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教化动机与城市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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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俗化”，赵树理自己也这样总结过。然而在解析“赵树理方向”的创作动机时，许多评论者认为，赵树理文学创作具有启蒙主义倾向，以此来肯定赵树理的价值，甚至以此来抵消赵树理作品的过于通俗的弱点。

那么，“启蒙动机说”是否适合赵树理呢?为什么赵树理在延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非常受欢迎，而在建国初期以至到1950年代后期，他就遭到了质疑和批判?1980年代虽重提“赵树理方向”，但在1990年代，赵树理为什么又遭到了众多的不屑和贬低?

在笔者看来，赵树理的写作动机不是启蒙，而是教化。赵树理的被批判，与国家政权的教化重心的转移有关。而赵树理的被贬低则与中国“大众”的城市化转向有关。

一、是“启蒙”还是“教化”

启蒙，就是开启蒙昧、促人成长，在中国本属教育活动。然而，随着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的涌人，启蒙的含义又增加了新的义项。呼应着西方的启蒙运动，中国思想界也在酝酿一场中国的启蒙大潮。这时的启蒙，就有了变革时代精神的内涵。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力的积贫积弱以及国民的萎靡怠惰等现实，引发了部分先觉者的思考，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场震荡国魂的运动。在中国，这场运动叫做新文化运动。

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救亡，二是启蒙。最初的启蒙是为了救亡，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后来，救亡的主题又压倒了启蒙，启蒙话语受到了排挤和打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结果是产生新文学。“新文学”从一个短语变为一个词汇，是凝聚了五四以来几代作家、学者的巨大心血的。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在众多作品中有着显著的体现，其代表作家当属鲁迅。然而当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主题时，革命文学就兴盛起来。而这时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启蒙，而是教化。

由启蒙文学而教化文学的过程是：从1917到1937这20年间，启蒙思潮和实践具有“宽松”的时代环境。在政局动荡、群龙无首的时代，思想空间的话语权力自然就落在了学者和作家的肩上。他们也就有了站在高处为大众指点迷津的启蒙者的身份。1937年后，在新兴的延安苏区，学者、作家们的身份就遭受了一种尴尬——原来的启蒙者转而变为被启蒙者。何以至此呢?显然，思想领域的话语权被新政权所掌控了或者说收回了。赵树理虽然曾经历过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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