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道德描述与精神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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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绝对的善恶本身。一种道德，一种习俗和由此而来的感觉或观点都首先是产生于现有的生活条件，违犯所形成的道德就是不道德。善恶、道德这些概念纯粹是相对的，并随着社会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群体、集团，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同一民族、同一群体、集团，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对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都普遍适用的道德根本不存在。用这种观点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道德描写具有变异性和相对性，这诚然和作家主体意识、认识能力相关，如30年代中国文坛上人性与阶级性的论争即属于此。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生活的状况渐渐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念。一方面，随着历史的前进，总有一些东西不适合新的生产关系和现实生活状况，我们反对旧的、丑的道德观念的路程还很漫长；另一方面，在新道德形成之时，新的不适应社会生活状况的丑恶道德也还会滋长，这需要多方面的思想认识，才能做出正确的道德识别、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世界中具有相对性与变异性的道德描写，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扩大人们对于精神价值的考察视野。

从相对性来说，人们总以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性离不开人的自然性。而人性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人性的产物。然而人性道德常以非人性表现为另一种人性的生存道德。如艾芜《山峡中>的那群盗马贼，在暗无天日的社会，被迫铤而走险，魏老头为首的强盗，把受伤的同类小黑牛抛人呼啸怒卷的江水……，在这个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心狠”，才是他们的道德。如果心慈手软，累及更多的同类被害，那才是不道德!单纯地看，残害同类，从全社会或全人类的道德观来说，是不道德的，然而从他们生存的群体状况来说，这是对更多人的生存负责的无奈的道德行为。如果把群体放大到民族中去，我们会看到施蛰存的小说《将军的头>，其中吐蕃血统的大唐武官花惊定受命征讨吐蕃人，于是血统感情、宗族观念与忠君道德发生强烈冲突。从冲突的角度看，道德与不道德，存在着相对的理解。再放大到国家，我们说背叛民族、背叛国家是不道德的。可是，我们的包括《烈火金钢》在内的文学作品，把抗日战争中反战的“日本人”，看作符合道义精神的体现者。也许对于日本民族来说，无论怎么样，枪口对向自己同胞，都是不合道德的“败类”。阶级、政党各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如果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完全听从了当时国民党专制的道德论，那么，就不会有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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