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的荒诞戏剧是上世纪从西方引进的，而远在明代的徐渭却在数百年前创作了《歌代啸》这部具有荒诞色彩的戏剧，在中国当时的戏剧领域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作家在戏剧艺术领域的尝试与建树，绝对不逊色于西方戏剧的某些贡献，而徐渭《歌代啸》的价值意义甚至是跨世纪的了。
本文选自《中国文化研究》是国家教育部主管、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自1993年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规范的学术理路编辑刊物，以其刊登的多学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海内外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设有文学、历史学、管理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以及高等教育等栏目，几乎涵盖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
明代文学家徐渭所创作的荒诞剧《歌代啸》在中国的戏剧史中称得上是一部奇绝之作，有人将它称为讽刺喜剧，且学术界对这一作品的评价不高，也历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仔细分析揣摩它的写作内容、手法和主题，我们却能发现其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都远非一般的滑稽戏谑之作可比，可谓是中国早期戏剧创作中绝无仅有的荒诞剧作。
西方的荒诞戏剧出现在20世纪，而在16世纪的中国，徐渭创作的《歌代啸》已经具有了荒诞特征，虽然没有形成深刻影响，但在艺术表现上的研究价值却应该受到重视。他的这部剧纵然在艺术方面不够成熟，有不足之处，但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荒诞意识值得人们肯定和注意。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剧作家的创作精神上，《歌代啸》与西方的“荒诞派戏剧”都有诸多相似之处，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改变以往对《歌代啸》只是停留在“讽刺喜剧”或“讽刺性闹剧”层面上的认识，是很有必要的。
徐渭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其《歌代啸》一剧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作为明朝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嘉靖不断打击旧朝臣和皇族、勋戚势力，总揽内外大政，皇权高度集中。其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暴行在明朝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中生存，人生没有希望，也没有改变自身处境的可能，一切都被专制万恶的社会所摧毁。在这种腐败混乱的统治下，若想不和污脏的社会同流合污，是根本没有出路的。前途未卜，人生荒诞，投射到作品中反射出荒诞的色彩也就合情合理了。
西方在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所谓自由、博爱、人道理想的观念被战争蹂躏得体无完肤，他们的文明也随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现代主义文学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同样，荒诞派戏剧也是这样。
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自己生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系。盛世之下的创作往往表露作者的闲情逸致或豪情壮志，向读者展示的是积极向上的情绪;而乱世之下，作家没有闲情去书写温暖和谐的篇章，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激愤和感伤会在作品中表露无遗。汪曾祺评论道，“沉痛其里，荒诞其外”。徐渭不幸生活在社会腐败混乱的年代，这种愤懑情绪与现代派尤其是荒诞派戏剧作家们对生活的无助失望是相通的。
《歌代啸》的创作与西方荒诞派戏剧除了写作背景有所相似，更重要的是在一些艺术手法方面也有很多相同之处。
《歌代啸》给读者交待了几个情节内容荒诞的小故事。三清观两个不守清规的和尚，张和尚爱财无脑、李和尚奸邪好色。李和尚把张和尚种的冬瓜偷走，还骗他是冬瓜成精自己跑掉了，而张和尚呆头呆脑，居然相信了，还拿瓠子撒气。李和尚与吴氏偷情被撞破，冒充郎中给吴氏的娘看病，说要想治好牙疼，必须得针灸女婿的脚后跟。吴氏丈夫王辑迪控告妻子与李和尚偷情，反倒把张和尚抓了起来，并以一顶帽子而定罪。审案的州官也不是个好东西，勾搭了自家丫环。州官之妻早已怀恨在心，又闻得有人告状，便放火点了后宅草屋引得州官退堂。民众不明实情，点灯来救，谁料得知实情的州官却以点灯有罪苛罚了百姓的银两。
全剧的情节无不透露出“荒诞”二字，很多剧情设置看上去都十分不合逻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一定对很多问题感到好奇：冬瓜怎么会自己跑掉?丈母娘治牙疼为什么要针灸女婿的脚跟?李和尚偷情，怎么只因一顶帽子就诬陷成张和尚的罪过?百姓热心给县太爷救火，怎么就要被治罪了?这种种不合逻辑的情节正是作者对社会愤懑态度的反射，世上颠倒是非不合原则礼教的事情太多，只能用这种方式进行情绪的抒发。再看西方的荒诞派戏剧，以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例，戏剧讲述了身份不明的两位流浪汉戈戈和狄狄在黄昏时分的路边大树下语无伦次地交谈，做着毫无意义的动作，百无聊赖地等待戈多。两个人想死死不成，想走走不掉，就这样一直一直等下去，预计等到戈多来为止。剧中的这些情节也是极尽荒诞，在真实的生活中绝不会发生的。没有人知道戈多是谁，没有人能知晓未来会发生什么，世界就是这么荒诞离奇，人类不能改变，只能在等待中走向孤独、痛苦和消亡。
语言是戏剧表现力的主要手段，大部分的信息要靠语言传递给观众，这是最直观有效的。在杂剧《歌代啸》中，人物的对话往往显得十分荒唐，让人读来不禁哑然失笑。李和尚编造了瓜果成精的谎言哄骗张和尚，而张和尚一脸呆瓜像，甘心被人骗，俩人一唱一和好像真的发生了一样。
尤涅斯库的《秃头歌女》中将史密斯太太刻画成唠唠叨叨、喋喋不休的妇人。在丈夫不答腔的情况下可以一直不停地自说自话。“啊，九点了。咱们吃了汤、鱼、土豆肥肉片、英国色拉。孩子们喝了英国水。咱们今晚吃得很好。这是因为咱们住在伦敦郊区，而咱们姓史密斯”。剧中对话缺失逻辑，荒诞色彩十分浓重。大段枯燥乏味的语言展现出来的人物并没有正面反面的分别，剧中的形象大都是不讨人喜欢的，缺乏正面人物的存在。
《歌代啸》中出现的张和尚、李和尚、州官、丈母娘、女婿等人物都是各自有各自的缺点，不是愚蠢就是奸猾，没有一个是正面人物或者英雄人物。而在荒诞派戏剧的作品之中，同样也有正面人物缺失的特点。《等待戈多》中的戈戈、狄狄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波卓对跟班展现出暴戾的一面;幸运儿愚蠢、盲目顺从;戈多的形象不明确——这些人中，我们看不到积极的正面形象，他们各自以不完美的形态存在。贝克特的另一部作品《结局》总共描写了四个人物，盲人瘫痪者汉姆，他失去双腿的父母和患了怪病只能站不能坐的仆人克洛夫，四个人全都生活在死寂、凄惨的环境中和痛苦、荒诞的现实中。尤涅斯库在《秃头歌女》中塑造了两对夫妻的形象。史密斯夫妇起初在自家的起居室中颠三倒四地聊天，彼此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马丁夫妇到史密斯家做客，竟然认不出对方，经过长时间的对话才最终发现了他们是夫妻的事实。剧中人物出双入对，虽是夫妻却又思想各异，感情冷淡，空虚寂寞，同样找不到正面人物。
源于时代、文化、国家以及作者个人性格风格的不尽相同，《歌代啸》与西方的荒诞派戏剧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但可以看出，在荒诞的情节、喜剧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传统的反叛等多方面的特征还是相通的。中国的荒诞戏剧是上世纪从西方引进的，而远在明代的徐渭却在数百年前创作了《歌代啸》这部具有荒诞色彩的戏剧，在中国当时的戏剧领域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作家在戏剧艺术领域的尝试与建树，绝对不逊色于西方戏剧的某些贡献，而徐渭《歌代啸》的价值意义甚至是跨世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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