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化导致的各国相互依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经济领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荣损与共局面的形成使各国不必过于担心军事威胁的随时发生，而从长期的对抗中解脱出来，着手解决因对抗而贻误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随之相应减弱，甚至鼓励地方政府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利益。这大大促进了地方政府在经济文化、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所谓“低级政治”议题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首先，国际体系结构稳定为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拓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互动的一般规律显示，“国际体系动荡的可能性越大，国内行政权力就越可能趋向高度集中，反之，当国内领导集体对国际体系潜在稳定性的预期越强时，其就越可能采取向地方分权的政策。”冷战结束后，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崩溃，国际体系走向多极化，人们对国际局势的稳定性预期增强，从而使得因东西方对抗而关闭的边界被打开，这大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国际活动空间，促进了对外贸易与自由投资，那些曾经是冷战前沿地区的军事重地甚至成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国际体系结构的稳定还促进了各国权力下放趋势的发展，使各国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打破，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国际化的程度越发提高，从而增加了地方政府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
另外，由于国际体系结构走向多极化，全球安全结构由全面对抗走向相互依赖，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演进为和平与发展，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议题的主流。在两极国际体系格局与东西方对抗的全球安全格局下，安全议程及避免国家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尤其是大规模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的首要议程，确保相互摧毁而保持势力均衡是国家乃至国家集团的首要目标，因而追逐权力便是各国的最主要关注对象。为了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各国都将大量的资源优先用于发展军备，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资源相应减少。另外，受到传统外交观念尤其是秘密外交理念的制约，中央政府总是担心地方政府国际交往破坏了的大政方针，地方政府并无参与国际合作交流的可能性。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冷战终结，尽管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不断，但是和平与发展已经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主题，各国安全焦虑得到了普遍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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