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普及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风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3]这一乡村建设思潮在全国的影响颇为深远,与之相一致的是,民国时期福建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与全国基本同步进行。
本文选自《中国农业信息》杂志(月刊)由农业部主管，中国农学会农业信息分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共同主办，是我国目前全方位登载国内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信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期刊，旨在沟通农业信息，预测市场动向，服务科教兴农，指导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为福建农业生产实践服务
(一)种植栽培方面《协大农报》上刊载的作物栽培方面的文章包括了水稻、小麦、番茄、马铃薯、茶树、柑橘、荔枝等多种类型,涉及育种、杂交、嫁接、病虫害防治等诸多方面。如第1卷第2期林成耀的《水稻杂交技术新法》一文推介了当时最新的水稻杂交育种技术———由美国水稻育种家约当(N.E.Jodon)氏发明的“温汤去势法”。文章详细介绍了温汤去势法的发明根据、使用方法(包括操作工具、控制温度、工作时间、操作步骤、授粉时间等)和使用效果。该文作者认为温汤去势法可以完全消除剪颖去势的各种弊病,而且用具及方法都十分简便,可在田间进行,不必盆栽及温室等烦费之处理及设备,很适合在我国水稻种植方面大力实行。[9]张先大在第3卷第1期的《番茄枝接初步试验》中详细介绍了番茄的形状及价值。通过将番茄与蕃椒、马铃薯、鸡冠花、茄子嫁接试验,发现了以番茄枝嫁接于茄子上,不但能抗青枯病,而且能增加耐寒性;还能有效地利用不能栽培番茄却适合茄子生长的土壤。番茄接枝于茄子之上,可得硕大鲜红的果实,还可扩大栽培面积。[10]第3卷第2期陈肖柏的《草菇栽培谈》认为,草菇栽培容易,风味鲜美,成本低廉,获利丰厚。而福建省气候也适宜栽培草菇,可在农村推广种植。作者在文中从草菇的形态、生育状况、栽培方法、调制加工、留种这7个方面详加描述,对生产者具有实际指导作用。[11]还有诸如第1卷第4期蔡惠智的《普通农家可行之育种法》、第11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李家慎《荔枝高压繁殖之新法》、第2卷第4期徐绍华的《甘蓝采种方法之研究》、第3卷第4期张东溪《肥料三要素试验及轮栽》、第4卷第1期陈时中译的《各种肥料对于热带及亚热带茶树成长之功用》、第2卷第2期罗清泽的《稻热病害防除之要领》、第9卷第1-2期合刊赵修复和陈庆诚的《福建两种小麦害虫及其天敌》、第3卷第2期林文训的《荔枝蛀虫生活史及其防除法之初步研究》、第11卷第3-4期合刊吴志强和李来荣的《粉剂防治米象之初步报告》等文章也对种植栽培做了多方向多角度的论述。
(二)加工管理方面《协大农报》还注重农业生产中涉及的贮藏加工、土壤改良、生产管理等方面前后期工作的文章:第2卷第1期朱雄的《柑桔采收贮藏包装的几种方法》认为,柑橘的腐烂,大部分是由果皮表面的伤痕,逐渐衍进,所以要减少这种腐烂,应当在果实的采收贮藏包装盒运输上特别注意。文章对这些环节都详细的分步骤注明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并配以示意图,使得读者更加直观。[12]而在第3卷第1期的《柑桔类之加工与利用》一文中,陈肖柏认为福建市国内是出产柑橘的重要地区,以往只重生产,不重加工利用,导致供求不能相应,盈亏未得调剂,暴敛天物。要改变这种情况,就要对柑橘类的加工利用进行改进。文章从柑橘汁的制备、保鲜;金桔的罐藏;糖金桔的调制方法;柑橘类果皮的利用等方面对福建省所产各类柑橘的加工利用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推广。[13]第3卷第2期宋瞻骥的《米谷仓库之设计》则对战时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米谷仓库的设计进行详细的论述。从设计前的准备、基地的选择、设计的要求、仓库构造、建筑材料、附属建筑、建筑设备及经营的费用预算等方面按操作步骤一一写明,并举例详细演算,使读者一目了然各不同存量的米谷仓库设计的方式方法,具有可操作性。[14]第7卷第1期张天福的《九一八揉茶机之构造与用法》一文,作者认为,我国茶叶欲谋复兴,需要从产制运销各方面同时着手。就茶叶制造方面,尤其以揉捻的工艺不卫生与不合理,一直为国外人士所诟病。文章详细介绍了作者设计的简便手摇揉茶机———“九一八揉茶机”的构造和用法。该机经济耐用,简单便利,不但可以改变用脚揉捻的不卫生状况,又可以使茶叶卷紧,既美观又不至于流失茶汁,提高了茶叶品质,增加了销售价格,同时还能节省人力。[15]另外还有第4卷第1期宋瞻骥的《米谷仓库之构造及贮藏方法》、第8卷第1-2期合刊陈维和黄维垣的《酸度与稻谷贮藏品质之关系》、第4卷第4期林振骥的《施用石灰与土壤改良》、第5卷第2期林振骥和黄恬静的《肥料盐与水稻土壤之初步研究》、第11卷第1-2期合刊和第12卷第1-2期合刊河为廉的《改良福建土壤几种豆科作物的初步研究(I)(II)(III)》、第2卷第1期陈时中《李卤咸制造法》、第2卷第4期沈孝容《枇杷装罐试验》、第3卷第3期陈振铎的《福安社口茶园土壤之机械与化学分析(附:倾斜地茶园设计法与土壤管理法)》、第8卷第3-4期合刊翁绍耳的《代替法在农场管理上之应用》等等。
(三)森林畜牧方面《协大农报》登稿还包括了森林畜牧等农副业方面:第2卷第2期杨赐福的《简易造林涉及须知》强调了植树并非造林。整个造林工作涉及林地风土、树种选择、造林方法、林苗定植、后期管理等方面。文章从福建省造林须注意的树种、植树时期、造林地点、保护抚育、获益时间这几个问题详加论述。[16]第6卷第3-4期合刊林世泽的《植物蛋白质比率对于菜鸭生长之影响》一文认为饲料对于鸭有维持身体各部需要、促进生长、供给蛋的生产、长肥四个功用。文章通过对邵武当地就地取材且价格低廉的饲料进行试验,得到了对饲养鸭子有效又经济的饲料组合和成分(从经济和生长速率考虑15%蛋白质比率最优,),以方便农户选择。并用试验数据说明剥壳的小鸭比自然脱壳的小鸭死亡率高得多的事实劝诫农户。[17]还有第11卷第3-4期合刊李来荣等的《福建几种重要林木之天然繁殖》、第2卷第1期詹英贤的《邵武木本植物初步调查》、第9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等的《山松天然繁殖之观察》、第3卷第1期詹英贤的《武夷山林木种类之观察》、第1卷第1期林青的《邵武畜牧概况及其改进建议》、第3卷第1期江福堂的《邵武牛会之调查》等文章也是对此方面的论述。
(四)为所在地农业生产服务方面协大原在福州办学,后因抗战迁往邵武,抗战胜利后复校福州。协大农学院的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研究学校驻地附近农学的。相应地在《协大农报》上也体现了为当地农业生产服务的特点。在邵武办学期间,就对邵武以及周边地区的农业种植、养殖、土壤、加工、经济、管理等有深入地研究:第1卷第1期林成耀的《邵武稻产情形及改进意见》认为邵武市闽北产稻的重要地区,每年出自给外还供应福州一带。尤其是抗战以来,更显重要。因此协大迁移到邵武之后,对其水稻生产情况更加重视。文章通过对邵武的调查和考察,概述了其稻产情形并提出改进意见。先介绍了邵武气候、人口、田地、农产品等农业概况,然后水稻的面积和产量、栽培状况、肥料、品种、运销情况通过调查数据一一分析,最后提出改进闽北稻产的意见———派员宣传冬耕;提倡绿肥及堆肥的施用;设立闽北水稻试验场等。[18]在第1卷第4期《邵武租佃问题的研究》一文中,陈秀夔认为租佃问题是解决邵武农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考察了全县土地分配概况、作物面积分配概况、地权分配问题、田租缴纳问题、租佃契约等问题之后,作者提出解决邵武租佃问题的建议———扩张农贷与发展农村各型合作社组织,使农民渐次脱离高利贷剥削;由政府或农业金融机关贷与低利垦荒资本,使佃农直接脱离地主压迫,增加农村社会自耕农数目;由政府权力维持与提高自耕农在农田社会的地位;严厉取缔农村高利贷的而活动。[19]还有第2卷第1期徐绍华的《闽北之产梨》、第1卷第1期林青的《邵武畜牧概况及其改进建议》、第1卷第3期吴俊英的《邵武水稻害虫之调查》、第3卷第4期陈振铎的《邵武城区(第一区昭阳镇)土壤调查报告》、第3卷第1期冯国森的《邵武茶业现状及改进意见》、第4卷第2期余松烈的《邵武红茶制造初步试验》、第1卷第4期林成耀和陈时中的《邵武小麦播种期试验初步报告》、第2卷第4期翁绍耳的《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等文章。在协大回迁福州期间,《协大农报》对周边农业的相关研究也很详细,从土壤结构到作物栽培,从林木繁殖到果实收藏等都有涉及,如第10卷第3-4期合刊河为廉、李家慎和张利锬《福州蔬菜栽培之时间表》一文,根据多年种植国内外素材蔬菜品种的经验,结合福州当地的气温、雨量等气候信息,详细列表从扦插繁殖、播种最适当时期、可播种时期这几个方面说明了芋头、葱、洋葱、蒜头、竹笋、荸荠、甘蓝、油菜等数十种蔬菜在福州的栽培时间表。并根据生物气候法则,给出闽西、南、北各地的播种时间计算方法,具有相当的实践指导作用。[20]第12卷第1-2期合刊《福州养蜂植物之研究》一文的作者龚一飞和杨孙鎏为明了福州蜂业现状与发展希望,自1947-1950年间利用假期调查采集,发现福州养蜂植物共有141种,最主要的为芸苔、柑桔、荔枝、龙眼、橄榄、油茶、八叶五加等。福州南台岛主要养蜂植物的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各区间运转近便,为春夏蜂群繁殖采蜜之良所。夏末至冬,蜜粉源缺乏,宜行转地饲养。而南台岛养蜂场有集中凤岗乡的趋势,为避免过分集中,新蜂场宜另觅新址,如蜜源丰富且蜂群稀少的福州西南各地果区。文章还对福州五种主要蜂蜜进行分析,发现其还元糖含量在71.766-77.112%,色香味俱佳,提倡其外销。同时该文还详细绘图标注了南台岛蜜粉源的分布范围。[21]第10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周祖英的《平潭风力冲刷土壤之初步研究与应采取控制值方法》则是分析了平潭土壤冲刷严重的原因并提出控制之法。针对土粒或沙粒因风力移动,可采用粗化表面土壤;放置障碍物;增加地面上未腐烂的有机物质这三种方法,其中种植树木最有效。针对水力冲刷,最佳方法是种植植物,除保持原有沙丘上生长的植物外,尤其要广种胡枝子、车轴草、苦绿豆、鸡眼草、铁扫帚等易于实行又花费不多的植物。[22]第9卷第3-4期合刊李家慎和李来荣德《福州鼓山附近土壤最高容水量与凋萎系数之测定》、第10卷第1-2期合刊李来荣和李家慎的《福州鼓山附近四种土壤之物理性质》、第10卷第3-4期合刊河为廉和胡锡光的《福州魁岐马铃薯栽培报告》、第11卷第3-4期吴志强和李来荣德《福州鼓山油茶种子含油量之测定》、第3卷第3期陈时中译的《福州花茶》、第7卷第2期杨孙鎏的《福州柑橘贮藏试验报告》等文章也反映了这方面内容。协大农学院创办了自己的试验场,将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直接为农户提供种子和农产品。《协大农报》在这方面积极宣传,为用户提供及时的信息,比如:第3卷第3期《农学院消息数则》[23]中就公告大家,协大农学院与当年的七月一日成立农产品贩卖部。又如,在《协大农报》各期的广告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农学院为农户提供的各类果蔬的种子和成品罐头等信息。
扶植培养了一批农学科研骨干人才
期刊与作者的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作者是期刊稿件的来源,没有作者的支持,刊物便无法延续;期刊是作者创作的园地,没有期刊,作者的研究便是闭门造车,无法得到学界的交流与实践的检验。《协大农报》最初创办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将协大农学院的相关研究成果推介出来,以便传播推广农学院的研究成果。在其十余年的办刊过程中,为众多作者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交流平台,从而扶植、培育了不少杰出的农学人才,其中尤其集中于农学科的植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等方面。李来荣、林成耀、张天福、赵修复等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李来荣(1908-1992),福建南安人,园艺学家。1946年4月回国后被协大聘为教授。1946年9月起历任协大园艺系主任、农学院院长等职。[24]对于《协大农报》来说,李来荣既是编者,又是作者。1946年回国任教于协大农学院之后,即以其丰富的学术素养进入了《协大农报》编委会,并积极为《协大农报》撰写高质量的稿件。李来荣在土壤研究、果树栽培方面建树颇多。反过来,《协大农报》也为李来荣的研究提供了充分展示的平台。他在协大期间共在《协大农报》上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28篇,其中第一作者的有18篇。这些在《协大农报》上发表的文章,奠定了李来荣在国内农学界的地位。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回国后深入实地的科研情况,为他日后在土壤研究和果树栽培方面成为国家级的专家奠定了基础。他的这些以及以后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南方果树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东南亚各国农作物生产、果树栽培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林成耀(1909-),福建福州人,生物学家。曾任协大农艺系主任。林成耀从创刊开始到第4卷都是《协大农报》的编委,为《协大农报》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同时他也是《协大农报》的一位积极的作者,共发表了9篇科研成果,在《协大农报》上发表的文章奠定了林成耀日后在发育生物学、遗传学等农学方面学术成果(专着《福建种植木棉问题》、《摩尔根学派遗传学概要》)和学术实践(与丁汉波教授一起带头创建了发育生物学研究室、遗传学教研室及衰老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张天福(1910-),福建福州人。1929-1930年在协大学习。1932-1935年协大助教。1934年6月,张天福获协大资助,东渡日本,并转道台湾实地考察茶业。1942—1946年任协大副教授。张天福在协大任教期间,于1941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手推揉茶机———“九一八”揉茶机,结束了中国茶农用脚揉茶的历史,极大地提高了制茶功效和茶叶质量。后又改进研制出“五三式”、“五四式”揉茶机,分别适用于红茶区、绿茶区、乌龙茶区;又设计推广了绿茶三锅连续杀青机,大大减轻了制茶工艺中的揉茶和杀青劳动强度。[25]他将这一科研成果用论文的形式在《协大农报》上给予了推广,在第6卷第3-4期合刊发表了《九一八揉茶机构造及制茶品质关系之试验》、第7卷第1期发表了《九一八揉茶机之构造与用法》。正是借助了《协大农报》的影响,将揉茶机推广开来。另外,张天福对于茶叶的栽培改良等研究也在《协大农报》上有所反应:第6卷第1-2期合刊的《茶树授粉试验》。这些成果都是张天福在协大教学科研、在茶叶改良场实践的成果,是他日后总结推广茶树无性繁殖经验的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他成为成为全国公认、也当之无愧的“茶王”[26]的第一步。卢浩然(1916-2002),福建大田人,我国知名的黄麻遗传育种专家。1943年,赴印度留学,在孟买大学国际着名遗传育种学家B.P.巴尔(Pal)博士指导下,继续从事杂种优势的理论及其应用研究。1949年后先后福建农学院教授,兼任农学系主任、副教务长、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院顾问、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卢浩然并不是协大的教师,但他考虑到《协大农报》的影响力,1949年在《协大农报》第11卷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杂种优势之理论及其在作物育种上之利用》。作为我国研究作物杂种优势的先行者之一[27],《协大农报》见证了他的学术研究的经历。赵修复(1917-2001),福建福州人,我国着名昆虫学家、蜻蜓和蜂类分类专家、教育家。1942年春节,归国任教于内迁邵武的协大。[28]在协大任教期间,赵修复对福建的昆虫学应用研究十分关注。比如1942年,邵武鼠疫流行,赵修复对鼠疫的传播媒介———跳蚤进行采集研究,在《协大农报》第8卷第3-4期合刊上发表了《闽江流域跳蚤之研究》[29],对鼠疫的防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刊登在第9卷第1-2期合刊的《福建两种小麦害虫及其天敌》、第9卷第3-4期合刊《民国卅六年至卅七年福州松毛虫猖獗之观察》等文章,也见证了他作为我国生物防治的开拓者之一的起步。赵修复长期从事蜻蜓和寄生蜂分类及生物防治研究,《协大农报》第7卷第2期.的《DiscriptionoftheMaleofNannodiplaxClaraNeed-han(Libellulidae,Odonata)》和第10卷第3-4期合刊的《两种我国未记载之虱蝇》等文章,开启了他先后发现昆虫新种80多种的脚步。[30]余松烈(1921-),浙江慈溪人,小麦专家。1942年毕业于协大农学院,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业竞试中,获得农艺学系第一名的佳绩。[31]不仅如此,余松烈在协大就读期间,便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历程,先后在《协大农报》第4卷第2期独立发表了《邵武红茶制造初步试验》以及第6卷第3-4期合刊与本院教师张天福合作发表了《九一八揉茶机构造及制茶品质关系之试验》两篇论文。尽管余松烈从协大毕业之后并未继续从事茶学研究,而是最终选择了在山东农业大学任教并晋升为教授,其毕生用力最勤、成就最多的也是“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的研究与示范推广,但学生时代的科研经历无疑给了余松烈无比的鼓励,培养了其在学术研究上的强烈自信。除了以上所举数位曾受《协大农报》重大影响的各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其他还有不少后来的知名学者也曾在《协大农报》留下足迹。
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蹂躏与掠夺,国土沦丧,经济残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各界知识分子凭着“自强图存、谋富救国”的不屈精神,在困境中求生存,在逆境中求发展,不断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向前迈进。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国科技期刊在战火中孕育,在苦难中成长,中国自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西学东渐思潮的历程得以艰难延续,科学研究也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发展。《协大农报》的产生与发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希望以此实现民族自救自强。[32]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普及农村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传授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风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3]这一乡村建设思潮在全国的影响颇为深远,与之相一致的是,民国时期福建的乡村建设运动也与全国基本同步进行。[34]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势必影响以面向农业的《协大农报》,在其所刊发的文章中,尽管大部分都是以农学科技研究为主,但亦不免有农业社会生产形态相关的论文,以及揭示福建农村社会生产状况的论文。作为一所教会学校创办的科技期刊,《协大农报》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出和教会有多少关系,但事实上却与当时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并因之采取的传教政策相联系。传教士认为,中国是农业国家,农民占绝大多数,因此传教的重点应转向农村。在20世纪20年代,农业传教士提倡教会乡村化,把教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林教育的推广和乡村教会的职能转换上。美以美会是最早在中国开展农业计划的教会,1920年该会的华中地区大会就决定了“每所教会学校都应有一名农业专家,开设农作物、乡村经济、乡村社会学等课程,并把这些课程与福音布道的密切关系经常灌输到学生的头脑”[35]。作为美以美等教会合办的教会大学,协大也必然受到这股思想的影响,对此他们创办并推广了农学。而《协大农报》的主办单位及主办人员也正是协大农学院及其骨干教师们。由农学院主办的《协大农报》,不仅是协大学术成果的一个直接而重大的表现,也是福建教会大学在农业实践方面的产物。《协大农报》从1939年1月一直出版至1951年,连续出版12年近50期。[36]纯学术刊物有如此长的刊史,说明了该刊具有较为稳定的办刊资金和较为宽松的学术气氛,这是刊物长久不衰的重要保障。《协大农报》的研究尽量贴近现实,联系福建地方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现出高等科技教育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的特点。像长乐县作物栽培的研究,邵武等三县茶业的调查等,都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些成就都曾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农林部的资助褒奖。如教育部即曾认为“协大农业教学与设备,颇为完善,素为社会所称许”,因而决定从民国三十三年(1944)起,拨款100万元作为农学系分设农艺、园艺两系后的办学经费。农林部亦曾指出,“协大农学院各系为研究学术,并提倡农业建设起见,曾刊行《协大农报》、《农业丛刊》诸刊物,内所登载均系各系老师多年详审之研究心得,对于农业问题殊多贡献”[37]。为此,农林部亦专门拨款5万元,作为协大进行农业问题研究的特别经费,以期能为政府施政提供有益参考。该款拨付到位后,协大乃指定由汤文通教授、王启柱先生承接,将其作为水稻及甘蔗研究的科研经费。从《协大农报》所发表论文的内容来看,已经丝毫看不出任何“教会”的痕迹,这也许与传教士们建立协大以及成立协大农学院以增强传教效果的初衷相去甚远。《协大农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战火纷飞的时代,它具有那个特定时期科技期刊的普遍特征。首先,它创办于后方地区。抗战时期,福建西、北部内陆地区成为全省抗战的大后方,1937年11月厦门大学内迁长汀,1938年5月福建省国民党政府内迁永安,1938年6月协大内迁邵武。在邵武的8年期间,协大创办了《福建文化》、《协大科学年刊》、《协大农报》、《协大学术》、《协大艺文》、《协大青年》、《协大学生旬刊》、《生力旬刊》、《数理半季刊》等定期出版刊物。其次,办刊内容与抗战需要有关,科研内容受战争影响。这一办刊宗旨在《协大农报》第1卷第1期林景润校长的《发刊词》中便早已经明白揭示。不过,作为一种科技期刊,《协大农报》上几乎没有刊载过政治宣传类文章,而是用刊载专业学术论文的形式支持前线抗战。再次,刊期较长、用纸印刷等条件较差。尽管在邵武期间聚集了国内众多知名学者、科技研究人员,但毕竟时处战乱,通讯往来不便,外稿支持受到极大的限制,故而《协大农报》只能主要以本校农学院教师的相关科研成果为稿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协大农报》的出版周期。很多卷期也被迫采取两期合刊的方式出版。同时,由于战时物资紧缺,加上外来人口急剧增加,造成邵武地区物价飞涨,使得出版成本也不断增加,高质量、高成本的期刊出版基本无法实现。[38]总之,《协大农报》的办刊历程,反映了科技期刊发展历史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它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一致,总是跌宕起伏,曲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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