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虽然许多民族都有哭嫁歌，但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鄂西土家族的哭嫁歌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当地参与过或者观看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深刻记忆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实、生动地了解哭嫁歌在历史上兴盛的真正原因。
关键词：哭嫁歌,婚姻习俗,文化事象,女性心理
哭嫁歌是一种曾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我国汉、土家、藏、彝、壮等族都有这一婚姻风俗，土家族的哭嫁歌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都具有代表性。哭嫁歌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成果丰厚，但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从以前的对文化事象的关注到深入女性心理是哭嫁歌研究的一条新路径。
一
哭嫁歌是在哭嫁仪式上所唱的抒情歌谣。所谓哭嫁，亦称“哭出嫁”、“哭嫁囡”、“哭轿”、“开叹情”、“啼惨切”，汉、土家、藏、彝、壮等族婚姻风俗，是新娘出嫁时履行的哭唱仪式活动。它也是一种曾广泛地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古老习俗。在我国，中南、西南、华东、西北甚为风行;在国外，当作仪礼的哭唱与哀泣，不仅发现于印度，还发现于近代的希腊以及德国一些地方的婚嫁过程中。我国上古典籍中极少有哭嫁的记载，学者们仅从一些只言片语觅其踪迹，如《周易·爻词》中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班如，泣血涟如”，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关于哭嫁习俗的最早记载，即把这一习俗与掠夺婚联系起来。《礼记》卷第六《曾子问第七》有：“孔子日：‘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先秦存在哭嫁之俗的证据。不过，真正明确记录哭嫁歌的还是南宋时进士周去非《岑外代答》卷四《风土门·送老》，其中说到：
岭南嫁女之日，新人盛饰庙坐，少女亦盛饰夹辅之，迭相歌和，含情凄婉，各致殷勤，名日“送老”，言将别年少之伴，送之偕老也。其歌也，静江人倚《苏幕遮》为声，钦人倚《人月圆》，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凡送老皆在深夜，乡党男子群往观之，或于稠人中发歌，以调女伴，女伴知其谓谁，亦歌以答之，颇穷中其家之隐匿，往往以此致争，亦或以此心许。
到了清代，一些地方志中出现了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如嘉庆年问湖南的《宁远县治》卷二，记下了该省南部五个州县哭嫁歌的流行情况：
宁俗：于嫁女前一夕，具酒馔，集妇女歌唱。歌阕，母女及诸故伯姊，环向而哭，循叠相继，达署乃止。此风不知始于何时，而道、宁、永、江、新五州，如出一辙。
清末光绪年间，广西《迁江县志》卷三有：
婚嫁，女家于前三日，请亲友妇女，终夜唱歌，谓之“离别歌”，言其别父母兄弟之情也。又谓之“送老歌”，言其姑表姊妹，送之偕老也。
民国初年以后，关于哭嫁歌的记载多了起来，如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刘万章的《广州旧婚俗》、王兴瑞、岑家梧的《琼崖岛民俗志》、黄占梅等主修的《桂平县志》，以及解放后的各种风俗志、婚俗志、地方志都有相关的内容。“从哭嫁歌文本内容来看，涉及封建社会生活较多，应该是这个时期才真正成熟并习以为俗的。近代，哭嫁之俗尤甚，有“不哭不发，越哭越发”之说。民国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的婚姻家庭制度随之变革，哭嫁歌亦失去生存的土壤，渐趋消亡。现在，仅在交通闭塞、落后贫困的某些边远地区(如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尚有残留现象。
鄂西土家族聚居区处在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的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了，在这个地方却尚有遗踪可寻。” (哭嫁歌便是其中一例，八十年代在该地许多地方仍然流行“陪十姊妹”风俗。直至今天，在偏远的山村，也还有姑娘在出嫁时哭嫁。虽然哭嫁之俗在本地曾盛行，至今尚存哭嫁遗俗，但有关土家族哭嫁歌的文献材料却很少，现可见的最早的是清乾隆时期著名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一首竹枝词：
十姊妹歌歌太悲，别娘顿足泪沾衣。
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此外，我们可以从本地区各地方志中了解到土家族哭嫁歌的基本情况。如《利川市志》记载：
本地姑娘出嫁兴“哭嫁”。不哭、哭不好则被认为不吉利，不能干，因此，凡姑娘从小就要学“哭嫁”。“哭嫁”时间一般3～7天，多则长达一月之久，每天傍晚开始，半夜方休，哭时一般都有九个未婚少女陪伴，俗称陪十姊妹。越近嫁期，陪哭者越多，哭声越大。哭爹妈的恩情，哭姊妹的离别，哭兄弟的情义，哭出嫁后做媳妇的苦楚，其情切切，哭而不哀，以哭代歌，悲喜参半。上轿前夜，姑娘要跪在家亲内戚面前一个一个的哭诉，既道离别，又讨“打发”，通宵达旦，直至次日上轿方掩面收场。
《长阳县志》则简要记录了“陪十姊妹”的情形：
女出嫁前一二日，女家须请人为其“开脸”(扯苦头发)，“上头”(束发挽簪)，然后“请少女九人，合女而十，陪十姊妹”，唱姊妹歌，互道离别情。出嫁女自唱名“哭嫁”，其歌哀婉缠绵动情。
恩施、建始、巴东、鹤峰、成丰、宣恩、来凤等地的县志也有类似记载。
虽然许多民族都有哭嫁歌，但无论从其存在的时间长度、空间广度，还是从其内容的丰富、音乐的精妙等来看，鄂西土家族的哭嫁歌都具有代表性。而且，当地参与过或者观看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深刻记忆使我们有可能更为真实、生动地了解哭嫁歌在历史上兴盛的真正原因。
二
对哭嫁歌的研究，始于拉法格1886年《关于婚姻的民间歌谣和礼俗》一文;我国则以三十年代末期刘伟民先生对广东东莞婚歌的搜集与研究为发端。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哭嫁歌作了进一步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一)哭嫁歌的搜集与整理
哭嫁歌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直到刘伟民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才逐步引起重视，真正有代表性的成果则出现在更晚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武汉大学中文系土家族文艺调查组等搜集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土家族的《哭嫁歌》，上海民间文学调查组搜集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上海奉贤县、南汇县的《哭出嫁》，以及田宏鹄、田永江整理，1990年出版的贵州铜仁地区《哭嫁歌》是笔者见过的最完整的本子。《中国歌谣集成》中已出版的各省分卷则是哭嫁歌搜集的最新成果，如：《中国歌谣集成·湖南卷》有土家、苗、瑶、侗等民族的25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有2首;《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有壮族哭嫁歌29首，仫佬族哭嫁歌3首;《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有6首哭嫁歌。《中国歌谣集成·湖北卷》恩施市、利川市及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等的歌谣分册则搜集了更多的、丰富的鄂西土家族哭嫁歌。这些资料，为哭嫁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哭嫁歌史学研究：主要是溯源及历史发展研究
学者们关注哭嫁歌的起源问题，发表了许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主要有：向国平的《“哭嫁”俗源浅说》，万建中的《“哭嫁”习俗溯源》，黄近海的《土家族哭嫁习俗起源探讨》]‘眦。等。更多的是在其它的研究中旁及这个问题。他们的主要观点有两种：(1)哭嫁歌是古代掠夺婚的遗留;(2)哭嫁歌是封建买卖婚姻制度的产物。法国学者雅古·勒穆瓦纳(Jacqes lemoine)认为，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中国大部分人类学家探讨女性地位问题的指南。聊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正是据此认为哭嫁是女权丧失后，女性们对以往权力的追忆与向往，是对男权的控诉与抗议。哭嫁歌中大量的谴责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之罪恶的内容则使学者们找到了催生哭嫁歌的又一重要原因，即封建婚姻制度。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多种因素影响说，如天鹰先生说：“哭嫁歌与其说是受某一种婚姻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还不如说它是在人类历史上几种婚姻制度的影响下发展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学者对“哭嫁”习俗进行了历史的动态考察。其一为谭达先先生，他在《中国婚姻仪式歌谣研究》下篇《中国哭嫁歌研究》中有《哭嫁的发展简史》专章，首次描述了哭嫁歌的发展史;另一位是万建中先生，他的《“哭嫁”习俗意蕴的流程》踟则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哭嫁”习俗作了详细论述，清晰梳理了其意蕴的发展轨迹，从而揭示出其之所以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因。(三)对哭嫁歌的民间文艺学研究
从民间文艺学的视角来说，哭嫁歌属于仪式歌，它饱含女性浓郁的情感，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奇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民间文艺研究者的目光。他们试图从民间文艺学的角度来解读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质、民俗心理。天鹰先生的《(哭嫁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刘守华、巫瑞书主编的《民间文学导论》中《(哭嫁歌)鉴赏》为这种研究的代表。天鹰先生指出：《哭嫁歌》是一首富有思想内容的歌，它一般的虽有一套基本相同的歌辞，也是基于历代妇女命运相同的缘故，它是用历代妇女的血泪凝成的。艺术上，则从人物形象刻划，语言方面予以肯定。《(哭嫁歌)鉴赏》则分析了该抒情长诗的抒情线索：抗议——控诉——告别，探寻《哭嫁歌》之“哭”的主要奥秘所在，并从婚姻史、女性心理、文化娱乐等角度揭示其深层蕴含。
(四)哭嫁歌的社会功能研究
任何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之所以能存在，必有其实际的社会功能。哭嫁歌范围广、长时间存在与其实际功能密不可分。因此，研究者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审视哭嫁歌的社会功能。刘孝瑜较早指出，土家先民的哭嫁是把“成年礼和婚礼结合在一起，与古代汉人把成年礼和婚礼分开举行不同。”“嘲’稍后有向柏松的《哭嫁习俗的成年礼意义》，‘哪’该文作者利用民族学、民俗学资料探讨哭嫁习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实用价值，认为哭嫁习俗具有成年礼的意义。程蔷则从婚前教育与哭嫁风俗之关系的角度指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婚姻是其生命历程中关键的一环，哭嫁习俗实际地起到了婚前教育的作用，既能教导、训诫嫁娘，使其顺利完成角色转换，亦提供了宣泄临嫁时复杂矛盾情感的机会。
(五)哭嫁歌的音乐及其它研究
哭嫁歌属于民歌中的一种，因此，音乐研究者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来研究哭嫁歌。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余咏宇的《土家族哭嫁歌之音乐特征与社会涵义》副是这方面的最新成果，本着“从文化中研究音乐”(the study of music in culture)的精神，作者根据田野调查得来的丰富资料，结合已有的妇女音乐研究成果，深入研究，发掘土家族哭嫁歌的音乐特征，兼论其社会涵义。
三
纵观学界对哭嫁歌的研究，其成果是丰硕的，资料的日趋完备为各种取向的研究提供了可能;逐步深入的各种研究又使我们对哭嫁歌有了愈来愈清晰、愈来愈全面的认识。大致来说，前人研究哭嫁歌注重文化事项本身，有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寻找哭嫁歌的蛛丝马迹，有的在哭嫁歌的演唱形式中寻找其艺术特色，有的根据哭嫁歌文本挖掘其社会文化内涵，但这些研究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哭嫁歌，却很少有人关注哭嫁歌的主体——即创作、演唱、传承哭嫁歌的人。例如，很少有人关注亲自经历过或目睹过哭嫁的民众对哭嫁歌的记忆，也很少有人将视角定位在哭嫁歌的主体心理上。我们以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哭嫁歌研究中的缺憾，不过，这种缺憾倒是留下了哭嫁歌研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研究者可以从主体出发，运用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对哭嫁歌作更深入地探析。
我们可以从哪里人手呢?因为哭嫁歌从创作、演唱、传承诸方面看基本上是女性的活动，可以说是在土家族社会中一块独特的女性空间，而前人从女性的角度对它进行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上面提到的余咏宇先生从妇女音乐的角度作了研究，不过他关注的焦点在音乐，而不是女性本身)，这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是不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上个世纪以来，随着女性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女性学研究不断深入，其理论不断发展，已经形成一整套相当完备的观念与方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哭嫁歌作女性学的研究，即关注哭嫁歌的主体，从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出发，解析哭嫁歌主体的心理特征，揭示新娘角色转换的深层心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哭嫁歌，同时能增强我们对土家族妇女在社会文化中角色地位的认识。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观点与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参照。除了前面提到的角色理论外，结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而形成的社会记忆理论是一套十分有用的研究工具。在日常生活中，民众普遍使用口述的方式来描述人类的基本活动，这是有别于文字记录的对自己群体历史的记忆内容。这些记忆，就是所谓社会记忆或日群体记忆，它既符合个体记忆的一些规律，又具有群体记忆的某些特征。社会记忆的最大特点，是它的鲜活性，是它与活动者的紧密联系性。民众往往以最富于活力的语言将历史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昭示着生活的本质。因为，无论是有关哭嫁歌的文献记载，还是哭嫁歌文本，它们本身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静态的展示，所以，要深入理解哭嫁歌，我们就应该到哭嫁歌的行为主体中、到哭嫁歌的生存语境中去探询。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比较真实地揭示哭嫁歌的意义，尤其是对土家族妇女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探询过程中，角色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的角度与方法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坚持这样的理念，所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共同研究对象都应该是人，因此，科学研究的关注点最终要转到人身上。当然，认识事物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具体到哭嫁歌问题上来，对文化事象的描述与分析是研究的第一步。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坚实的工作，这为第二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可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结合近几十年来女性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发展出来的新观念新方法，在新的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哭嫁歌的研究将展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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