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具体指向内容上来讲，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子他们的理想人格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情怀，并且表现出了身体力行的品质和着眼社会发展群体发展的胸襟。本文选自：《哲学研究》(月刊)创刊于1955年，是国家级哲学理论刊物。刊物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以马克思主义为科研对象的关系，积极促进关于哲学的对象、功能、方法和学科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科学反思，倡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对话中重塑中华民族文化灵魂。
一、《概论》课视域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积极会通
(一)本体论：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概论》课第一章第一节主要介绍了马克思关于本体论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就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这一命题是由世界的物质性和世界的统一性两个子命题复合而成，世界的物质性所回答的是世界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世界的统一性所回答的是世界本原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简单来说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回答了一个问题：世界在本原上有且只有一个即物质。在教学中教师可尝试从基本理论和智慧启示两大层面进行解读—：就理论层面来讲，首先，世界统一于物质。其次，物质的存在形态和根本属性是运动。再次，运动的存在形式是时间和空间。最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具有物质性。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梳理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的精神资源就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积极性的会通。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都可以拿来作比较。比如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就认为天地万物即是一气所生，元自一气也，而又天地万物无非是气，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一种极细微的流动的物质“气”构成的，气是世界的本原。这些典型的代表包括战国时期的荀子，他提出气构成万物之基，而后“形具而神生”，之后东汉王充提出了“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王充《.论衡?自然》)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范缜又在说明神形关系时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范缜《.神灭论》)，北宋张载则认为“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张载《.正蒙?太和》)这些都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朴素反映。当然这里的物质“气”只是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与马克思抽象的表征客观实在性的“物质”概念是有本质区分的。就智慧启示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相通之处更鲜明突出，甚至教师在讲课时完全可以用中国式智慧去解析“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方法论启示。世界在本原上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而后派生出了第二性的意识。既然世界是物质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人要顺应物质世界，要在物质世界面前顺从而不违逆，谦虚而不狂妄，敬畏而不玩世，这叫顺德。同时物质是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的，它的根本属性就是运动。既然物质是运动不息，人就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建功立业，开物成务，这叫健德。既然物质和运动是统一的，那么人就应顺健相资。《周易》中乾卦的本质是“健”，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本质是“顺”，“坤，顺也”(《周易?说卦传》)，即“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古代哲学表达出的这一智慧作为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方法论注解恰如其分。
(二)辩证法：中国传统的阴阳和合思想在《概论》第一章第二节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辩证法的系统理论。辩证法理论简单地讲可以用三个数字代替。两，即辩证法的两个基本特征联系和发展;三，即三大规律，这是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唯物辩证法整个过程的核心内容;五，即五对基本范畴。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是缺少西方式的辩证思维的，所以他认为中国无哲学。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包含了大量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直观地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之中，猜测到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比如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道德经?道经》)等，这就表达了矛盾双方任何一方的存在依赖于对方的存在，发展也依赖于对方的发展。而《尚书?洪范》中明确提出的“五行说”也从另一个方面表达了中国古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物种基本的物质运动变化而成，从本质的角度看，五行的关系就是相生相克关系。“相生”是指某一行对另一行有促进和助长的作用，就是矛盾的同一，“相克”是指某一就是行对另一行有阻碍和抑制的作用，就是矛盾的对立。
(三)认识论：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及经验主义的知识证明标准《原理》课第二章主要涉及到了认识论的相关内容。在涉及到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及真理检验标准等问题时，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认识论思想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掌握教材内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问题上，上自春秋战国时代下至清代民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进行了不懈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其中主要的观点有：第一，认为行是知的基础，行先于知，由行致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论语?学而》)，把“行”放在对知识的掌握之先。墨子说：“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墨子《.墨子?耕柱》)，强调言行一致者值得崇尚。荀子把“行”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荀子?儒效》)。先秦之后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他建立了“行先后知”、“行可兼知”、“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的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知行学说。第二，辩证地肯定了知对行的指导作用，知之明也，因知进行，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孙中山反对轻知怯行，强调“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指出人类的认识是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因其已知而更进于行”(孙中山《.孙文学说》)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第三，肯定经验可以作为知识证明的标准而存在，以行验知，以行证知。例如孔子曾经提出“听其言而观其行”(孔子《.论语?公冶长》)，墨子提出“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墨子?非命上》)王充认为，对于各种知识和言论，要坚持以“效验”来“订其真伪，辨其虚实”。孙中山则明确提出，认识的正确与否，不仅要通过行才能得到证明，还要对实际生活产生功用。第四，认识到知行并举，相互促进。其中，王夫之的相关论述最为明确和深刻。他在反对知行合一的基础上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受历史环境的限制，难免带有局限性，但古人提出诸多观点对于深入理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仍具有一定的有益借鉴。
(四)理想人格：圣人、至人、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理想人的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原理》教材中并没有重点强调该问题，但教材第七章也部分涉及了该内容。考虑到当前大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理想人格的内容急需向学生加以讲述。从文本角度分析，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解释人格的问题，但在其众多文章中都隐含着深邃的人学思想及理想人格理论，对人格的完美追求使其在理论中塑造了“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理想人格模型———身心的全面发展、活动和能力的全方位发展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与马克思全面发展的现实人、社会人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强调的是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模型即“圣人”理想，此外道家的“至人”理想、释家的“佛”也都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格模型，嵩山少林“三教九流图赞”碑文曾释“佛教見性，道教保命，儒教明倫，綱常是正”，应该说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中国人今天现实的人格模式。以儒家的“圣人”理想为主，中华文化一直以来强调通过“成人”、“君子”两种人格模型实现成圣之路。所谓“成人”是指现实中通过修养的提升而逐步形成的完备人格。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孔子《.论语?宪问》)也就是说“成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协调发展的人。所谓“君子”是在成人基础上人格的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它意味着更加自如的立身行事，是在道德上接近至善的理想人格。
(五)社会理想：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在上世纪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接受，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学术理想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无论是孔子还是马克思，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理想社会的建立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对哲学问题现实性的指向和反思使他们能够在哲学立场上采取相对一致的方式即从现实生活出发，采取非逻辑性的思路对现实世界及生活进行把握，进而构建出公有制的理想社会模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从总体上说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强调的是通过人们道德的提升形成的财富共有、大家共同劳动、各尽所能、互助互爱、和谐与共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相比，它并不涉及到生产技术的改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等要素，因而在依靠力量及实现途径上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
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中的积极性渗透价值
(一)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会通，是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方向和构成内容。通过在《原理》课教学中积极渗透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二)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性，增强教学的思想性和趣味性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教学效果与教学预期往往出现相悖的情况。教师在授课中如果一味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输灌，或者过分强调其意识形态性、政治性而忽略教学的学术性和趣味性，往往容易引起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弱化，不利于教学实效性的提升。相反，在教学中结合相关内容穿插学生们相对熟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极易调动学生学习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也有利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爱国主义的激发。
(三)有助于化解现实境遇中的人们精神上的撕裂感和道德上的无助感通过在教学环节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会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富有人文主义情怀的价值理念很容易能够通过《原理》课教学实现积极性的渗透。以儒释道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仁”的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和谐，“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仁爱的理念对于现时代都市人内心深处的迷茫、无助、孤独等撕裂感有很好的观念治疗作用，而“天人合一”通过对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反抗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更和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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