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考古学家还先后在浙江河姆渡、河南郑州二里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野生桃的核，说明桃是我国野生果树资源开发利用中较早的一个植物种类，经过我们祖先在漫长而辛勤的采集活动中发现，并在长期的选择和培育中成为果形艳丽、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佳果，从而在我国民间的神话故事和诗词中被称为“仙桃”。
我国野果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
野果植物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利用是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创造美好的社会生活条件为前提的(戴宝合P2-3)。我们的祖先在创造自己悠久历史文化过程中，也积累了野果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宝贵经验。远在公元前10世纪前后，我国著名的诗歌集《诗经》中就记载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有卉其实”，“园有桃，其实之淆”。
成书于公元1204年的蒙古民族的第一部书面著作《蒙古秘史》中记录了8种野生可食植物，经哈斯巴根(1996)运用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经济植物学和民族植物学等进行综合研究得出其中两种为“山荆子”和“稠李”。其中，“山荆子”在《蒙古秘史》中称为“斡里尔孙”，《二十一卷本辞典》对该字的解释为：“树上结的果实之名称，比山楂小，果红色，味酸”，《五体清文鉴》中也有对这种野果的记录。“稠李”在《蒙古秘史》中称为“抹亦勒孙”，《二十一卷本辞典》对该字的解释为：“果名，结于树上，黑色，似葡萄，味涩”。蒙古族人口的绝大多数分布于广阔的荒漠区，以传统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蒙古族人民长期以来在荒漠区利用植物资源维持生计，很好地适应了荒漠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广泛存在着人与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蒙古族牧民与荒漠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野生植物在成为他们传统畜牧业赖以维持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野果的采集和食用成为蒙古族牧民直接利用植物的方式之一。据调查显示，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阿拉善盟牧民长期采食包括沙拐枣、地梢瓜、沙枣、白麻等8种野生水果(苏亚拉图，1999)，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部的科尔沁地区牧民则长期采食包括山楂、山荆子、稠李等15种野生水果(哈斯巴根，1995)。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食用野果的传统习惯。其中，最为原始的基诺族仍旧以轮休农业即刀耕火种为生。他们除在轮耕地栽植少数几种作物外，其菜肴绝大部分采自周围的林地、山野，据调查显示，基诺族拥有传统食用植物179种，其中野菜类86种、野生水果类37种、栽培植物54种(王洁如和龙春林，1995)。
我国古代对植物资源的研究在一些古书中记述较多，但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事业的发展，近代植物学和化学从19世纪中叶传入我国后，我国生物科学工作者对植物资源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许多有关野生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政策，1958年4月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后，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掀起了“入山探宝取宝”的高潮，开展了普查野生植物资源的群众运动。中国科学院和商业部为了进一步贯彻国务院指示，于1959年2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开展野生植物普查和编写经济植物志的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转发各省组织有关大专院校，轻工和生产部门的专业人员，与当地群众一起，开展了全面、深入地植物普查和成分分析工作。编写出版了《中国经济植物志》、《中国造纸植物原料志》、《中国油脂植物手册》、《东北资源植物手册》等(戴宝合，1993)。对于野果植物资源，虽然没有系统的编写成册，但也基本摸清了全国各省各地区的野生果树资源种类和分布，并就其药用价值、生态价值作了有效分析，为科学的开发利用它们奠定了基础。
刘孟军等(1998，中国的野生果树种质资源)调查结果显示，截止1994年底，我国已发现并报道的野生果树共计73科、173属、1076种及81个亚种、变种和变型;唐开学(2003)等调查发现云南省拥有野生果树资源74科、145属、486种及62变种;樊卫国(2002)等调查发现贵州省拥有野生果树资源23科、47属、225种以上;周劲松(2003)调查发现青海省拥有野生果树资源14科、28属、99种，其中蔷薇科47个种，占总数的47%;何飞(2004)等调查发现四川省拥有野生果树37科、72属、825种(含变种、变型和亚种)，垂直分布范围在海拔400m～4500m之间，主要集中分布于盆周山地。
由于野生果树资源主要分布于山区及荒漠地区，故我国的野生植物专家大多以地域为单位进行研究。如周繇(2004)历经3年对吉林省长白山区的野生果树资源进行了系统调查，得出长白山野生果树共有23科、37属、97种的结论。其中乔木8科、12属、33种;灌木11科、17属、48种;木质藤本3科、3属、5种;多年生草本3科、3属、3种;一二年生草本3科、4属、7种;草质藤本1科、1属、1种。王晓鹏(2001)对安徽省滁州市皇甫山地野果植物资源调查发现皇甫山自然保护区拥有野果资源14科、60余种。曹秀芹和宋维春(2004)调查发现江苏省云台山区拥有野生果树资源15科、26属、38种。刘海莹和吴秀霞(1999)对地跨冀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两个地貌单元的森林——草原交错地带塞罕坝地区进行调查发现该地区拥有野生果类植物32种，分隶于8科。其中，干果类6种，肉质果类18种，浆质果类8种。白岗栓(2003)等调查发现陕西渭北高原沟壑区有野生果树113种，隶属25科48属，其中蔷薇科有47种。刘世彪(2002)等调查了地处湘鄂渝黔四省边区的武陵山地区的野生果树种质资源，记录到该地区野生果树48科、109属、342种(变种、变型)，其中16种为武陵山地区特有的野生果树。含15种以上的科有蔷薇科、壳斗科、猕猴桃科、芳香科、桑科5个科，为该地区野生果树的优势科。孟庆杰和王光全(2004)调查发现沂蒙山区野生果树共有l57种，分属33个科，现已开发利用和正在进行栽培实验的有14科，49个种。张福平(2003)等调查发现粤东地区拥有野生水果植物57科、101属、205种(含变种)，分别占全国野生果树73科、173属、1157种(变种)的78.1%、58.4%、17.7%，含15种以上的科有蔷薇科、壳斗科、芸香科和桑科。刘永英(2001)等调查发现河南云台山拥有野果植物66种，隶属于17科。羊海军(2003)等调查发现天山野果林拥有野生果树40种。三峡库区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据作者调查显示，该地区野生果树资源多达37科70属232种(包括2亚种、23变种和4变型)(苏武斌，2005)。
此外，由于不同的野果植物利用价值不同，研究人员针对不同的野果植物也作了一些专门的调查研究。以火棘为例：蔡金腾和丁筑红(1995)对贵州红子(即火棘)资源及其优良单株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得出贵州省内共有红子4种类型，分布在海拔250～2500m间，并初步筛选出8个优良单株;黄祖良等(2004)系统分析和测定了桂西全缘火棘果实特性和主要营养物质含量;侯建军等(2003)为湖北恩施州野生植物火棘的资源开发研究提供依据，对产于恩施州富硒地区和非富硒地区火棘果实主要营养成分的含量和部分酶活性进行了测试;此外，侯建军等(2002)还针对近几年火棘的资源、分类、形态解剖、生理特征、实用性、营养成分、化学成分、药理及保健作用、产品开发研制等方面的进展进行了系统地综述;而梁漱芳等(2003)则针对火棘黄酮类化合物的提取方法进行了专门研究。
此外，刘宁和李正芬(2004)从果实品质、药用开发、园林观赏定向培育目标出发，对贵州省野生植物矮杨梅(Myrica nana Cheval)种质资源进行研究，为园林树种的选择和种质资源鉴定技术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础资料;李保印(2002)等对河南省蔷薇科野生种质资源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对其中几种极具开发利用价值的重要类型的营养成分、经济意义进行了论述和评价，提出了开发利用野生果树资源的建议;欧茂华(2004)调查并报道了几种重要木通科野生果树资源的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和主要经济性状，并对其资源利用作了简要评价;袁媛等(2004)针对云南省木通科野生果树资源的特征、分布及开发利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开发利用建议;王建书等(2001)从冀南太行山区的野生植物资源中筛选出19种野生保健饮料食品植物，详细报道了其中9种重要资源植物的形态特点、利用价值和保健功能，并对野生保健饮料食品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徐秀梅和陈广宏(2000)将多种野果归入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的资源植物中，并对沙棘、山楂等野果资源的药用功能和利用方式作了简要介绍;张耀甲等(2001)对太统—崆峒山自然保护区野生资源植物进行调查研究后也提出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建议;尤其是大兴安岭林区，充分发掘万顷林海的资源物种，开发出多种野生保健食品，其中利用野果生产的食品北奇神金野果饮料，呼玛果酒——都柿酒等均已批量投放市场，并以其纯天然、无污染的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和喜爱。
总的来说，我国野果植物资源调查研究面广而不深入，这对于野生果树的综合开发利用及保护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野生果树的开发利用现状
我国野生果树的开发利用正向着更多的树种、更广的地域、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迈进，部分第三代果树(如猕猴桃、山楂等)早已进入寻常百姓人家，成为大众消费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刺梨、沙棘、醋栗、余甘子等也已开始进入品种化、栽培化和综合开发的阶段。尽管如此，我国野生果树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落后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刘孟军，1998)：
资源底码欠清，性状评价严重滞后 以往的资源调查大多偏重于栽培果树，野生果树通常只涉及到种或变种，有关其种群生产能力、分布式样及种下变异等与其自身生产紧密相关项目的详细调查至今仍很薄弱。在性状调查方面，过去多侧重于与作栽培果树砧木有关的抗性、矮化、嫁接亲和性等方面，而对其开花结果习性、早实性、丰产性、贮藏加工特性等缺乏足够的重视，从而严重影响到野生果树自身开发利用和栽培化的进程。
综合利用程度低，资源浪费现象严重 从整体上看，我国已规模开发的野生果树种类尚不足10%，而其综合开发率仅有1%左右。在大量资源年复一年闲置浪费的同时，还存在另一种人为的资源浪费，即由于野生果树资源归属不清，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法规，致使一些市场需求量大，经济价值高的野生果树出现“抢收”、“抢青”现象，造成产量、质量和效益的巨大损失。
重开发轻保护，资源破坏严重 除了沙漠化和发展工农业造成的野生果树资源减少外，一些企业和个人为了现得利益，常采取砍枝、砍树，菏泽而渔的掠夺式采收和开发方式。
生境条件恶劣，生产效率低下 由于长时期的实生繁殖和自然变异，野生果树个体间良莠不齐现象非常突出，加之生境条件恶劣、无人管护、杂草杂木丛生，导致野果的产量和质量低而不稳，商品率和经济效益普遍较低。而这种现状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管护和开发利用野果的积极性。
科研落后于生产 我国野生果树的研究工作一直集中于分类、植物化学、生物学特性等基础理论方面，而对与产业化紧密相关的丰产栽培和深加工等实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则非常薄弱，远不能适应当前野生果树商品化和产业化开发的需要。
国际上野果植物资源的研究及开发利用现状
植物资源的研究工作，各国都非常重视，都把野生植物资源看作是提高现在栽培植物的种质库，多数国家都设置了种质资源研究机构，并颁布了保护植物种质资源的法规或条例，出版了世界性野生植物研究刊物。国际上对于野生可食植物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欧、亚洲、非洲及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苏联报道了许多野生小浆果类资源的综合利用情况，特别是对沙棘(Hippophae rhamnoides L.)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的资料较为丰富;S K Tukan(1998)等研究表明，大量野生可食植物分布约旦各地并通过多种方式被广泛食用，并详细调查了56种野生可食植物的具体食用方式和保护利用方式;Ana H Ladio 和Mariana Lozada(2000)研究南美巴塔哥尼亚西北的马普切地区可食植物时认为印第安人具有利用野生食物资源的良好传统;J R S Tabuti(2004)等调查研究了乌干达布兰墨其奇地区野生可食植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发现野生可食植物占了所食用植物类食品中的32.8%，主要用作休闲食品、食品短缺时的必要补充和正常饮食补充; Getachew Addis(2005)等专门花了8个月时间针对埃塞俄比亚野生可食植物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发现研究埃塞俄比亚野生可食植物的安全性和营养成分已迫在眉睫，他们也认为通过实验选择合适的野生可食植物作为正常饮食的补充或解决食物匮乏时期的食品问题是可行的。在这些国家的各项研究中，并没有具体区分出专门的野果植物，但野生可食植物包含野果及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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