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中越双方旅游合作的深入开展，两国旅游部门越来越注重在旅游开发中挖掘共通的文化底蕴，对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横向整合，将相通的旅游产品以文化共同体的形式向游客推出。中越双方以文庙科举文化作为契机，从科研、教育、文化、旅游各方面加强了交流和联系。
关键词：河内文庙,进士碑,文化价值,旅游开发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中国史书称越南为交趾、交州、安南，2000多年来，中越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往来十分频繁，中越两国文化相互交融、互相借鉴，文化交流渗透源远流长。
越南河内文庙作为中国儒学文化在越南传播的见证，是越南李朝圣宗皇帝(1054—1072)下令于1070年在升龙城(即今越南河内—笔者注)南面修建，依照“圣人面南而治”(圣人朝向南方而统治)的观念呈南北朝向，总面积为54331平方米。李圣宗在此“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祭京。皇太子临学焉。”[1] 即李圣宗将自己的儿子李乾德(后来的李仁宗---笔者注)送到文庙来读书。文庙在1076年扩建国子监，成为越南培养选拔人才的国学院。越南开始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之后，将登科的士子姓名籍贯镌刻在石碑上“以传不朽”，现在在河内文庙内仍保留有82块进士题名碑刻，记录了1442到1779年近300年间越南通过科举考试中举的共1304名进士的姓名和籍贯，这些珍贵的碑刻作为研究越南古代科举制度和国学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文对其中一些碑刻内容进行解析，以寻求中越两国在儒学文化和价值体系上的关联和共通点。
一、 碑刻相关背景及内容简介
越南的科举历史开始于1075年李仁宗时期，以明经博学开科取士，举行三级考试。1232年陈朝开科选取太学生：分为第一甲、第二甲和第三甲;1247年开始将第一甲设定了三级，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1347年实行殿试设定进士;1396年开始在各地举行乡试取举人，并规定每隔7年考一次，前一年考乡试，第二年在京城举行会试。会试始于此。胡朝依照陈朝的规例举行科举考试，三年开科取士一次。黎朝是越南科举考试发展的鼎盛时期。1434年黎泰宗下诏规定3年一次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分为四场，分别考经义，制、诏、表，诗赋和文书。乡试一般在比较宽阔的江岸边和收割后的稻田里举行，考场四周封闭，中间竖立起一些茅草屋用以做监考。乡试的取中者称为乡贡。通过皇帝殿试后取中者为进士，为褒扬贤才，越南从黎朝开始立进士题名碑，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大宝三年(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当年诏文“命制文题名竖碑。进士碑记自此始”。 [2]
文庙分为入道区、成达区、进士碑林区、大成殿和太学区，位于进士碑林区的天光井两边是82块进士碑刻(81块立于黎朝，1块立于莫朝)，每边41块，每块高约1.5-2米不等。由于年代久远，碑刻的位置没有按时间顺序或者朝代、大小排列，而是杂乱竖立在一起。进士碑都是用越南清化省东山县安石山的一种青石雕刻而成，用石龟驮负。每块碑刻记录了科举考试中中举者的姓名和籍贯，因此雕刻的大小、艺术装饰都不尽相同，但是碑刻的体例相同。碑身呈日字型，上面刻有碑记，碑记从上往下，从左至右，大致记录了开科考试的年代，开科原因，监考官员的职务和姓名以及主管内容，之后是从高至低中举者的姓名和籍贯。碑记显示了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撰写碑文者、修改碑文者的姓名和职务，以及立碑时间。碑座是石龟，将碑刻立于龟背上，象征永久长存，意在褒扬贤才，以此激励民众努力学习钻研。
二、 进士题名碑刻透露出的历史信息
(一)越南科举考试举行的时间
根据现存于河内文庙的进士碑题记的科考时间，可以发现越南科举考试为每三年一次，第一年举行乡试，多数在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与中国举行乡试(也称为秋闱、秋试、秋榜)的时间吻合。乡试的取中者称为乡贡，可以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会试多组织在丑、辰、未、戍年举行，因此在河内文庙的碑刻中多出现“乙未科、壬辰科、丙戍科”等与中国会试时间相同的碑记。在《大越史记全书》中亦有记载，黎朝绍平元年(明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八月，皇帝诏令：“定为试场科目，起以绍平五年各道乡试，六年会试都省堂。自此以后，三年一大比，率以为常。”[3]由此得知，越南黎朝的科举考试举行的时间与中国明清时期的考试时间基本一致。
(二)科举考试的场数和考试内容
黎朝壬申科进士碑中写有：“四场取合格黎贵惇等六名越月”，其文表明越南的会试共四场，有别于中国科考的三场。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载：第一场考“四书”义、“五经”义，各限200、300字以上;第二场考诏诰表、内科、判语;第三场考策问五道。越南黎朝科举考试在内容上除了考“四书”义、经义、诏、表、策问之外，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考文书。所以越南中举者的诗文赋造能力都比较突出，如壬申科榜眼黎贵惇就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据考查他撰有《黎朝通史》、《见闻小录》、《抚边杂录》、《芸臺类语》等九种历史著作，有《易经肤说》、《春秋略说》、《金刚经注》、《阴骘文注》等12种古籍的校释注释之作，此外还编有涉及佛教、道教、兵家、医术各领域的十种子部典籍。[4] 越南历代封建帝王对科考内容做了部分的增删，但是对诗文词赋的要求是不变的。
(三)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的功名名称
越南的乡试中式者称为举人，会试中式者称为贡士，殿试中式者称进士。黎朝壬申科进士碑中记录了中举者的功名：“赐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一名，赐第二甲进士出身一名，赐第三甲同进士出身”。以此得知越南科举考试中的进士分三甲，第一甲名为“进士及第”，有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之分;第二甲为“进士出身”，也称为“皇甲”;第三甲为“同进士出身”，即进士。根据现存碑刻资料发现，科考中存在只有三人中举(1592年和1667年)的情况，也有62人同时中举(1478年)的情况，但并不是每场考试每个级别都有人考中，在长达900年的越南科举考试历史中，一共只有46人中状元。[5]
(四)对参加科举考试者的出身限定
进士碑上刻有中举者的姓名和籍贯，从中我们发现参加会试的资格为府、州、县学生员之考试及格者。黎朝壬申科进士题名记有文：“黎贵惇 延河县延河社儒生中式，严武蹬 青兰县同崖社生徒，谢廷瑍 青威县大定社监生，阮春晖 梁才县归东社知府”，这表明参加会试者当时的身份分别为“生徒、儒生、监生、知府”，除此以外，其他碑刻中还列举有“知县、训导、教授、寺丞”等各种身份职位的士人参加考试。由于不拘一格降人才，每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从450人(1442年)到6000人(1640年)不等。[6]黎朝光顺三年(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四月规定：每年八月应试者在各地报名，填写“通身角色，并供出府县社，年齿及治经、祖父脚名，不许诈冒。”同时规定“不孝、不睦、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岁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倡优之家，并逆党伪官、有恶名者，其本身及子孙并不得应试。”[7]即禁止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有：歌妓之家、朝廷罪臣，或者家庭成员有刁讹、乱伦、奸诈行为的，以及戴孝者。越南科举考试对参考人员的身份也有“保结”手续，黎朝将保结人定为考生所在地的“社长”。黎朝景统四年(1501年)史载：乡试时，“各处社长端保本社士人，除秀林生徒外，某军色民人，果是两家弟子，有行检学问，能属问，备四场者，亦许端保。”如果社长保结不实，经府县州官吏查出，须送问治罪。
(五) 越南古代科举考试中监试官职情况
在黎朝景兴十三年(1752年)壬申科进士题名记中记载的会试官员有：都督佥事荥郡公邓廷著、提调入侍陪从副都御史宝嶺侯陈名宁、权知贡举陪翰林院承旨道派伯杨公澍，碑文撰写者为刑部左侍郎知翰林院事播泽侯汝廷瓒，润色者为少傅五差户部尚书兼东阁校书乔郡公阮公泰。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参与到黎朝壬申科进士考试的官员职务有佥事、提调、权知贡举、刑部左侍郎、少傅五差户部尚书兼东阁校书。《大越史记全书》中记载，越南黎朝乡试、会试设监临、提调、监试、考试、同考试、印卷、收掌试卷、受卷、弥封、眷录、对读、巡绰、供给等官员。只有在殿试中，改考试官为读卷官。中国的读卷官由内阁官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正官、詹事府、翰林院堂上官担任;提调官由礼部尚书、侍郎担任;监试由监察御史二人担任;受卷、弥封、掌卷都由翰林、春坊、司经局、光禄寺、鸿胪寺、尚宝司、六科及制敕房官担任。[8]从科考监试官员的职位和官员的配置上，显示出越南科举考试与中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官员的设置基本相同。
(六)越南科举考试中登科人才的任用
在黎朝景兴十三年壬申科(1752年)进士题名记中记载的副都御史宝嶺侯陈名宁为1731年永庆三年(雍正九年)辛亥科第二甲进士出身，通过1754年甲戍科和1757年丁丑科进士题名碑考证，陈名宁在这两场科举考试中都是监试官员，以碑记内容来看当时的职位是丁部左侍郎宝嶺侯。另一位监试官员权知贡举道派伯杨公澍，与陈名宁一起为1731年永庆三年(雍正九年)辛亥科第三甲进士出身。还有刑部左侍郎播泽侯汝廷瓒，为1736年永佑二年(乾隆元年)丙辰科中举进士，为第三甲同进士出身。在中国的科举考试中，“进士第一甲例取三名，释褐日即授翰林编撰、编修等官，储之馆阁，以备台辅，其重无以加矣。”[9]二甲、三甲进士没有考入翰林院者一般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泰昌、国子博士以及府推官、知州、知县等。[10]陈名宁杨公澍和汝廷瓒这三人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之后，在其后的科举考试中成为了监试官员，体现了越南朝廷对中举士人的重用，也应证了越南科举考试制度受中国考试模式的深刻影响。
除了中举士人能进入翰林院成为后期科举考试的监试官员以外，中举者通过自身才干得到朝廷的任用，官至尚书、丞相的不在少数。例如在黎朝壬申科考试中及第的进士第一甲第一名黎贵惇的升迁道路即是明证。黎贵惇是延河县延河乡(今为越南太平省兴河县)人，1752年中举为榜眼，1753年被授翰林院侍书，后任侍讲。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1769年由颖城伯晋封为侯。在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碑上记载，当时黎贵惇在当期科考中任监试，职位为左侍郎，署都御史。1775年升任陪讼(副宰相)、副都御史，于1784年3月升为工部尚书。黎贵惇逝世后，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谥号为颖郡公。
(七) 进士碑刻题名在扬善祛恶方面的作用
在1752年黎朝景兴十三年壬申科进士题名碑中有：“殿试赐黎贵惇等及第出身有差中命书石以传不朽”，“赐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一名一名 黎贵惇 延河县延河社儒生中式”的字句。碑文显示黎贵惇(1726-1784)参加1752年的科举考试并取为榜眼，1753年黎贵惇被黎显宗任用为翰林院侍书，后任副都御史、工部尚书，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学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为越南的史书撰写和文学创作做出过重大贡献。在越南的封建历史上，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成为文化名人的还有许多，例如在大保三年壬戌科中状元的阮直，青威县贝溪社人(现在是河内市青威县三兴乡贝溪村)，后来成为翰林院承旨兼国子监祭酒，在1445年出使中国，并参加了明朝科举考试，被录为状元，被誉为“两国状元”。[11]同科进士吴士连，章德县祝山社人(现在是河内市彰美县)，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光顺四年癸未科状元梁世荣，天本县高香村人(现在是南定省雾本县连宝乡高方村)，是著名的数学家，著有《大成算法》;以及洪德九年戊戌科皇甲(即第二甲进士----笔者注)阮俨(河静省宜春县前田乡人)，是一位对越南教育和文庙建设有巨大贡献的人;1775年进士吴时壬(河内市青池人)，是一位外交奇才，他在对清廷的栋多战役中名垂青史。越南封建王朝通过立碑刻名褒扬贤才，鼓励文人志士报效国家，在大保三年(1442年)壬戌科进士碑有文：“人才是国家的元气，元气盛则国家强，元气弱则国家败，因此没有哪个皇帝不把培养教育人才作为首当其冲的任务。”碑文中记录了历代中举者的姓名，也展现了越南封建皇帝对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重视，通过刻碑立名让贤能志士美名远播，供后人敬仰祭拜。
除了表彰贤才，立碑的目的还在于扬善祛恶。1478年洪德九年戊戌科碑文记载：“如果考取功名只为求温饱….只会贪婪而不去考虑国家，人们会说：这个人奸诈、狡猾，将个人私利凌驾于国家之上，损公肥私、欺良压善、结党营私。因此碑刻立得越久越让此人臭名远扬。立碑的深远含义也在于此，难道只是为了美名远播吗?”或者还有“立碑可以促使善良的人得以激励，使恶人得以警诫，用事实告诫后人，这对于治理国家难道只起到一点作用吗?”(根据1680年进士碑记整理---笔者注)
(八) 碑刻体现的越南古代雕刻艺术风格
进士碑也向我们展示了各个时代的艺术风格、观念特征，以及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和作用。82块进士碑有不同的雕刻风格，大致可以根据三个阶段分为三类：
第一类：立于1484年(洪德15年)到1536年(大正七年)的进士碑。这类的石龟呈现圆形、光滑平整，花纹精细，碑头呈半月形;碑头和碑身四周雕刻有花纹。碑头上的装饰纹以月云或太阳为主，碑身四周雕刻有云纹和花纹。
第二类：立于1653年盛德元年的进士碑最有特色。石龟呈方形有棱角，线条简单明了，缩脖，头微斜或横着，嘴宽微微弯曲，无牙，四脚张开。碑头呈半月状隆起，装饰花纹以“双龙绕月”为主题。龙身肥硕，与烟云缠绕一起，雕刻力度大。从中可看出，知识分子和儒学家的地位是明确清晰的，在国家管理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龙不再只代表皇家特权，而且体现了当时儒士们的权利。
第三类：立于1717年永盛三年到1780年景兴四十一年的进士碑。除了碑头上有“双龙映月”的图案，有些还有“凤凰拜月”的图形，呈现出两只硕大的凤凰张开翅膀围绕着月亮。碑身的图案发展到后期更多样更丰富一些，表现了儒士阶层豪放丰富的生活，体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12]
三、 越南科举考试制度对构建越南文化体系的作用
越南从1075年到1919年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经过李朝、陈朝、胡朝和黎朝等历代皇帝的推崇，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选拔人才的教育体系，考取功名成为越南古代文人的终生追求，这也促使中国儒学文化在越南得以广泛和深远的传播。
(一)科举考试推动文赋诗歌成为越南的主流国学风潮
由于越南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兼考文书诗赋能力，因此逐渐在越南文学史中形成重诗文创作的导向，凡是中举的进士无不在诗词文赋上颇有建树。陈朝皇帝陈太宗就工于诗赋，著有《太宗御集》、《箕裘集》、《贻后录》等。而黎朝黎圣宗(1442—1497)则被看做是15世纪下半叶越南最有名的诗人[13]，正所谓“山清水碧之处无不有圣宗的诗文”[14]，他精通汉诗音律，著有《琼苑九歌》、《明良锦绣诗集》、《珠玑胜赏诗集》等。随着诗赋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加强，儒士们研修汉文诗赋，促进了以汉诗为主要内容的汉文学的成熟。在越南历史上有名的儒学志士还有许多：朱文安(1292—1370)是陈朝的著名诗人，著有《四书说约》、《七斩疏》、《樵隐诗集》等诗集;黎朝的开国元勋阮廌(1380—1442)是汉语和喃字文学兼工的文学大家，著有《抑斋诗集》、《军中词命》、《国音诗集》等汉文著作;另有莫朝阮秉谦(1491—1585)，是16世纪汉、国语诗成就卓著的名家，著有《白云庵诗集》、《白云国语诗集》等;18世纪，阮攸依照中国传统诗赋体系创造的六八体长篇叙事诗《金云翘传》，就是越南喃字文学的顶峰之作。进入19世纪越南遭受法国殖民统治，文字被强制转换为拉丁语国语字，但是汉文诗赋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科举考试制度确立了儒学在越南的重要文化地位
公元前206年龙川县令赵佗趁中原混战在番禹(即今广州---笔者注)和越南北部地区建立南越国，中原文化开始浸染交趾地区(即今越南红河平原----笔者注)。到公元968年越南独立之前的1000多年间，越南的郡县官吏均由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派遣，他们大力推广汉学，尊崇儒学思想，为越南接受儒学文化打下了基础。越南的历代皇帝都通晓儒学，从小习得汉语字，并擅长做汉文诗词。越南的子弟，八岁读孝经忠经，十二岁读《论孟》、《大学》、《中庸》，十五岁以上读诗书易礼、《春秋》及子史，适龄即参加乡试会试，都希望通过科举考试一鸣惊人。1075年李仁宗在全国设立科举考试制度，设翰林院教授翰林学子，士子们想要获取功名官衔就要努力研读儒学书籍。陈朝(1227年)举行“三教”(儒、道、释)考试，进一步确立了儒学思想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至1396年胡季犛改革科举制度，将科举考试分为乡试、礼部试、会试三个级别，并在科试中增加了书算考试，显示了儒学对越南文化的影响。后黎朝极力推崇儒学，兴办儒学教育，完善以儒学为内容的科举取士制度。1472年，黎圣宗颁《申定会试法》，规定科考内容为：第一场，《四书》八题，《五经》每经三题;第二场，诏制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题;第四场，策问一道。黎圣宗时期，越南的科举考试逐步完善，儒学思潮蓬勃发展，逐步在越南思想文化上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至阮朝时期，各地修文庙祭孔子，明命帝阮福皎(1820-1840)亲临文庙向孔子顶礼膜拜，一国之君如此崇拜孔子，儒学地位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越南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熟读儒学典籍、考取功名一直是文人志士们追求的目标，也促使越南形成以儒学文化为国学的主流文化思潮。
(三)科举考试制度对越南文臣武治管理体系的影响
从秦始皇设立象郡到公元968年越南封建王朝独立，在这1000多年的北属时期，儒学思想得以在越南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至越南李朝时期，封建帝王愈发注意到儒家思想中的“礼法刑政”对于加强自身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大力宣扬儒学的“大一统思想”，这都促使越南的封建帝王开始注重儒学教育，并选择精通儒教思想的文臣来管理国家，而采用科举考试选拔符合的人才就是最佳的方式。陈朝“佛儒并重”，但是儒教中的“三纲五常”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们思想上的管辖，因此也十分注重科举取士，并从1232年开始划分三甲。胡朝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改革：乡试中者免徭役;礼部试中者充选补;会试中者充太学生。这从侧面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影响，推动了文人志士投身科举考试中以求功名。越南历史上的名人阮廌考取1400年的太学生，为黎朝开国皇帝黎利(1428—1433)献上《平吴大诰》，提出抗敌救国的良策，为黎利运筹帷幄抗击了外来侵略，阮廌被黎太祖封为“冠服侯”，官居宰相。科举考试发展到后黎朝进入鼎盛时期，越南史学家潘辉注评论曰：“历朝科举之盛，迨于洪德(黎圣宗年号)至矣。其取士之广，选人之公，尤非后世所及。”[15]黎圣宗(1460—1497)重视以科举来选拔官吏，其在位38年，共开科12次，取进士501人，状元9名。其中有光顺四年状元梁世荣、光顺七年进士杜润(为“骚坛会”*副元帅---笔者注)、洪德九年进士阮俨，皆为后黎朝的封建统治和国学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些文人志士推动后黎朝进入越南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
四、 越南河内文庙进士碑刻的文化旅游价值和开发策略
(一) 越南河内文庙进士碑刻的文化旅游资源价值和地位
越南河内文庙拥有国子监、奎文阁及82块进士题名碑刻，蕴含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旅游价值，作为越南文化体系的象徵，是越南本国人民崇尚儒学文化的重要旅游景点，也是外国游客到访越南的必游之处。据越通社报道，越南河内文庙国子监的游客数量从30万人次/年提高到超过150万人次/年。[16]随着对河内文庙旅游开发保护工作的重视，越南政府于2001年在议会通过了专门针对文化资源保护的《文化遗产法》，并于2012年5月10日和9月27日分两次批准国家特等级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全国共有34处)，其中越南文庙国子监建筑艺术及历史遗迹区位列首位。[17] 对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带来了旅游客源的增长，据《越南经济时报》报道，2013年越南接待国际旅客约757万人次，同比增长10.6%，而中国游客到访越南达到190万人次，增长33.5%，占接待入境游客总数的25%。[18]同时，越南访华人数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已超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旅华客源市场，2013年越南到访中国的游客达到136.53万人次。[19] 2014年1月22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发和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副部长胡英俊会谈后表示，双方应充分利用中越文化相通的优势，加强旅游合作关系，深入挖掘旅游产品，打造新型旅游路线。
2013年12月13日，越南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阮文黄率团到访中国孔子学院，就“儒家文化传承”这一主题与中国的儒学专家进行了座谈。[20]随着中国孔庙与河内文庙的科研沟通和旅游合作更加紧密，以文庙为核心的文化旅游产品成为两国旅游合作的重点项目，文庙科举文化旅游资源将成为中越开展跨境文化旅游的重要桥梁和渠道。
(二)越南文庙进士碑刻的旅游开发方案和策略
科举文化是越南儒学思想和文化价值观的外在体现，越南在开展国际旅游合作时，可以从以下方面提升越南科举文化价值在旅游开发中的利用。
第一，对越南河内文庙科举文化旅游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与中国孔庙儒学进行跨境旅游合作开发，提升河内文庙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知名度，将其打造为越南文化旅游核心景点以及越南北部文化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提升河内文庙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完善周边交通环境，增加旅游景点的可进入性，为游客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第三，合理地对现存碑刻资料进行保护和修缮，完善旅游辅助设施设备，增加无线解说器材和多语种图册资料，为到访的国际游客创造了解碑刻内容的途径和渠道，帮助游客深入体会越南的文化构成和发展历程。第四，在文庙配备通晓儒学内涵的外语优秀导游员，让到访的游客能够通过导游员的直接口述，了解越南文庙碑刻的内容和文化价值，形成无障碍游览语境。第五，通过让游客扮演古代的文人士子参加会试的方式，为游客创造参与式的旅游环境，让游客亲身体验古代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和心情，为游客了解越南科举文化内涵创造渠道，提升旅游体验和感受。第六，开发和设计一些带有孔儒文化的旅游产品，在宣传文庙碑刻文化的同时，能够满足游客为自己和亲人朋友祈福的愿望，带回旅游纪念品也能加深游客的旅游体会，扩大文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七，在孔子诞辰日(9月28日)在河内文庙举行祭孔典礼，与中国孔庙一起开展围绕科举文化和勤奋进取为核心内容的旅游节庆活动，帮助游客了解儒学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加深对越南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了解。
通过图文资料、影像素材、导游介绍和亲身体验旅游等全方位旅游参与模式，让游客对中越两国的儒学文化产生联想和对比，延伸出内在的文化认同感和亲切感，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和认知，扩大文庙碑刻旅游的影响力，充分展现越南河内文庙的科举文化旅游价值，将其打造为越南北部文化旅游圈的核心组成部分，成为东西方游客了解东南亚儒学文化圈的中心基点。
五、 结语
越南经历了9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直到1919年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全世界最晚结束科举考试的国家。树立在越南河内文庙的进士题名碑作为科举考试的见证，成为研究越南科举史的重要资料。通过考证进士题名碑记载的相关信息，我们得知科举考试制度对越南国学文化的确立、文臣贤能的选拔、国家管理体系的维护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取士是越南封建王朝统治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制度，也再次说明现存的82块进士题名碑蕴涵着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化内涵，这对我们了解越南的封建历史、国学文化、价值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合理开发越南河内文庙进士碑刻的文化旅游资源，建立国际旅游环境和渠道，这对完善河内文化旅游活动的内容和项目，提升越南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层次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2] [3]《大越史全书·本纪·李纪》
[4]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98
[5] Ngô Đức Thọ,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82 bia tiến sĩ[M].Hà Nội:Công ty CP in & Truyền thông Nam Thanh,2007:99(吴德寿. 国子监文庙和82块进士碑[M].河内：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7:99)
[6]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67(阮文秀.国子监文庙和孔子名言[M].河内：劳动士兵出版社,2008:67)
[7] 《大越史纪全书》[M].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印行本
[8] 《续文献通考》卷46《选举考˙举士》4
[9] 明代陆楫.《蒹葭堂杂钞》
[10]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95
[11] 潘辉注(越).《历朝宪章类志》
[12]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67(阮文秀.国子监文庙和孔子名言[M].河内：劳动士兵出版社,2008:71-73)
[13]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59
[14] 陈重金(越).《越南通史》
[15] 潘辉注(越).《历朝宪章类志 卷二六》
[16] 越河.文庙-国子监----越南文化教育的精华所在. 越南政府网.
http://thanglong.chinhphu.vn/Home/Van-Mieu--Quoc-Tu-Giam-bieu-tuong-truong-ton-tinh-hoa-van-hoa-giao-duc-Viet-Nam/20132/7042.vgp.[EB/OL]2013-02-25.
[17] 2012年越南列入特等级文化遗产名录. 越南旅游网. http://www.zylyzx.com/news/news_xw.php?id=441 [EB/OL]2012-12-31
[18]白水.2013年越南接待国际旅客约757万中国游客最多.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travel/txt/2013-12/25/content_31000264.htm[EB/OL]2013-12-25
[19] 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公布的《2013年1-12月来华旅游入境人数》统计得出
[20] 宋振中. 越南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来孔子研究院访问. 孔子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大越史全书·本纪·李纪》
[2] 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越南历史[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 蒙文通.越史丛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越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于在照.越南文学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6] 谭志词.中越语言文化关系[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
[7] 黄明光.明代科举制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8]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9]《新京报》主编.科举百年[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6.
[10]梅李广.越南全景[M].越南：世界出版社,2004.
[11] Nguyễn Văn Tú.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danh ngôn Khổng Tử[M].Hà Nội: nhà in Bộ Lao động, Thương binh Xã hội, 2008.(阮文秀.国子监文庙和孔子名言[M].河内：劳动士兵出版社,2008.)
[12] Đặng Kim Ngọc. 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M].Hà Nội:Công ty Công nghệ và Lạc Hồng,2012.(邓金玉.国子监文庙[M].河内：骆鸿工艺出版社,2012.)
[13] Ngô Đức Thọ,Văn Miếu Quốc Tử Giám và 82 bia tiến sĩ[M].Hà Nội:Công ty CP in & Truyền thông Nam Thanh,2007.(吴德寿. 国子监文庙和82块进士碑[M].河内：南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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