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陶寺文化进行了很多研究，有学者认为该文化属于早期夏族文化，也有学者认为该文化与唐尧有关或属于唐尧文化，虽然该文化的族属问题至今还无定论，但它的绝对年代属于龙山时代，即文献所说的五帝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龙山时代正是我国早期王权形成的关键时期，本文拟以陶寺遗址为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中国早期王权的形成做一简要论述。
一、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所反映的社会分化
陶寺文化是近年来我国考古的重要发现，以山西陶寺遗址而得名，是我国龙山时代的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主要分布在山西南部的临汾盆地一带。目前在这一地区共发现陶寺文化遗址75处，其中以陶寺遗址最具有代表性。
从地层叠压关系上看，陶寺遗址叠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之上，可见陶寺文化的相对年代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根据碳十四年代数据分析和树轮校正，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从陶寺遗址的文化内涵上来看，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大大的提高。陶寺遗存表明，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多，如石铲、骨铲、石刀、陶刀和骨刀等，其中出土有大量穿孔石刀，这种石刀使用更为方便。同时，在一些灰坑壁上发现了双齿木耒的痕迹，说明当时已有木耒这类农具，只是木质工具早已腐朽，所以未曾发现这一实物。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储藏粮食的窖穴，发现了大量碳化粮食颗粒，还发现了一件木器，呈仓形，可能是对当时已有粮仓的反映。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遗址内发现了猪、牛、狗、羊等遗骨，还发现有陶塑鸡，表明鸡也已为人们所饲养。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猪骨，说明猪的饲养数量是最多的。
手工业也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制陶、制玉、木器制作等。
陶寺遗址的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但有一部分陶色呈黄褐色，此外还有少数泥质磨光黑陶和黑衣陶。器类主要有釡灶、鼎、甑、斝、罐、壶、扁壶、盆、鬲、甗、簋、豆、杯、钵、瓮、缸等，其中釡灶、斝、鬲、圈足罐和扁壶等是陶寺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器物。
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极少数石器为打制或琢制。器形主要有铲、斧、锛、磬、钺、磨盘、磨棒、瑗、琮、刀、镞、以及一部分曲尺形石器和石纺轮。同时出了一部分玉器，主要有琮、瑗、梳、钺等。
骨器主要有铲、镞、锥、针、笄、刀和凿等，其中骨镞数量最多。同时还发现少量的角器和蚌器。
木器均已腐朽，只存木质痕迹。根据痕迹仔细辨认，器形主要有鼍鼓、案、豆、俎、杯、觚、斗等。这些器物表面大多有红、白、黄、绿、黑等彩绘图案，纹样有几何形纹、云纹和条带纹等。
在陶寺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件铜铃，平顶，横截面为菱形，顶部有一圆孔，铜铃表面有清晰的麻布纹痕迹，经化验，该铜铃为红铜。这一发现表明当时的冶铜业和纺织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从上述可知，陶寺遗址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王权形成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分化，并且使社会组织突破了氏族的界限，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共同体。而社会分层现象在墓葬中表现的最明显。
陶寺遗址共发现墓葬1300多座，最初根据墓葬形制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后来有学者根据随葬品的组合情况，将陶寺墓葬分为三型七种，其中大型墓9座，约占墓葬总数的1.3%弱，这些墓的墓圹较大，长3米左右，宽22.75米，深0.72.1米，有的深达3.5米以上。皆使用木棺，棺内撒有朱砂，有非常丰富的随葬品，包括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还有成套的彩绘陶、木礼器和猪下颌骨等。其中出土的鼍鼓、石磬和彩绘蟠龙纹彩陶是王室权威的象征性礼器，证明墓主人的地位非比寻常。
与那些规格高、随葬品丰富的大墓不同，该遗址还发现了1000多座小型墓葬，约占墓葬总数的90%。这类墓墓圹狭小，大多没有木质葬具，有的仅用草编织物殓尸，除少数墓葬有极少的随葬品外，大多数墓葬内无随葬品。
从以上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和种类的差别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阶级与阶层已经出现，大墓中出土的鼍鼓和石磬在安阳殷墟王陵中也曾被发现，同时根据传世青铜器铭文和古文献的记载都一再证明鼍鼓和石磬是象征王室权威的重要礼器，从而说明这些出土有鼍鼓和石磬的大墓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寻常。如在大型墓M3072中出土了一个彩绘陶盘，盘心中绘有一条呈盘曲状的龙，头在外，尾在内，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龙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更是后来皇权的象征，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该墓墓主人拥有了初步的王权。而那些小型墓的墓主人则处于社会的低层，属被压迫被奴役阶层。
二、战争在王权形成中的作用
《吕氏春秋荡兵》载：“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随着战争的出现和频繁，王权不断得到强化和巩固，也就是说，战争是王权形成的催化剂。“剥林木以战”反映了原始时代的战争，由于当时生产力的地下，人类还没有发明铜、铁之类的金属兵器，只能使用木质兵器，当时的战争只是由于氏族部落间的血亲复仇。因为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军事领袖，不过当时的军事领袖只是在战争期间被赋予最高军事统帅权，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依然是部落中的普通成员，并没有任何特权。但是到龙山时代以后，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始共产制下的血亲复仇战争变质为掠夺土地和财富的战争，从而为军事领袖获取财富与权力提供了便利，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随着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出现了不平等的联合，迫使部落纳贡打开了剥削和奴役他人的前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出现，从而导致了“长犹不足治之”的形势，使军事领袖演变为“君”。
在陶寺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反映战争存在的遗迹和遗物，表明战争与王权的密切关系。在陶寺居住区发现少量小型墓和一些灰坑，埋葬有一些非正常死亡的尸骨。如在陶寺文化晚期的HG8内堆积第一层内发现了31个人骨堆积，可分5层。头骨为多，分布杂乱，多数有砍切痕迹。年龄大多是青年，还有一个儿童和一个老人。这些人属于非正常死亡者，从头骨上的砍切痕迹来看，他们是被人杀死后埋葬在灰沟内的，这些人很可能是战争中的俘虏。在2003年发掘的一座晚期墓葬M24中，人骨保存比较完好，仰身直肢，无随葬品。但墓主第10节胸椎处横嵌一段石镞的锋尖，石镞的尾端见于墓主人的左肋部，墓主人显然是死于箭伤。
在陶寺大型墓中出土了一部分石钺和玉钺，刃部大多很钝，无使用痕迹，由此可见它并不属于使用工具，而是属于仪仗类的礼器。有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斧钺曾经是军事民主制时期军事首领的权杖，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物，可见这些墓主人是经常领兵作战的，拥有军事统帅权。此外，在陶寺遗址还出土有大量的石镞，如M3015出土有111件石镞，表明该墓主人生前可能是经常参加战争的军事领袖或战士。大量石镞的发现也表明了当时战争的频繁。
在陶寺遗址还发现有大、中、小三座城址遗迹，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居住房址、水井、窖穴、陶窑等遗迹，根据其布局和规模推断，已初步具有“都邑”的性质。我国城的出现最初是出于军事防御的目的，与早期原始聚落外的环濠相比，高大的城墙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外敌的入侵，这不仅反映了龙山时代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更是当时战争已经频繁发生的有力证明。而修筑如此规模的城址，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和组织力，是不可能完成的。
三、王权与神权的统一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无法正确理解，认为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这一切，从而对这种力量产生了畏惧和崇拜，产生了原始宗教。从此宗教信仰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个氏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祭祀仪式。到了龙山时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战争的频繁，社会组织进一步扩大为部落联盟，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上层统治者就必须将祭祀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国语楚语》中记载有观射父解释上古时期颛顼实施“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这正好说明了巫术由人人拥有向由统治者独占的转变，而这一转变使统治者的地位更具有神圣性，从而巩固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在陶寺大墓中发现的玉琮和玉璧，是用于祭祀天地的礼器，如《周礼大宗伯》说：“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同时还发现有鼍鼓、特磬等也是用于祭祀，《礼记》称其为“致其敬于鬼神”礼器。这些器物多与石钺共出于大墓中，可见墓主人不但拥有最高军事权，也拥有最高的祭祀权，已经具有王和最高祭司双重身份。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龙山时代的一处文化遗存，陶寺遗址已经表现出很明显的社会分化，阶级对立已经产生，达到了进入国家门槛的前夜。作为经济基础的农业和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从而为王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王权从一开始就不是通过和平的途径形成的，它是依靠战争和暴力从原始的军事领导权蜕变而来的，依靠对外的掠夺和对内的剥削来不断地巩固和强化自身。同时，王权的产生又进一步刺激了统治者的欲望，从而使战争更加频繁和激烈，即战争与王权是关系紧密，相辅相成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频繁，社会的组织规模也不断地扩大，最高统治者也需要进一步统一人们的思想，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于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垄断了最高的祭祀权，从而使自己手中的王权神圣化，在精神上彻底控制了他所统治下的成员。这一切，使早期的王权开始逐步向成熟发展，从而为以后的宗法制王权和中央集权制皇权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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