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将从社会公共文化消费、个人文化产品消费以及个人文化活动消费三方面，选取上海地区的80后群体作为调查的对象，去揭示80后文化消费的现状，并总结与提炼其文化消费特征及规律。实地的调查通过随机街访的形式完成，发放问卷600份;经过严格的筛选，共收集有效问卷503份。
经过对80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知晓度的调研，可发现有59%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知道可在这些场所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有41%的80后表示不知道有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并无法利用这些场所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该调研结果表明，虽然较多的80后知道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存在，但仍需社区服务中心做好宣传工作，以吸引更多的80后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活动。
社会公共文化消费在文化消费中属于最基本的消费，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等;一般由政府组织，旨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本研究从80后对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知晓度、每周在社区公共活动中心时间以及每年去社会公共文化场所次数三方面，来探讨上海80后群体的社会公共文化消费情况。
经过对80后每年去社会不同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次数的调研，可发现80后群体去图书馆与博物馆的次数，要远多于其去纪念馆、美术馆及文化馆的次数;特别是80后群体中没有去过纪念馆的人数接近总体样本的70%，即纪念馆为80后群体每年去的次数最少的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与图书馆相比，80后群体每年去博物馆的次数要更多。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较多受流行性大众文化观念的影响，偏爱“快餐文化”的消费，对博物馆等观光性质的场馆偏爱度较高。
经过对80后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时间的调研，可发现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0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69.3%，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的人数占样本总量的18.5%，每周在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活动1小时以上的人数仅占样本总量的12.8%。该调研结果表明，80后群体可能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每周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而各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中心也应丰富自身的活动形式，以吸引更多的年轻群体前去参加。
同时，通过80后群体“不去公共文化活动中心”原因的调查，还可发现80后群体提及最多的原因为“工作繁忙”，这样从侧面论证了80后群体“偏爱快餐文化”消费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另外，提及因场馆设施不好或活动中心服务不好等原因而不去社会公共文化活动中心的人数最少，这也表明目前场地及服务因素并不是阻碍年轻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主要因素。
毫无疑问，关于个人文化消费的概念及内容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已经成功地嫁接了国外此方面的研究视域，并结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较为清晰地解析出个人文化消费的本质及其研究的范畴。但个人文化消费概念及内容的研究，仅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表层部分;而关于个人文化消费动因及其演化路径的研究，才是个人文化消费研究的核心部分。在目前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虽然提出了个人文化消费与社会个体的价值观，审美观及兴趣爱好有关[4]，但却未能深入探讨文化消费与以上相关因素间的影响关系大小，并缺乏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以至于缺乏显著性的成果。
这是因为，“消费文化”的研究范式，是将消费现象同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关系等社会事实并列考察，以最大程度地拓展“消费”的边界维度;也即消费并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属性构建、趣味区分、文化分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5]。同时，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价值观改变、艺术审美变化等事实因素的引入，使得定量分析法在文化消费研究中的应用就成为可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政治及文化的不同，使得文化消费研究中“社会阶层结构”在国内研究的嫁接，更多表现于性别、年龄、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变量上的划分，并不存在明显的政治性地位划分。
当然，该情况的出现，也可能与文化消费的研究主题有关;“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所承载的社会学意义，以及定量分析法在整体问题研究上的局限性，使得定性分析法成为国内学者们的首选。但是，若能选择典型性的实证样本，并准确定位于研究对象文化消费现状的成因，将会有可能消除定量分析法应用的局限性，以实现文化消费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关于该目标的实现，可以从国外社会学家提出的“消费文化”研究范式中借鉴。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本研究方案的理论设计，在充分考虑到本研究的目的与数据分析的可操作性后，将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内容：(1)80后文化消费的内容;(2)社会事实的影响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的消费，后者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位、月可支配收入这些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
在具体变量的统计上，首先是关于文化消费变量。其中，文化产品的消费变量为：每月读杂志的数量、每年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数量、每月购买影碟的数量、每月由网络看电影的数量;文化活动的消费变量为：每年看戏剧的次数、每年看演唱会的次数、每年听音乐会的次数、每年看歌舞剧的次数。最后，本研究还选择4个人口统计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设置的具体选项如下：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性别特征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并不存在着差异(P>0.05)。这说明男女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性别特征的组数为2，且性别因素不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不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1。
3.3教育因素下的方差分析。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与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教育程度下的80后在文化消费中存着一定的区别，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教育程度的组数为4，且教育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0-2”、“购买数量6-10”和“购买数量11-15”三个区间上，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购买数量11-15”和“购买数量>15”三个区间上，研究生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教育程度对80后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教育程度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高中程度、大专程度、本科程度及研究生四种教育程度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高中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区间上，且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少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大专和本科程度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上;研究生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区间上，且大专程度以上的80后群体中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也要多于没有过文化活动消费的人数。这表明，教育程度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不同职位的80后群体在各区间的分布人数上基本趋同，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初级职位、中级职位、高级职位三种职位等级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初中级职位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区间;高级职位的80后群体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和“消费次数>5”区间。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但作用并不显著。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职位等级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不存在差异(P>0.05)，而在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不同职位等级下80后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在着部分的区别，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影响，但影响性不够显著。同时，职位等级的组数为3，且职位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部分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
由于高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仅为3.27%，不具有普适性，可考虑将其与较高收入群体相合并为新的“高等收入群体”，以进行共同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群体的文化产品消费和文化活动消费中存在着差异(P<0.05)。这表明，低收入群体、较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高收入群体在文化消费上存着一定的区别，收入因素对文化活动的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收入的组数为4，且收入因素对文化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所以还将进行事后的比较。具体分析结果见表4。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产品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产品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6-10”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1-15”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及高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购买数量>15”区间上。这表明，职位等级对文化产品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不同收入水平下上海80后的文化活动消费存在着差异，因此分别将低等收入、较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等收入四种收入水平下的文化活动消费人数进行比较，可发现低等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0”的区间上;较低收入水平的80后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1-2”的区间上;中等收入水平和高等收入水平的80群体主要集中在“消费次数>5”的区间上。这表明，收入水平对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
经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性别特征因素不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教育程度、职位等级以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会对上海都市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会对居民的文化消费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职位等级会对居民文化活动消费产生正向的影响，但在影响的显著性上，不如教育等因素明显。因此，通过所得到的结论，后续的研究可从以下三方面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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