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城乡居民不仅统计收入上存在较大差距，在收入统计之外，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也存在较大差距。很多社会福利实际上是居民的一种隐性收入。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应比统计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补贴、物价补贴等各种补贴，以及各种社会保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收入保障等，绝大多数农民都不能享受。城镇居民以社会福利方式获得的隐性收入难以准确估计。有人对1994年城镇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医疗及保险福利几项进行统计，人均大致1081元，相当于当年农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应在4：1，也就是说，平均一个城镇居民的年收入超过了一户农民全家的年纯收入。
再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差距，大致可看出财产的差距。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90.43元，同期农民人均财产性收A38.15元，城乡之比为2.37：1;2001年城镇人均财产性收3,134.62元，农村是41.05元，城乡之比扩大到3.27：1。
对城乡居民的财产情况目前尚无准确的统计，但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根据1996年的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8831元，农村为1025元，二者之比为8.6：1。近几年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差距应不会减少。有人估计1999年农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1600元，同年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11570元。如果以3口之家计，每户农民家庭存款平均不足4800元，而城镇居民家庭的存款超过34700元。农民家庭存款余额仅相当于城镇家庭的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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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入差距的最终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6796元，而农民人均消费水平只有1927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是农民人均消费水平的3.53倍。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城乡消费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扩大。1985年城镇居民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之比为2.31：1，1990年扩大到2.95：1，1995年为3.4：1，1999年达到3.53：1。农民的消费水平本来基数就比较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显低于城镇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77%，而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提高87%。农民的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
城乡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城镇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120.5台，电冰箱8l台，洗衣机92.2台;农村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分别为54.4台、13.6台和29.9台，分别相当于城镇拥有量的45%、17%和32%。城乡之间其他耐用消费品如音响、空调、电脑、微波炉等的拥有量差距更大。
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消费在整个生活消费的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水平越高。2001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9%，而农村为47.7%，农村比城市要高出10个百分点。
城乡之间的差距首先与城乡产业特性有关。现在的农村虽然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在其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是其与城市区别的一大特征。而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小的特点，注定了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增长必然要慢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差别，单从产业自身的扩张性上来看，农村就自然地处在劣势。城市产业比农村产业更具扩张性，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要快于农村。最近10年中，我国GDP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二、第三产业上升10多个百分点。20世纪80年代由于农村改革率先启动，农村在经济机制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农村的第二产业曾经有过较快的增长，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化，导致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速度已经明显降了下来，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不少地方乡镇企业停滞不前，甚至还有萎缩。
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惯性推动促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非均衡发展战略不仅使城市的产业快速发展，而且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也不断加强。近几年尽管国家在农村电网改造等方面增加了投人，但国家所有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无不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城乡之间基础设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如果过去农村为企业发展所能提供的环境和条件与城市相差不大的话，那么今天城市在基础设施齐全、资金密集、信息畅通、市场活跃等方面优势已经将农村远远抛在后面。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上马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差距。
不同的体制仍是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体制的差异大大缩小。但几十年形成的城乡两种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在发挥作用，福利制度、税收、就业、人口迁徙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可能会促使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比如城镇福利制度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但农村福利制度的建设还没有能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即使已有的社会福利项目，农村与城镇也有很大的差别。全国城乡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村中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要大大低于城镇，农村学生的辍学率、流失率高于城市。同样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拨款和教师工资城乡间也存在较大差别。1995年全国普通小学每个学生的预算内事业支出265.78元，而农村只有198.69元，最高的上海达1216.85元;全国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492.04元，农村只有392.59元，最高的上海达1535.83元。在城镇一些理所当然的社会福利，在农村农民还必须支付费用。如民兵训练、计划生育、优抚对象、乡村公路、农村教育等都需要农民交费。尽管税费改革取消了这些方面的收费，但增加了农业税，实际上以农业税的形式收取了这些费用。农民的年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距个人所得税收取的低限相差甚远，但农民的农业收入却要在未扣除生产成本的条件下缴纳8.4%的农业税及农业税附加(税费改革后)，如果将这一税额折合成以增加值为基础的税率，大致在40%，这与其他行业17%的增值税税率相比，反差极大。
城乡隔离是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在产业体系、基础设施、制度安排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但只要城市和乡村之间是相互开放的，各种要素的相互流动会使城乡之间在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上保持相对的平衡，城乡之间差距扩大就会受到一定的制约，城乡间也许在某个方面差距会扩大，但在另外的方面会得到相应的弥补。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仅在物质基础上有差距，最主要的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使城市人均的资源总量快速增加，而农村人均资源很难增长。一方面是产业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各种物质和文化成果向城市聚集，而另一方面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被严格控制，城乡之间人均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占有差距就不可避免地要扩大。
城乡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是正常的，也正是差距的存在才促进了城乡之间要素的流动，促进了城乡的共同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差距也是一种发展的动力。但城乡差距过大，反过来就会成为发展的障碍。如果抛开道德、社会公正等因素，单从经济增长来看，城乡差距扩大已成为当前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其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制约，二是人力成本制约。
市场制约是由于农村大量人口收入水平过低，使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挖掘不出来，扩大内需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中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难以化解。1980年时我国县及县以下市场社会商品零售额在城乡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为65.7%，1990年这一比重降到53.1%，1995年再降到40%，2001年只有37.4%。1985年时农村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消费品市场成交总额的80.9%，2001年农村消费市场成交额的比重只有42.6%。农村市场萎缩成为内需不足的最主要因素。
农村人口流动是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需要，是实现地区、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近几年已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为缓解城乡差距扩大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2000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已连续3年减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非农收入。1998年、1999年、2000年农民人均增加的非农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量的139%、210%和212%。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最根本的是要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一是要充分利用目前我国建材等工业品过剩的条件，加快小城镇建设。把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二是要扩大城乡交流，城市要积极吸收农民务工就业，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服务，要清理、修订或废除那些限制农民在城市就业的政策和规定。
可见，遏制城乡差距扩大加剧的趋势，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现实的课题。长远看，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深化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还不大可能，但采取措施防止差距的过分扩大，是极为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运行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近几年国家财政资金、国债资金用于农业的比例不少，其中大江大河治理、生态建设等方面占了相当大比例，虽然国家也投入大量资金对农村电网进行了改造，但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直接密切相关的项目并不多。国家应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国家不仅要增加用于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也要将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纳入公共财政领域，增加农村道路、农村教育投入，要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农产品储存、保鲜等市场设施的建设。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尽量使用农民工，以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
1998年以来全国财政累计增收量比较大，国家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的增支较多，但真正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支持方面的支出增加不多。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一要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支持农业。目前我国已经采用的绿箱政策主要包括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农业病虫害防治、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储备、扶贫与救灾等方面，今后除要继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外，还应积极探索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农民收入补贴以及其他方面的农业“绿箱”支持政策;二要在遵守世贸规则的前提下，对受国际市场冲击大、有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实行“黄箱”支持。根据有关协议，我国的“黄箱”补贴可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我们只有2.3%，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很大。因此，对一些与农民收入关系密切的特殊农产品品种，应适当给予价格支持以及信贷、生产资料等方面的补贴。
人力成本制约是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使在劳动力资源中占到绝对多数的劳动者素质长期难以提高，一方面大量劳动力过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整个社会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衔接，社会劳动成本提高，经济竞争力受到影响。近几年打工的农民工资水平上涨很少，大量的农民找不到工作，但不少城市都出现技术工人短缺、工资不断上涨的现象，在一般条件下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成本要比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要高出很多。随着我国“世界工厂”地位的不断确立，在人力资源中占绝对多数的来自农村的劳动力在技术、技能和知识上不能适应现代制造业的需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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