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债务上限本来是一个无需争议的技术问题，但却成为美国两党争夺政治筹码的工具。特别是在上一次即2011年8月，两党在最后期限达成上调债务上限的协议，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对美国违约的恐慌，全球金融市场为此动荡，评级机构穆迪甚至历史性地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然而，这次事件并没有给美国政客们足够的教训，因为在全球经济都仰仗美国以及美元的情况下，最不愿意美国违约的是可怜的债权人，而不是全球最大的债务人――美国自己。
一个极其扭曲的现象出现了：从基本的数学常识看，美国庞大的公共债务以及外债最终如何偿还，也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答案，但美国的海外债权人却必须一致相信，美国肯定能还钱，如果债权人认为美国还不了钱，那是最大的灾难。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11年8月的闹剧之后，美国的借债成本并没有明显上升，美国的信用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中日在内的全球的债权人根本无法承受美国违约的后果，而只能选择“相信”美国而继续投资美国国债，维护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稳定。
这显然惯坏了美国。这一次，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共和党卷土重来，将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与2014年的预算问题以及医改问题捆绑。对于共和党而言，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得共和党的收益最大化，见好就收是上上策，如果一定“死磕”导致美国债务违约，这是共和党的政客们根本承担不起的罪名。
虽然美国两党最终达成协议，但在这场闹剧中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美国海外最大的债主。美国债务上限是美国的问题，却是中国和日本等债权国的痛苦。两党打架，感觉痛的却是债权国，一旦美国两党真的入戏太深，玩违约的游戏，直接持有近1.3万亿美元美国国债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国，多年来依靠出口辛苦积累的绿票子的价值可能化为乌有。
坦率而言，美国两党之所以敢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如此胡闹，恐怕中国和日本等债权国的纵容“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中国多年来提供的廉价资金，美国也不会如此享受举债度日的模式。中国要求美国“负责任”是必要的，但中国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要陷自己于如此尴尬的境地。
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位居全球100名之后，一直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资金的国家，却把自己的资金又廉价地借给人均收入高于自己20多倍的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这本身就很荒唐。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并不是什么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而是应该反思：中国为什么要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鼓励出口，积累这么多的外汇，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将资金和购买力留在自己国内。是该真正反思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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