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主义(Le Naturalisme)是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倾向。作为创作方法，自然主义一方面排斥浪漫主义的想象、夸张、抒情等主观因素，另一方面轻视现实主义对现实生活的典型概括，而追求绝对的客观性，崇尚单纯地描摹自然，着重对现实生活的表面现象作记录式的写照，并企图以自然规律特别是生物学规律解释人和人类社会。在文学艺术上，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摹仿”作为出发点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是同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一样源远流长的。但作为一个比较自觉的、具有现代含义的文艺流派，自然主义则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法国兴起，然后波及欧洲一些国家，并影响到文化和艺术的许多部门。
一、传统认识论的消解与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随着科学史发掘的逐渐深入，人们发现传统认识论过于注重逻辑和理性，从静态的和个体的角度建构知识，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忽视知识的产生与证实过程中社会目标和社会规范对它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逐渐走向衰落。默顿描述的科学活动因未涉社会，被冠以科学知识的“黑箱理论”之名。自奎因提出自然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在库恩之后，对科学知识的解释张力引起了传统科学认识论的断裂、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危机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自然主义认识论的提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1969年，奎因在《自然主义认识论》中为摆脱认识论困境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通过将认识论自然化来拯救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思想。他指出:“认识论将继续存在，尽管是在新的背景下并且是以一种清晰的形象出现的。认识论，或与它类似的东西，属于心理学的一章，因而也是自然科学的一章。”[3]83他试图从客观事实中寻找认识论原因，并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自然主义认识论包含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包含在自然化认识论之中。”[3]83为撼动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库恩等人发起的科学哲学革命，使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随着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及其历史主义的建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库恩提出一个崭新、动态、非线性、非累积式的科学发展模式，将科学的发展描述为一个进化与革命、积累与飞跃的连续交替变化的过程。在库恩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因为评判知识的标准不同，范式也就不同。[4]既然如此，默顿的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继续成立。库恩的历史主义被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吸收，相对主义的成分又被激进地解读，爱丁堡学派代表人物巴恩斯、布鲁尔主张的强纲领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引入认知层面，象征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他们关注历史、社会及具体的心理过程等因素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独特甚至决定性作用，以自然主义及纯粹描述为特征，与科学社会学规范化和规定性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社会转向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
自笛卡尔提出“追求知识的绝对确定性的理想”以来，认识论者一直在寻求知识确定性的基础，竭力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辩护。如同其他认识论一样，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旧致力于回答“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但不再追问“主体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理，知识是一种信念，是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5]186确立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只依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信念等进行哲学或心理学的分析，社会性才是知识的本质特征。他们从经验心理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多个角度在自然科学内部说明认识的合理性问题，力图使社会认识论自然化。而自然主义在此之前完全根据内在、个体的心理过程解释认知现象的方式，忽视了认识主体的社会、文化等重要因素，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到很多批评，甚至被认为不再能用以解决当代认识论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借助相对主义认识论张扬了一种具有集体约定主义特征的、社会化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也使得自然主义从个人认识论转向社会认识论，沿着新的线索重构认识论。不可否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化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维度”，[6]曾在科学哲学研究中蔚然盛行。但与传统科学认识论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削弱自然界的齐一性和科学的体制性维护其社会认识论。对具有浓重相对主义色彩的社会化认识论来说，“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5]187这种消解了科学的规范性的自然主义，遭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反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将科学知识看作社会建构的产物对科学知识的社会研究本来是极有价值的，但如果试图以社会因素的外在建构替代科学逻辑的因果演绎、解释科学知识的合理性和客观性，则终将面临重构。
四、自然主义认识论与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转向
摆脱上述困境的重要途径是从科学理论走向科学实践。随着自然主义认识论向实践维度转向的深入，对科学实践的关注开始了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改造，并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逐渐成为研究焦点。这主要体现在拉图尔、皮克林与劳斯等人的理论上。他们对科学知识进行的实践与文化的考察，也被称为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以拉图尔为首的实验室研究者试图将科学知识置于社会学视野，将科学的认识过程纳入具体的社会语境，得出科学认识是在社会运行中展开和完成的结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又试图解决先前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蕴涵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与社会实在论间的矛盾，把对称性原则运用于对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分析，主张自然和社会是在同一个科学实践过程中相互建构出来的。受拉图尔影响，皮克林随后提出“实践冲撞”理论，进一步解构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另一代表人物劳斯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方向，把广泛的社会实践作为背景，将科学实践解构到更宽泛的文化实践中认识科学，强调实践的参与性和介入性，“只有在共同的实践领域中以所做之事作为共同参照，才能为各种评价和标准提供基础”。[7]基于地方情境的多样性与多变性，科学主体的潜质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实践维度的成功转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寻找了一条可行的出路，也预示着科学认识论正朝向后现代科学实践哲学的道路上发展。自然主义自提出之后，“由于对我们如何掌握关于世界的理论研究而放弃认识论的基础主义纲领，奎因的建议仍被广泛地误解，它并未消除科学争论的理性裁决的可能性，也不是本质上被捆绑在心理学中的行为主义学派”。[8]但我们发现，自从自然主义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上与经验主义传统决裂，并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结合在一起之后，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发展研究，从注重认识结果转向研究认识主体，从科学知识内部转向科学知识之外的文化和社会因素研究，从理论研究转向在地方情景与实践过程的重新建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紧密相连并相互促进，开拓了认识论研究的新视野。以客观方法和合理途径，对认识论进行自然化的处理，建构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现代科学知识观，并将其与科学的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推动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及自然主义认识论不断发展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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