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媒介是特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着重点转到了无害的领域。它既不存在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文化工业错误地把它对大众的关心用于复制、强化他们的精神，它假设这种精神是被给予的、不可改变的。这种精神如何被改变的问题完全被置之不理。大众不是文化工业的衡量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尽管文化工业本身如果不适应大众就基本上不可能存在。
正如布莱希特和苏尔坎普(Suhrkamp)在30年前所说的，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是由它们实现价值的原则所主宰的，而不是由它们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和谐的形式所决定的。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艺术作品的自治--甚至在完全纯粹的形式中也很少起主宰作用，并且总是被一系列对效益的考虑所渗透--在一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而那些控制的人有的有明确的意志，有的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既包括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也包括那些执行命令的人。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在经济上最发达的那些国家，他们在寻求或者曾经寻求实现资本的新机会。老机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是使文化工业得以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现象的那同一种集中化过程的结果。在真实的意义上，文化过去一直没有完全使它自己适应人类;但是，它过去总是能够及时对人们生于其中的僵化关系提出抗议，并因而对他们表示尊敬。既然文化现在变得完全被这种僵化关系吸收了，并整合了，那么，人类又一次被贬低了。说到作为典型的文化工业产物的文化作品时，我们不再说它们也是商品，它们现在是彻头彻尾的商品。这一量的转化是如此之大，以致它引出了全新的现象。文化工业最终甚至不再需要直接处处追求利润--它曾经是从直接追求利润发展起来的。利润带来的这些利益已经在它的意识形态里对象化了，甚至已经使它们自身独立于售卖文化商品的冲动之外。文化工业转化成了公共关系，转化成了"善"本身的制造，而不涉及特定的商社或可销售的货物。"使之具有"是一个普遍的、未受批判的共识，广告是为世界制作的，于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件产品都变成了它自己的广告。
然而，当初作为文学转化为商品的标志的那些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仍然保存着。最根本的在于，文化工业有它自己的本体论。这一本体论是严格的保守主义的基本范畴的脚手架。举例来说，这些范畴可以从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商业性英语小说中收集。在文化工业的发展中不断由文化工业提供的新东西，仍然是永远雷同的伪装;时时处处，推陈出新的外衣套在一个骨架上，而这个骨架就像追求利润的动机本身一样自从它第一次赢得了对于文化的统治权以来就没有什么改变。
因此，"工业"这个词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标准化--例如西方的、电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东西的标准化，是指扩散技术的理性化，而不是严格地指那种生产过程。尽管在电影这一文化工业的中心部门中，生产过程等于是劳动高度分工条件下操作的技术方式，但是，机器的使用，劳动力与生产方式的分离(表现在活跃在文化工业中的艺术家与控制着文化工业的那些人之间永恒的冲突之中)，生产的各种形式，都依旧保持着。每一件产品都假装具有个别的样子，而这种个别性本身是为强化意识形态服务的，既然幻想是魔法般召唤出来的，那么，那些完全具体化和媒介化了的东西是直接现实和生活的避难所。现在，文化工业一如既往地作为对第三者的服务而存在，它保持着与资本的下倾流动过程的密切联系，保持着与它得以存在的商业的密切联系。它的意识形态首先利用了明星制度，而这一制度是从个性主义的艺术及其商业开发中挪借过来的。它的操作方法和内容越是缺少人性，文化工业就越能努力地、成功地宣传想像中的巨大人格，并能让人心跳地运作。更多地是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在结合工业的多种组织形式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技术理性实际生产的东西的意义上，它是工业的(即使什么也不生产，例如办公室工作的理性化)。与此相应，文化工业的错误投资是相当可观的，它把那些被新技术转变为陈旧落后的分支投入到危机之中，而这些危机难以向好的方面转变。
文化工业的技术概念只是在字面上与艺术作品中的技术是相同的。在后者中，技术与对象本身的内在组织有关，与它的内在逻辑有关。与此相反，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外在于它的对象。只是就文化工业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产品中的技术的充分潜力的影响而论，它依靠意识形态的支撑。它寄生在外在于艺术的、对物品进行物资生产的技术上，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也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虑。文化工业的人相学结果实质上是两方面的混合物：一方面是流线型的、照相的硬度和精度，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剩余物、多愁善感和已经理性地揭示并调整了的浪漫主义。如果采用本雅明通过灵韵(aura，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对于传统的艺术作品的看法，那么，文化工业被这一事实界定了：它并非从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另一个原则反对灵韵的原则;它更是被这一事实界定了：它保持着已经消逝成一层薄薄的雾的灵韵。文化工业由此暴露了它自己的意识形态弊端。
在指出文化工业对于它的消费者的意识的发展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不要低估它的警告，这在文化官员和社会学家之中已经变成老生常谈了。它一定要受到严肃的对待，这不是一种文化的势力。实际上，文化工业作为在当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重要的。任何人出于对它填充给人民的东西的怀疑态度而忽视它的影响，都是幼稚的。然而，关于要严肃对待它的警告包裹着一种虚假的光芒。由于它的社会角色，关于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工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困扰人的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批评家被指责以自负的深奥为挡箭牌。首先指出缓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重要性的双重意义，这将是颇有教益的。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工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工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
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急于使他们自己与这种现象妥协，渴望找到一个共同的公式，既表达他们反对它的保守态度，也表达他们对它的实力的尊重。如果不是他们已经从强压下的衰退中创造了20世纪的新神话，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容忍的气氛就会在他们之中流行。毕竟，这些知识分子还能维持，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样的袖珍小说、当红的电影、家庭电视节目成批地生产出来，并流行一时，给失恋者的建议和占星术栏目俯拾即是。然而，按照他们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无害的，甚至是民主的，因为它们是对一种需要的回应，尽管这种需要是人为地刺激出来的。例如，他们指出，它也通过传播信息、咨询和对简化行为模式的强调，带来了各种希望。当然，正如每一项社会学的研究(它们就像公众被赋予政治信息那样衡量一件事情是不是基本的)已经证实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和无关痛痒的。而且，从文化工业的产物中获得的咨询是空洞的、陈腐的乃至更糟，而行为模式则是无所谓羞耻感的循规蹈矩。
卑屈的知识分子与文化工业的关系所具有的双面的讽刺并不只限于这些。也许还可以这样认为，消费者自己的意识被撕成了两半，一半是文化工业提供给他们的预计有疗效的愉快，一半是并未特别掩饰的对它提供的希望的怀疑。"这个世界需要被欺骗"这个短语已经变得比过去曾经预计的更加真实了。正如常言所说，人民不仅为诈骗所倾倒，而且，只要它保证给他们那种最虚无缥缈的满足，他们就会渴望对他们绝不是透明的一种欺骗。由于他们完全知道它被生产出来的目的，他们为了别人另有意图地给以他们的东西，以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促使他们的眼睛视而不见，促使他们的声音表示赞成。如果不接纳它，一旦他们不再依附于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那种满足，他们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不可忍受的。
现在对文化工业最雄心勃勃的维护是赞美它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决定秩序的一个因素，称之为意识形态是一点不为过。据说，在一个无秩序的世界里，它为人类提供了进取向上的某种标准，这本身似乎就值得肯定。然而，它的维护者所想像的它所保持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恰好是被它更加彻底地摧毁的东西。彩色电影对亲切的老客栈的摧毁，比炸弹可能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电影消灭了它的意象。没有谁的祖国可以幸免于不被冲印在胶片上，这些胶片被用于赞美它，并因而把其独特的性格(这正是它成长的基础)转变成一种可以互相交换的雷同性。
可以合法地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作为苦难和矛盾的一种表达，试图紧紧抓住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东西，也不可能代表那些习以为常的、不再有束缚力的秩序范畴，文化工业利用这些遮蔽了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现实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这些范畴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实的衡量标准。如果文化工业的种种现象的社会反应就是这样完全不表现艺术，那么，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的产品借此逃避了社会责任。这样的解释从来没有改正过任何罪恶。
对秩序本身的诉求如果没有具体内容，是无用的;对规范的扩散的呼吁如果不借助那些曾经在现实中或意识面前证明过它们自己的东西，同样是无用的。关于客观上有束缚力的秩序的思想被兜售给人民，因为它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缺乏。如果它不内在地面对人类证明它自己，它就没有任何根据提出要求。然而，这恰恰是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不会卷入的情境。被强加于人类的秩序概念总是现状的概念。即使是在它们不再对那些接受它们的人具有任何实质的时候，它们也一如既往地是未加质疑的、未加分析的、未做辩证思考的。与康德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文化工业的绝对规则不再与自由有任何共同之点。它宣示于众的是：你应该循规蹈矩，即使是在未被告知任何规矩的情况下;应该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像其他任何人那样思考--这是它的无所不在的实力的反映。文化工业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循规蹈矩已经取代了自觉地思考。由它所带来的秩序绝对不符合它所宣称的那个样子，也绝对不符合人类的真正利益。然而，秩序本身并非就是好的。只有好的秩序才是好的。事实上文化工业对此是健忘的，并且只会赞美理论上的秩序。这一事实见证了它所传递的信息的无用性和非真实性。当它宣称引导着陷入困惑的人们的时候，它是在用虚假的冲突蛊惑他们，他们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冲突交换这些虚假的冲突。它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他们的冲突，其解决之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在文化工业的产品中，人类只是在他们可以不受伤害地获救的情况下才陷入麻烦，拯救他们的通常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集体的代表;然后，在空洞的和谐中，他们得以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而实际上他们在事先已经亲身经历的东西与他们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为着这个目的，文化工业已经发展出一套公式，它们现在甚至已经触及像轻音乐娱乐节目这样的非观念的领域。在这里，一个人也陷入困境，即陷入节奏上的问题，但是，随着基本节拍占上风，这些问题立刻就迎刃而解了。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工业的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文化工业的编造物既不是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毋宁说是准备起跑的命令，在起跑线后面站着的是最有威力的利益。它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如果文化工业不是由它自己的实质和逻辑来衡量，而是由它的效用、它在现实中的位置和它的露骨的自负来衡量;如果严正关注的焦点是它始终诉求的效用，那么，它的实际潜力就会是双倍的。然而，这种潜力蕴藏于对虚弱的自我的提升和开发。随着现代社会权力的集中，它的无能为力的成员被认定拥有虚弱的自我。他们的意识进一步遭受逆向发展。世上传言愤世疾俗的美国电影导演们说，他们的影片必须把11岁的智力水平考虑进去。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极其容易把成年人变得像是11岁。
确确实实，暂时还没有彻底的研究提供论证严密的材料来证明文化工业的特定产品造成了人们的心智衰退的效果。毫无疑问，靠丰富的想像设计的试验能够比相关的强大的经济利益更有成效地达到这种结果。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相信水滴石穿，特别是因为环绕着大众的文化工业的体系几乎不能容忍任何分歧，并且持续不断地针对行为操练同样的公式。只有他们的无意识的深处不信任，大众的精神构成中艺术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差异的最后一点残余物，解释了他们为什么长久以来没有把这个世界认识、接受成文化工业所建构的那个样子。即使它的信息像它们被制作出来时的本意那样是无害的，--在无数的例子中，它们显然不是无害的，如那些与当前流行的怨恨颇为一致的电影通过按照常见的偏见描写知识分子而掀起了一个反对他们的运动--但文化工业所唤起的态度也绝对不是无害的。一个占星家如果在某一天督促他的读者开车小心一点，这当然不会伤害任何人;然而，他们肯定会被麻木所害--这种麻木是由这样的公开声言所造成的：每天都有效并因而是痴人说梦的建议需要明星的赞同。
人类的依赖性和奴役状态，文化工业的尽头，不可能比一个被访谈的美国人描述得更诚实的了。他的观点是，如果人民都直截了当地追随杰出人物，当代的两难矛盾就会结束。既然文化工业激起富裕的感情，那么，这个世界恰恰是处在文化工业所倡导的秩序之中，它为人类准备的替代性满足欺骗了人们，人们甚至被排除在它用谎话编织的那种幸福之外。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之一是反启蒙，在这一效果中，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曾经指出的，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了大众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自主的、独立的个人(他们自觉地为他们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发展。然而，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为了维持它自己并求得发展，需要成熟的人。如果大众被来自上面的声音不公正地骂作大众，那么，文化工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阻止人类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力允许他们达到的解放程度的同时，使他们成为大众并进而轻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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