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理解米塞斯在那场计算辩论中的地位，我们必须认识到他的论点不是专门(甚至不是主要)针对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资本品价格的作用。企业家基于未来价格的预期和当前价格中所包含的信息而作出有关资源配置的决策。为了获得利润，他们需要所有价格信息，不仅包括消费品价格信息，而且包括生产要素价格信息。若没有资本品市场，这些商品便没有价格，企业家因此无法对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作出判断。简而言之，资源不能被有效率地配置。因此，在任何环境下——不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只要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该要素的潜在使用者就不能作出理性的使用决策。从这种角度看，米塞斯的观点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有一个运转良好的资本市场。然而，由于学者们对米塞斯的“真正所指”存在不同理解，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对那场辩论作一简评。
尽管教科书中的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可取之处，但已被证明不能解释许多实际商业行为。经济学家们开始抛开企业的生产函数观点，转向另﹁类文献，把企业看作一种组织，认为企业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这些新文献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其中的新观点大大提高和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及其他组织的理解。
根据标准的解释，在1920年以前，社会主义理论家大都注意马克思提出的避免“乌托邦”式推测的警告，却很少注意到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中如何运行。后来，当时主要以金融理论家闻名的米塞斯发表了他那篇轰动性的论文，后被翻译为《社会主义共和国中的经济计算》(1920)Q)。米塞斯声称，若没有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权，就没有资本品的市场价格，因此决策者就无法评价各种生产技术的相对效率，从而无法作出决策。米塞斯指出，即使存在消费品市场，中央计划者也不能把有意义的价格“归因于(impute)”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这预见了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简而言之，若没有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市场催生价格，即使最具奉献精神的中央计划者也将发现，根据消费者需要去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
对米塞斯观点作出最重要的回应是弗雷德·泰勒(Fred Taylor，1929)、H.D.狄根森(H.D.Dickinson，1933)、阿巴·雷勒(Abba Lerner，1934)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36-37)发展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或“数学解”，这一回应得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在市场社会主义系统中，资本品是集体财产，但个人可以自由地拥有和交换最终产品和服务。该系统是这样运行的：首先，中央计划委员会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任选一组价格;各类国有企业的经理以该价格去生产一个最优产量，使每一最终商品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价格;然后再选择一个使该产量下的平均成本最小的投入组合;然后，允许消费品价格波动，并且中央计划委员会根据最终产品的短缺和过剩调整资本品的价格。于是，通过一个基本上等同于资本主义企业经理那样的“试错”过程，资源将根据供给和需求进行配置。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可以被看作是回答了米塞斯的计算问题，而且可以看作是回答了哈耶克(Hayek)和里昂·罗宾斯(Lionel Robbins)所提出的“可行性(practicality)”观点。在哈耶克和罗宾斯看来，社会主义组织的失灵是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因为计划者不能获得关于消费者偏好和资源可获性的完全信息，从而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更进一步，即使计划者通过某种方式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也需要花几年时间去计算现代经济中的数百万种价格。兰格—雷勒—泰勒方法声称通过试错可以解决偏好显示问题，因此实际计算是不必要的。
随着市场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正统脉络(oahodox line)”。阿博拉姆·博格森(Abram Bergson)的著名综述《社会主义经济学》(1948)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pp.172—86)对此作了完整的总结。根据这一脉络，是米塞斯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计算的可能性问题;然后哈耶克和罗斯巴德“撤退”到社会主义计划在理论上能够计算，但实际中的信息问题将使这一计算太困难;再后，市场社会主义者证明，计划者可以采取试错方法，并不需要完全信息。因此，争论还在继续，经济理论本身不能对中央计划有效性作出任何结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必然是纯政治性的。
计算与激励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关于组织设计的现代经济学文献——从企业规模的交易成本解释，到官僚科层的公共选择理论，再到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软约束”(Komai，1986)的最近研究——主要集中于激励问题(可能受到兰格关于官僚科层的著名警告的启发)。激励理论研究的是，在一个特定关系中，委托人如何使代理人去做合乎委托人意愿的事。然而，米塞斯的问题不同：委托人如何知道告诉代理做什么?也就是说，应该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投资?哪条产品线应该扩张，哪条产品线应该收缩?计算辩论中产生的思想意味着，当组织大到足以使所有活动都在内部进行时——以至于没有外部市场作为参照——将同时面临计算问题和激励问题。
有人对米塞斯的观点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没有理由期望，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会像与企业利益唇齿相关的私人企业经理一样地“玩市场游戏(play market)”。这可能是米塞斯的观点。但米塞斯主要关心的却是，企业家没有获准“从事投机和投资”(Mises，1949，p.705)。他坚持认为，这不是下属经理(代理人)的激励问题，对他们来说要解决的问题是给定的，而是投机者和投资者(委托人)的激励问题，他们决定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兰格、雷勒和泰勒以严格静态的新古典视角来看待市场，这时所有的系统参数都被给定，剩下的只是一个计算问题。其实市场经济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利用经济计算——使产业增长和萎缩，导致新的、不同的生产方法被尝试，另一些生产方法被放弃，不停地改变可获产品的范围。在私人财产所有权缺失的情况下，损失掉的正是市场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而不是代理人努力工作的激励。
不通过经济计算，便无法确定任务是否已被有效率地完成。因此，没有实物和金融资本市场——其决定将要完成什么任务以及是否已被充分地完成——经济系统便难以产生新事物，从而必须依赖于外部参照去确定做什么。当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存在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完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可以参照世界市场价格去确定他们内部买卖商品的隐含价格(Rothbard，1991，pp.73—74)。用米塞斯的话说，这些经济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系统。它们运行于价格体系仍然有效运转的环境中。它们能够基于国外价格进行经济计算。若没有这些价格的辅助，它们的行动将变得盲目和无计划。如果它们能够计算、记帐以及准备它们常谈到的计划，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够参照这些国外价格。(Mises，1949，pp.698-99)
罗斯巴德对企业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把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扩展到垂直一体化和组织规模的研究中。罗斯巴德在《人、经济与国家》中写道，达到某一点时，企业规模决定于成本，如教科书中的模型所示。但是“最终限制企业相对规模的是，针对每_种要素都必须存在市场，这样企业才有可能计算其利润和损失”(Rothbard，1962，p.536)。这一观点的关键在于“隐含成本”的概念。要素服务的机会成本的市场价值——即罗斯巴德所说的“隐含收入的估计”——只有存在那些要素的外部市场时才能被确定(Pp.542—44).例如，如果企业家自己管理他的业务，那么企业的成本中就必须包括他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如果企业家不能度量自己劳动的机会成本，那么他的平衡表将更加不精确。
在具有多阶段生产的企业中，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大型的﹁体化企业被典型地组织成一些半自主业务单位或“利润中心”的集群，每一单位或部门专业化生产某一特定的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利用各业务单位的隐含收入(在部门利润和损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在各部门之间配置实物和金融资产。盈利多的部门被扩张，盈利少的部门被收缩。
像中央计划经济一样，企业需要市场信号来指导其行动;没有这些市场信号，企业便不能生存。注意，一般来说，罗斯巴德描述的只是企业的最高边界，而不是扩大企业活动的附加成本(当存在外部市场参照时)。然而，一旦企业的扩张取代了至少一个外部市场(指某一个中间品外部市场——译者)，经济计算问题便会出现。当越来越多的外部市场消失时，这种计算困难变得愈加严重，因为随着不可计算性的领域增加，非理性、不当配置、损失、贫困等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p.548)。换句话说，企业受到内部配置商品的外部市场存在程度的限制。若没有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企业就必须依靠相对成本较高且没有效率的方法去确定自己的会计价格，以完成内部计算。
重要的是，在《人、经济与国家》中，罗斯巴德正是在上述观点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讨论，明确指出这两个问题是内在相通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计算的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因为一个代理人拥有和指挥着所有资源。在1976年的论文《路德韦格·冯·米塞斯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计算》中，罗斯巴德对此作了扩展，他解释道：
令人吃惊的是，罗斯巴德对米塞斯的扩展在奥地利主义文献中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尽管这种观点在《人、经济与国家》(p.536，p.543，p.547—48和p.585)中出现了四次，并且在1976年的论文中又出现了。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发展和精炼，这将是一项有益的研究，因为关于企业规模的现代文献对组织的限度缺乏一个充分的解释。罗斯巴德的分析还意味着商业战略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思路：所有其他情况相同时，在长期来看，能够利用基于市场的转移价格的企业，将比利用行政的或内部协商的转移价格的企业，表现得更好e。但这方面的经验研究很少，尽管可能出现一个“奥地利主义战略学派”(Jacobson，1992)。然而，已经引起极大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很难在各部门之间分配一般管理费用或固定成本。如果一种投入品基本上是不可见的(或不可排他的)，那么就无法计算某一特定部门所使用的那部分投入品的机会成本(见罗杰森[Rogerson]1992年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因此，一般管理费用高的企业相对于能够在各业务单位间更精确地分配成本的企业，具有劣势。事实上，在成本会计文献中，已有人开始讨论“市场模拟会计”(Staubus，1986)，认为企业可以基于观测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信息，通过市场模拟会计去确定某一价格，使其等同于资产在活跃的市场上交易的价格。企业规模限度问题上的罗斯巴德主义观点意味着，市场模拟方法将会成为一种有用的会计技巧。
可以扩展科斯教授对企业规模的市场决定因素的著名分析(或者说，对企业使用内部计划与使用交换和价格机制的相对程度的著名分析)。科斯指出，这两种模式都具有递减的收益和递增的成本，用他的话说，这导致了自由市场系统中的一个“最优的计划数量”。我们要补充的是，只要资本品市场开始消失，内部公司计划的成本就立即变得极高(prohibitive)，所以自由市场最优永远不会是一个大企业取代全世界的市场，也不会是任何特定市场的消失从而那种产品或资源的经济计算的消失。(Rothbard，1976，p.76)
这值得注意，因为甚至到了1972年，科斯仍然在说他1937年的论文“引而不用”(Coase，1972.p.62)。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一文在1972年才发表，威廉姆森的《市场与科层》一书在1975年才出版。因此，罗斯巴德也是扩展科斯主义观点的最早的作者之一。
当前对现代企业理论的许多研究都集中于代理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经理能够采取自由决断的行为?可以设计什么规则或机制去结合经理与所有者的利益?若没有有效的规则，经理将采取什么行动?早期的应用是所谓的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伯利和米恩斯(Bedeand Means，1932)争辩道，现代企业不是由股东这样的所有者经营，而是由拿薪水的经理经营，经理的利益包括执行官额外津贴、声望之类的报酬，这与股东的利益不同。如果公司股票被分散持有，那么单个股东便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去(耗费成本地)监督经营决策，因此自由决断得以盛行，导致企业市场价值的损失。
最后，针对伯利—米恩斯教义，米塞斯在《人类行动》中解释道，“全能的(omnipotent)经理阶层的出现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现象，”而是政府政策的结果(Mises，1949，p.307)。在该书中，米塞斯扩展了他早期在《官僚主义》(1944)一书中的分析，在早期的那本书中，他批评了企业增大必然导致官僚主义的观点。米塞斯把官僚主义想象为与逐利(profit-seeking)相对的规则遵循(rule-following)行为。他用“官僚主义管理”这一术语来表示对没有市场现金价值的活动的治理(govern)。只要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被买卖，企业的中央管理层就可以获得市场价格中的信息，评价企业内各分部和部门的效率。于是，企业就可以让下属经理对日常经营决策拥有广泛的自由决断权。如果组织生产一种没有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比如，政府机构的产出一一那么下属经理必须得到如何完成任务的具体指示。
如上所述，米塞斯对金融市场重要性的分析，也是他在《人类行动》中最后反驳兰格、雷勒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对其计算观点的批评的关键之处(Mises，1949，pp.694—711)。他争辩道，市场社会主义者不能理解，市场系统所执行的主要任务不在于消费品定价，而在于资本在各行各业的配置。社会主义者的分析焦点在于给定资本结构中的生产和定价决策，从而忽视了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罗斯巴德(1993)年认为，可以对教科书进行同样的批评，在企业的生产函数模型中，资本是给定的。“新古典微观理论谈论‘经理’把生产推至MR=MC的那一点，而从来不谈是谁或什么把资本配置给他们(指经理——译者)。简而言之，新古典理论隐含地假定，一个固定的资本量配置给了经理……经理只是用这些资本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不是其他地方。因此得出荒谬的结论，即每个企业的经理将努力攫取最后一份利润，把生产推至MR=MC的那一点。”幸运的是，关于合约关系的交易成本决定因素的新文献，已经开始把资本带回到公认的微观理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