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创建低碳社会势在必行。低碳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城市居民，特别是 “中产”阶层居民的参与。利用 2014 年上海市黄浦区 600 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依据 2014 年对上海市黄浦区居民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方法，研究了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及态度。与非“中产”阶层相比，“中产”居民虽然对小区环境质量和政府环保措施更加不满，但更少表现出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也更不愿意参与低碳社区建设。这与我们对中产阶层的期待恰好相反。 “中产”市民不愿意为环保而降低生活质量，公民责任感有待提高。政策含义上，认为可以通过开展低碳社区教育以及吸引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等措施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行为。
关键词: 低碳; 环境保护; 中产阶层; 上海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当前中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14 年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最新发布的“环境绩效指数”( EPI) 显示，中国的环境绩效指数在 178 个国家中排第 118 位，其中空气质量排在倒数第三位，PM 2. 5 平均暴漏水平世界最高①。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和资源危机，推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建设低碳社会势在必行。“低碳经济”理念最早来自 2003 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 创造一个低碳经济》[1]，即主张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实现更高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近年来，学术界逐渐将低碳经济从生产领域应用于社区生活领域。社区是人们工作、生活、居住的主要场所，是低碳经济实现的重要空间载体[2]，人们可以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减少日常能耗，降低碳排放，维护社区环境，这是城市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3]
尽管保护环境一直被视为政府的职责，但公民在推动环境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1992 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十条指出: 环境议题最好得到有关各方公民的参与……各国应促进和鼓励公众认识和参与决策。环境的公众参与包括多个方面，首先是参与政府环境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公众应该具有基本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与诉讼权等; [4]其次，公众参与是指公民个人参与环境保护或实践低碳行为的态度与行为。研究表明在 1997 - 2007 年间，我国居民环境保护意识不断上升，但是环保行为却呈现下降趋势。[5]
为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的个人参与，2014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工作的通知》，从低碳社区建设理念、居民生活方式、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对各地正在开展低碳社区建设工作予以指导。② 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先行一步，在开展低碳社区建设方面率先尝试。城市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实施平台，但无论创建低碳社区，还是建设低碳城市，都离不开城市居民的低碳实践，特别是日常生活的低碳行为。城市居民是城市生活的主力军，他们的低碳意识与低碳行为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城市区域减排的成效，并决定构建低碳社会的成功与否。
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与态度? 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Liere 和 Dunlap( 1980) 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关注环境质量，社会等级越高，对环境就越关注，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的环境关注程度要高等。[6] Steel( 1996) 运用 1992 年美国国家公众环境态度和行为的调查数据，发现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大量参与保护环境的行为和政策及建议。[7]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公众环保行为问题。王凤( 2008) 基于西安市民的调查发现，环保知识愈多、教育水平越高、愈有可能多地参与公共的环保行为。[8]李文娟( 2006) 对福建武夷山居民的实证研究表明，性别、教育、环境知识等是影响个人环保行为的重要因素。[9]王琪延和侯鹏( 2010) 对北京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意愿的调查发现，高学历的年轻居民和学生群体的环境行为意愿较低。[10]
上述研究从性别、教育、环保知识、环保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但是收入与环保行为的关系一直存在较大争议。Poortinga 等( 2003) 通过在 1999 年对 2000 个荷兰家庭进行的实地调查进行分析，发现高收入家庭更倾向于通过技术改进而不是行为方式的改变来节能。[11]贺爱忠等( 2012) 研究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等调节变量在不同假设路径中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低收入群体而言，迫于生活压力，环保知识更容易转化为环保行为，而家庭收入高的群体环保责任意识方面较强，也可能产生更多的环保行为。[12]但是有研究发现收入对居民参与环保意愿和态度并没有影响。例如，李文娟( 2006) 的研究发现家庭月收入对个人环保行为不具备任何解释力[9]，王凤( 2008) 也发现收入并不影响居民的环保行为[8]。
现有研究基本上把收入当做一般变量，没有从社会地位或社会分层的意义来看待其特殊性。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产”阶层居民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力量。波士顿咨询公司 2010 年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中产”阶层数量在 2020 年将从 1. 5 亿增长到 4 亿以上，其中接近 70% 的人将来自城市。① “中产”居民也因此将成为城市碳排放和消费的主体，其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着中国环境发展的趋势。尽管划分社会阶层的要素很多，作为社会分层的关键变量，收入在众多变量中具有决定性质。[13]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发育壮大，收入水平越来越高，社会希望“中产”阶层在富裕的同时，更加关注并身体力行承担起节能环保的社会责任。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尚需实证研究的揭示。本文旨在利用 2014 年上海黄浦区居民问卷调查资料，采用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的方法研究城市居民的低碳态度与行为，从而为如何提高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与环保行为提供借鉴意义。
2 数据与测量
2.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2014 年 5 月至 6 月在上海市黄浦区居民入户问卷调查。该调查采取阶段抽样方法，先随机抽取四个街道，再在每个街道随机抽取 3 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抽取 50 个家庭，然后家中的一位成人填写问卷。课题组发放调查问卷 621 份，回收 611 份，删除本次研究的无效样本，共得到有效问卷 600 份，有效回收率 98. 2% 。据现场摄像及总数 30% 的电话回访核对，总体上，本次调查的抽样、入户、问卷填写均比较顺利，调查质量好，保证了原始数据的科学性。
2. 2 变量测量
2. 2. 1 因变量
( 1) 环境满意度。我们在调查中询问了被访者，“您对所居住的小区环境的看法?”，选择项分别为“1 = 不满意、2 = 比较满意、3 = 很满意、4 = 非常满意”，得分越高表示对小区环境满意度越高。
( 2) 政府措施评价。我们在问卷中，询问被访者“你认为您认为目前政府在建设低碳社区采取的措施如何?”回答分别是“5 = 很好、4 = 较好、3 = 一般、2 = 较差、1 = 很差”，得分越高表示对政府评价越高。
( 3) 低碳认知行为。为了测量被访者的低碳知识和认识水平，我们从 9 个方面询问被访者是否经常观看、收听或者接触各种环保信息或知识，赋分方式为“1 = 没有、2 = 偶尔有、3 = 经常有”，各项加总然后取平均值，即是“低碳认知行为”。②
( 4) 低碳生活行为。为了测量被访者在日常生活中的低碳行为，我们从 14 个方面询问被访者是否经常表现出各种低碳行为，赋值方式为“0 = 没有，1 = 有”，然后将 14 个项目相加再取平均值，得到“低碳生活行为”。③
( 5) 低碳社区参与意愿。我们分别从 9 个方面测量被访者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态度，选择项分别是“4 = 支持且参加、3 = 支持但不会参加、2 = 观望、1 = 反对”。我们将九项指标得分相加再求其平均值，即为“低碳社区参与意愿”。④
表 1 是各因变量的均值以及分样本的比较。通过对比发现，“中产”居民与“非中产”居民的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中产”居民对政府低碳社区建设措施的评价更低，并且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以及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也全部低于“非中产”市民。
2. 2. 2 自变量
“中产”是一个社会分层的概念，标志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居于中间阶层。在众多影响社会分层的变量中，收入被公认为是衡量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最重要的指标，其他的教育、职业等变量均可以通过影响收入来影响社会分层结果，因此我们采用收入作为划分“中产”与“非中产” 的依据。根据 2014 年《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中等收入户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为 36989 元，户均人口 2. 85 人，因此户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10. 5 万。① 因此结合本次问卷设计，我们将家庭收入 10 万元以上的家庭定义为“中产”，其中 33. 83% 的 样 本 为“中 产”家 庭， 66. 17% 属于“非中产”家庭。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控制个人特征以及职业特征。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居民中，男性占 53. 67%，女性占 46. 33% ; 平均年龄为 47. 12 岁; 就居住条件而言，居住在 6 层以下( 含 6 层) 的居民为 47. 66% ，6 层以上为 52. 3% ; 受过大学教育者占 46. 3% ，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者占 56. 7% ; 从职业上看，普通员工占 34. 5% 、专业技术人员 11. 83% 、管理人员 19% 以及其他不便分类者。
3 实证分析
3. 1 城市居民低碳态度与行为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中产”与“非中产”居民在低碳行为和态度的差异，我们构建了五个模型，因变量分别为居民的“环境满意度”、“政府措施评价”、“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和“低碳社区参与意愿”。这些变量都是连续性变量，因此我们采用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3。
模型 1 表明，与“非中产”居民相比，“中产”居民的小区环境满意度较低，不过，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进一步对不同收入分组的城市居民进行分析，发现总体上看，收入水平越高者其对居住小区的环境满意度越低。由此基本上可以认为，与收入相对较低的“非中产”居民相比，“中产”对居住小区环境质量要求更高。另外，年龄、教育、职业对城市居民小区环境满意度没有影响，女性对小区环境的评价偏低，居住楼层越高则认为小区环境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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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2 显示，与 “非 中 产”居 民 相比，收入较高的“中产”居民对政府创建低碳社区措施评价显著偏低。这说明，他们不但对小区环境不满，对政府环保措施也颇有微词。此外，与普通职员相比，管理人员对政府低碳社区创建的措施评价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管理人员本身从事行政工作，与政府部门联系更加密切，能够较多接触或理解政府的做法。此外，教育、性别、年龄、居住环境等变量并不显著。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探讨的是居民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结果表明“中产”居民的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显著低于“非中产”，而教育、职业对低碳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年龄越大者低碳认知行为得分越高，女性的低碳生活行为要多于男性。这表明，他们经常会设法了解各种低碳与环境相关的知识或宣传，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更频繁的低碳行为。
模型 5 分析居民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积极性。结果显示，受过大学教育者、管理人员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意愿较高，而来自“中产”家庭者参与低碳社区创建的意愿较低。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上述五个模型的结果十分有趣。一般来说相对于非“中产”家庭者，“中产”对生活质量更高和健康要求较高，因而也渴望较高的小区环境质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模型 3 - 5 的发现，令人困惑，中产阶层虽然对环境质量要求更高，同时对政府措施更加不满，可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少低碳行为，更加不注重环保节约，而且，对政府部门组织的创建低碳社区的活动，也缺乏参与积极性。对此，我们将在论文讨论部分展开深入阐释。
3. 2 居民低碳行为与态度的路径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表征城市居民的低碳行为与态度的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路径分析方法，对环境满意度、政府措施评价、低碳认知行为、低碳生活行为、低碳社区参与( 意愿) 五个变量进行分析。为比较中产与非中产的异同，我们分别进行建模，即图 1 和图 2 所示，另外，我们也同时估计了一个全样本的模型，但限于篇幅不再呈现路径图，三个模型的详细标准化回归系数结果( 见表 4) ，下面我们着重对一些有趣的发现进行解释。
表 4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对于分组样本还是全样本，对小区环境满意度都会显著影响居民对政府作为的评价，对小区环境越满意，对政府措施评价也就越高。但是分组样本表明，“中产”阶层对政府措施的评价受其小区环境的影响更大，换言之，“中产”阶层如果对所在小区环境不满意，更加可能引发对政府不作为的不满。由此可见“中产”居民更容易将环境保护的责任归因于政府。居民的低碳认知行为( 比如学习或了解更多的关于低碳环保节约的知识) ，更加有助于提高对政府措施的积极评价，但是“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并不大; 同时，低碳认知行为得分越高，其居民的低碳生活行为得分也会越高，中产阶层的低碳生活行为受低碳认知行为影响更大。
另外，我们还发现，居民对小区环境的满意度越高、对政府采取低碳措施的评价越高、低碳生活行为得分越高，其参与政府创建低碳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也越高，但相对来说受低碳生活行为的影响更大。分组来看，环境满意度与政府措施评价对创建低碳社区参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不过，对“非中产”居民来说，低碳生活行为对低碳社区参与具有显著影响。
上述路径关系主要是单向的，我们假设低碳认知行为与环境满意度是双向关系，二者之间也具有显著相关关系，对小区环境满意度越高，也越倾向于提高低碳认知行为，反之亦然。在分组模型中，这种关系在“非中产”样本中得到了验证，而在“中产”样本中未被验证。
4 结论与讨论
环境与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问题。为改善生态环境，缓解资源危机，全方位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区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14]中国政府也已由过去偏重经济增长转变为兼顾生态保护。虽然国家具有强大资源动员能力，但低碳社会建设成败取决于如何吸引或动员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本项研究正是探讨城市居民参与低碳社会建设的态度与行为。
4. 1 基本发现
本研究以上海市黄浦区 600 份居民调查问卷为例，分析了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对低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变量的回归模型中，“中产”市民对所居住小区的环境以及政府采取的低碳社区建设措施更不满意，但是低碳认知行为和低碳生活行为更少，参与创建低碳社区的积极性也低于来自“非中产”市民。——论文作者：孙中伟1 ，黄时进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