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现实，就如何实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和谐稳定相处，孟子从“人人皆可成尧舜”的平民立场出发，用“性善论”和“民贵君轻”等思想系统化了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了“民贵”论与“仁政”说——古代版的“执政为民”行政伦理思想，并将民本思想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相结合，探索其实现方式与途径，体现了传统行政伦理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道精神。
一、权力观:“民贵君轻”
孟子论“民贵”的经典表述方式为“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民贵”之意，理应落实到对民生的关注上在对决定国家发展情况的判断中，孟子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盂子·尽心下》)他告诫说，如果王侯只以珠玉为宝，必“殃必及身”，在治理国家中，百姓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孟子认为，“暴其民甚，则身拭国亡;不甚则国危身削，名之曰幽厉。”(《孟子·离娄上》)“汤德至矣，及禽兽”，“文王视民如伤”(《孟子·离娄上》)，“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离娄上》)，历史上有名的暴虐君主如夏莱、商封、周幽王、周厉王，因为“轻民”，最后落得逃亡或身首异处的下场;而商汤、周文王，行仁政，爱护老百姓，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灭果封而得天下。对此，孟子作了这样的总结:“某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愿勿旋而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用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为依据，说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失天下在于失民，失民则在于失民心;得天下在于得民，得民则在于得民心。关注民生、执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职，孟子在这里想要表白更深层的意旨，即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来源。
在孟子看来，莱封之所以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他们之所以失去百姓的拥护是由于丧失了民心，因此，君主必须施仁政，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得到天下。得天下之道，在于得民;得民之道，在于得民心;得民心之道，在于想民之所想，恶民之所恶，顺乎民心，聚民之欲，除民所恶。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维护政权，还是治理国家，如果不以民为本，“殃必其身”，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
二、民生观:“有恒产者有恒心”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土地就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对此，孟子指出:“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为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孟子主张给民以足够维护其生活的“恒产”。恒产就是固定的产业，当时主要指土地和园宅。也就是说，假如百姓的最低生活都无保障，他们就会为了活下去而不择手段，天下就会大乱;只有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们才有可能安居乐业，统治者也才有可能治国安邦，否则，社会将动荡不安，“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为此，孟子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制度:“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蔬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不违农时地进行耕种。切实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物质是决定意识的条件，只有具备了“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这样的物质基础，才能很好地“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使人民精神上具有坚定道德信念的“恒心”。
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产业，民众就没有了生产积极性。他肯定了人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在民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孟子进而提出了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重视保护人民的合法财产，这样才一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会归属感，激活民众积累财富的冲动，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只有逐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而才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
三、政绩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
2008年“两会”闭幕后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说:“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这显然是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思想的当刊发展。孟子认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国君要想使百姓尊爱自己，归服自己，必先爱民;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胸怀天下，关注民生。首先，孟子为统治者总结了治国的基本准则，即“得民得天下”。他说，商汤以七十里、周文王以百里而成为天下王者，是由于“以德行仁”而得民;相反，“莱封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就是说，得民是江山易手、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其次，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这里指出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最后，孟子认为得民心的关键是君主与民同忧同乐。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具体就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君主只有不断满足民众的欲望和需求，与民同忧同乐，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 孟子认为“民”为国之本，“得斯民，斯得天下矣”。唯物史观也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如果没有人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这正是孟子重民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民主精神的凝炼与升华。人民是主体，各级领导干部切不可以救世主、领航人自居，应时时刻刻牢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这也是我们的宗旨一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客观要求，事事走群众路线，处处为群众着想，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胸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心，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戴，否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能取得成功。
四、执行公共政策的伦理原则:“省刑罚，薄税敛”
在统治者治国过程中，孟子认为应该尽可能让利于民，“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上》)。在农村建设和农业生产中，制定一系列惠及农民、扶助农业生产、促进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梁惠王上》)，保证农业劳动者的劳动收人和经济利益。孟子在税收问题上主张“取于民有制”，君主和他的官员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税率和税收办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孟子就已认识到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孟子不可能提出解决这一阶级矛盾的根本途径，但是他的“取于民有制”、减轻人民负担以缓和社会矛盾的主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大的启迪意义。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多年专门下发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号文件，三令五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客观上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但仍有些地方干部置若阁闻，“三乱”现象屡禁不止，农民苦不堪言。对此，一方面，要完善农民减负政策，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建立与当前农村发展相适应的行政组织管理体制，建设科学的基层行政组织干部人事管理制度，节省基层行政费用支出，限制各行业不合理收费;另一方面，应建立一套相应的执行、监督、反馈与评价机制，设立专门机构，委派专门人员负责专项工作，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规范行政组织行为，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保证减负政策落到实处，并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坚决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特别要在“多予”上下工夫，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上富裕之路。
五、人事行政的伦理原则:“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孟子认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一个贤明的君主必会选贤举能，广纳英杰，尊敬并任用贤能之人，使出类拔萃者得到应有的职位和认可。只有这样，有识之士才会尽力为国办事，国家才会在这些贤人的治理、推动下发展，才能巩固发展国君的天下。对于如何选贤举能，孟子提出两个原则:不分贵贱亲疏，任人唯贤;倾听国人举荐，不偏听偏信。只有真正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国家才会治理有方、日益强盛安定。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启示我们必须注重领导班子特别是基层领导班子建设，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干部队伍的自身素质，促进管理民主，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组织保证。干部队伍只有能干事、肯干事、会干事、干实事，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方能保证党和国家惠民政策的具体落实。比如，这些年，政府对新农村投人的不断加大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多种原因，对于农村基层干部的监督却是相对地空白。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干部不能上情下达，造成群众的信息不对称，必然会有政府的惠民政策打折扣的情况，更有甚者，造成社会矛盾。很明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各级政府不涉密的工作事务和信息应进行公开，建立良好的通道和监督机制，让老百姓知情、监督，促进管理民主是必需的。
六、行政伦理的执政原则:“仁民而爱物”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争战使得人口减少，给社会生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孟子亲眼目睹了环境破坏的景象:“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孽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灌灌也。”(《孟子·告子上》)齐国都城临淄南郊的牛山，原本草木茂盛，却因为是大城市的郊区，很多人(居民、士兵、外来人口因为各种需要)用斧子去砍伐，环境因此而被破坏。“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爱民而爱物是关心人民的生活需要，是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人类对环境的无休止破坏必然给自身带来恶运，“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从人民“食”、“用”的实际需要出发，主张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还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保护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那种一味地强调发展经济，而忽视环境保护，甚至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我们生存的家园就会遭到破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即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生产，孟子行政伦理思想探微不竭泽而渔，不滥砍滥伐就能保护生态了。在今天，孟子所倡导的生态保护思想只是最起码的要求，由此深发出去，还要大力植树造林、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等，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孟子的民本思想根本上是为了加强君主统治服务的，正如李铁映在《论民主》中所言:“民本思想的理想政治是统治者成为‘民之父母’，从而使君民关系由统治与被统治政治关系变为父慈子孝的伦理关系。”舍去孟子的民本思想中具有乌托邦色彩等局限性的一面，细察孟子以民本思想为中心的行政伦理思想的诸多内容，反映了孟子重视人民，反对暴政的进步思想，看到了社会矛盾是不可忽视的，分析了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这些进步思想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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