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相一致的。联邦制政体三级政府，均具有独立的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或部分立法权。中央集权制政体三级政府，税收立法权、司法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地方只有执法权;二是地方拥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分税制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上述两条就是地方税管理权限划分的共性规律。
根据我国中央集权制特征和基本国情，在全国规范分税制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合理划分地方税管理权限，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适度“分权”模式。即地方应具有独立的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和适当的税收立法权模式。
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的总体目标是:坚持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部分立法为辅，实现地方相对独立立法、执法、司法的适度“分权”目标模式。
对具有宏观调控功能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应统一由中央掌管，但对税收调整权应部分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有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处理好税收问题，充分发挥这些地方税骨干税种调控经济的作用。
对具有周期性波动的税种、生产要素基本不变的税种以及带有地方特色的小税种，如屠宰税、筵席税、车船使用税、土地使用税等，其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开征停征权、调整权、减免权、加征权等均由地方在中央统一税则的前提下，有相对独立的自主立法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
实行税源共享，分别征收。既符合国际一般惯例，也符合我国国情，还符合地方税收执法实践。实行同源共享，分别征收，主要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按照各自分成的比例，分别由国税和地税执法机关，从共享税税源中分别征收。这样，不仅实现了税源共享，而且简化了转移支付手续，既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又有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增长，还有利于培植共享税源。
实行税种归属，各自征收。根据分税制权责对称的原则，我国建立了国税、地税两套执法机构，中央税由国家税务局征收，地方税由地方税务局征收，并初步建立了以税种归属来划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以税种归属划分税收收人，还没有彻底得到解决，个人所得税可以实行分享，企业所得税应全部划归地方管理，收人归地方财政，以激发地方创优环境，吸引投资，鼓励经济增长的积极性。
根据我国税收秩序的现状，应抓紧建立税收司法保卫体系，我们认为，这个体系应由公安、检察、审判三个机构组成。一是成立税务警察机构，实行地方税务局与公安双重领导;二是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税务检察机构;三是司法审判机构设立专门的税务案件审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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