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
一、可怖的丑———艺术审美教育的反面?
有人拒绝观看影片,谴责电影消费苦难。任何一个卖座的电影都像是消费时代的必然产物,审美审丑都带着“消费”的痕迹。以艺术的教育功能而言,它走向了审美教育的反面———审丑。“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思想上受到启迪,实践上找到榜样,认识上得到提高,在潜移默化中,其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而正确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1]审美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功能,是否意味着“审丑”必将走向艺术教育的反面?电影《一九四二》的审丑是哪一种“丑”?难民惨遭日军轰炸,一片血肉模糊;栓柱为了花枝孩子的玩具风铃,被残忍暴力的日本军官刺穿喉咙;全片灰暗的压抑色调,都被赤裸裸地撂出来、招大伙儿来看。电影分级制的缺漏确实引起了不小的争端———历史的血腥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在电影中,冯小刚更多地是暴露丑恶。他曾说,《一九四二》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面他的脸很丑,不好看,但是最起码它能让他“知丑”,总比糊里糊涂地臭美好。拍完《一九四二》,他也不会再有盲目的民族自豪感,在向历史学习的过程中,他学会了“知耻”。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冯小刚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在面对饥荒的时候,国人的猥琐、自私都呈现了出来。这种批判跟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犹太人的批判有着相似之处。在那部影片中,犹太人即使是遭遇死亡,也依旧不忘记贪财的本性。《一九四二》出现在今天的银幕上,是以冯小刚为代表的电影人想要呈现的一种“可怖的丑”,或许类似康德所说的“崇高(壮美)”,人难以创造,也难以承受。艺术作品的创作没有绝对的“审美”目标,电影艺术教育功能的实现没有绝对的“审美”路径。好比教育有“鼓励式教育”,也有“棍棒式教育”,艺术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的效果更为抽象和复杂,它总是依赖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对于人心的说服力。“丑”与“美”的教育效果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相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深刻程度与感受力的差异。对于观众而言,看电影就是一件纯粹感性的事情,所有的理性思考都是人强加上去的,获得享受本就是看电影唯一公认的诉求。借用电影最后的一句旁白:“这么糟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你还写,图个啥?”对啊,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乃至“一九四二”,一一被搬上银屏,引起街头巷尾的热议,非要记住这么“糟心”的历史图个啥?有时候我们说某种罪恶,比如大规模的屠杀、种族灭绝的罪,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九四二”,是不可忘却、不可挽回、不可救赎的。换句话说,这些罪行虽已成过去,但又是过不去的,虽已成往事,却不能忘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受害者都已经逝去,没办法接受罪人的忏悔。而且就算有在世的幸存者,又怎能代表死者接受忏悔呢?又怎能代表死者原谅凶手?这样的重罪或许有被遗忘的一天,却永远得不到宽恕。电影人图心安,观众可以忆苦思甜,最重要的是永远记住我们都是幸存者的后代,活着就要对世间多保留一份怜悯之心。这是幸存者的精神枷锁,也是后来者的精神解药。
二、精神解药———艺术教育的终极诉求
“西方发达国家后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空虚,找不到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人们被分工所束缚,被物欲所淹没,人的创造性精神遭到泯灭,从而丧失了人的本质,孤独、荒诞、颓废、悲观弥漫于精神领域。”[1]岂止是西方发达社会的人们才有这样的精神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们也生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中啊!“普遍脆弱”是民族劣根性走向极端的表现之一,在我们强悍的江湖气表面下,俨然一颗颗冰冷易碎的玻璃心。如,美国大学生通常会在毕业前选择休学一年,或游山历水,或去非洲做义工,体验理想的人生,独自去发现真实的美与丑。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家庭观念让中国的大学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害怕浪费与别人竞争的时间,错过宝贵的机会,会输在起跑线上,并逐渐臣服于社会、家庭和传统的既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这是生存,而非生活,会被不断闯出来的恐惧、腐败和死亡的威胁反复折磨,无力探究真相、价值和美。整个民族都需要精神解药,怎样的艺术作品才能成为寄托、归宿呢?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具有留存下来的品质和必要,能够解答我们心中的精神谜题,给我们以勇气来抵抗民族性的集体恐惧和自卑。艺术教育的功能是对艺术品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意义在于培养你的智慧,一种无限的包容力,允许你自由地想象,没有恐惧,没有公式,然后你发现什么才是真实的、正确的事物。”《一九四二》在试图敲打的是我们麻木的神经———恐怖的大饥荒已经过去,幸存的民族是否已经扛起反思的勇气?令人遗憾的是,电影中的苦难还是变成了人眼中的一种轻薄消费。
电影公映后,剧中台词“20年后又是条好汉”被很多人调侃———“为什么不拍1962?”《一九四二》作为一部要卖票房的公映电影,它尽其所能地掀开了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作为灾难片,它的艺术教育功能已经最大化了,“1962”这样的数字它承受不起。要借用片中李培基的一句话:“政府不救灾,你们就长吁短叹,政府现在救灾了,你们又在这里吵起来打起来。”导演已经尽力还原了,故事正是因为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才会显得真实。一部电影不可能彻底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民族精神素质的提高,人文精神的高扬”的伟大任务。《一九四二》是与流行文化逆行的一次尝试,它的公映已经是一次电影对意识形态的胜利以及对民族性反思的胜利。想要影视作品实现其教化功能是一个需要时间、潜移默化的过程。好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预示性,或许是世间的事情总在轮回吧,因为人总是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完善。如果仅仅技术进步,人的力量没有升华,那么同样的事情会不断相似地重演。《一九四二》需要时间慢慢证明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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