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近几年在中国对外投资的热潮里面，有太多的中国企业热情过度高涨了，甚至连出口都没有，就想一步登天做非常巨额的跨国并购的交易，这怎么可能成功呢?一个、两个成功有可能，那么多的企业这么搞，那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绝不希望有太多的中国企业由于急于求成，从先驱变成先烈。
当前，我们企业国际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第一，需要解决策略与路径选择的问题。应该说至少在中国企业占优势的制造业领域，最稳妥可行的跨国经营发展路径应当是先出口，再投资;在投资当中应当先做绿地投资，积累经验再进行跨国并购。
第二，企业国际化要有一个区位选择。区位选择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从官方统计来看，我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与贸易区位分布不同，贸易分布中发达国家是我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是我们对外直接投资中，绝大部分到目前为止都是布局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也仍然需要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给予较多的关注。为什么如此?一是因为全球经济份额的变动，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给予足够的重视;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还是中国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推行更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的突破口。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更能够接受新兴力量树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规则，这是我们在区位选择方面之所以需要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关键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错失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上面的机遇。
第三，企业国际化要把握机遇与防范冒进相结合。为什么要这样讲?目前我们面临着对外职业投资发展的机遇，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它为中国企业带来了门户开放与抄底的机遇。欧洲在很多方面发展程度都比较高，但是说实话，欧洲在国际贸易界很多年来都以欧洲堡垒的名号而著称，一直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女士和法国总理萨科齐先生，都是激烈主张限制中国投资的，迫于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萨科齐和默克尔女士在对待中国投资的态度上面，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债务危机带来门户开放与抄底的机遇，我们中国企业需要把握这样的机遇，但是在把握这样机遇的时候，中国企业又需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犯冒进翻车的风险。在这里我想提醒一句，就是重倒当年韩国大宇公司的覆辙，当年韩国大宇奉行对外投资基金策略，连续几年时间，平均每三天就在海外设立一家海外子公司，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大宇彻底破产，带动整个韩国经济都产生非常剧烈的波动。在这里我们不希望我们中国企业犯过去韩国大宇公司犯的错误。
第四，要防范商业性风险与政治风险。商业性风险对于中国企业主要是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两个方面，这里就不用多说。主要谈一谈最近广泛关注的政治性风险，政治性风险主要表现这么几个方面：一是暴力风险。在苏丹和埃及发生两起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以及去年利比亚的战乱，它就是突出的表现。而且这种政治暴力风险它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同样会发生，在几年前西班牙火烧中国企业的事件，以及法国近几年几乎每年都要发生青少年全国骚乱的事件，以及去年伦敦暴乱事件等，这些暴乱发生之后，在欧洲许多国家对暴乱事件表现出来的鸵鸟心态，它都表明在未来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上面，这种暴力风险也是我们中国企业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二是征收风险。应该说直接的征收风险是比较少了，但是蚕食式征用风险在上升，这方面典型案例就是平安集团投资富通失守的风险，我认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企业在海外资产遭受最大的被征收的案件。如果不考虑通胀了因素，相当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候美国冻结中国资产的41倍，这样的一个风险它足以向中国企业敲响警钟。三是政府违约风险。违约风险有两种成因，有可能是因为东道国政府陷入危机无力支付，也有可能是因为东道国政府在中国的收入猛增，之所以违约，是期望获得更有利的条件。这种违约风险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说是尤其需要注意。再就第三国干预的风险。这里面特别突出就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第三国干预风险，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往来，受到美国和欧盟干预，不管是中国当初在苏丹的开发与伊朗的贸易往来如此，还是现在与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往来，都受到了美国和欧盟的干预，尤其是美国的干预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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