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传统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是一个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本研究首先从管理学形成的两个必要条件入手，批驳了那些认为管理学是西方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虽是农业社会，但也有着自己的管理学。因为传统儒家文化本质上就是一门管理学。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学术范式的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了儒家管理学相对于西方管理学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为求道、求善、重视象思维为代表的非理性思维以及独具特色的经学传统等几个方面。这样一种范式对于本土管理学来说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体现为能够为本土管理学提供一个代表管理应有之根本指向的管理目的或理想，能够帮助其解决“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知行合一”以及走出管理理论的丛林等几个方面的问题。
关 键 词: 传统文化; 范式; 管理学; 本土管理学; 道
一、引言
西方管理思想史家雷恩在其著名的《管理思想史》中认为，传统社会“虽然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组织可以依靠君权神授、教义对忠诚信徒的号召以及军队的严格纪律进行管理。在这些非工业的情境下，几乎或者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①。受此种观点之影响，国内学术界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以及中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因此中国传统社会难以说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因为“人类的管理思想摆脱传统经验走向现代、科学是 20 世纪初期的事情”②。当然，这样一种观点不一定是学者们普遍认同的，但国内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确实不在 少数。由此也就激起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管理学? 如果有的话，它是一门什么样的管理学? 有着什么样的特色? 它对于今天的中国管理学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本土管理学界整体而言还少有正式的研究与讨论。而这不但导致我们对中国本土管理思想认识的模糊不清，也影响了本土管理学对传统管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于此，本研究将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一方面从理论上回答学术界之相关疑问和争论，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探索本土管理学与传统文化以及管理思想融合之道奠定基础。
二、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自己的管理学
管理起源于人的群体化生活。物质、精神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促使人类凝聚成群以满足自身之需要，但群体中的每个人在有着共同利益和目标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利益，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为了实现整体的目标，组织需要将不同的个体组织起来并努力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和行为，由此也就形成了有效管理的需求。这种情况下，只要有研究者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才能有效管理进行深入、理性的思考就有可能创立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体系，即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管理学。当然，这在理性缺失、神权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中世纪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社会在整体意义上理性比较缺失，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使得有效管理的需求并不明显。因此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在根本上缺乏催生现代管理学的社会土壤与条件。近代西方经过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后，人本逐渐战胜神本，理性逐渐战胜迷信，原先统治西方社会的基督教神权逐步瓦解，整个西方社会方才真正拥有了研究管理和组织的理性条件。同时，工业化的展开使得整个西方社会开始了普遍的组织化，大批的工厂和企业不断涌现，使得西方社会对有效管理和组织有了先前不曾有过的巨大需求。这促使西方社会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组织，对如何才能有效管理进行了过去不曾有过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例如在 18 世纪以欧文、巴贝奇等为代表的一批管理者和学者已经就如何有效管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样一些研究最终导致 20 世纪初由泰罗等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管理学。而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也很容易使人形成一种印象，即管理学的诞生与西方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大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以外的国家与社会缺少这样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管理学。
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纵观人类历史，理性并非现代西方社会所独有的。对有效组织和管理的需求也并非只能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背景下才会形成。就中国而言，中国传统社会虽整体上是小农经济，没有发展出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大规模生产，但中国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行政机构、家族以及军队等社会组织形式，很早就存在着对这些组织有效管理的旺盛需求。而中国传统社会向来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神权社会。理性早启、“不语怪力乱神”①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此种情况下只要有沉静好思者对如何才能有效管理各种组织、如何组织开展各种大型社会活动进行理性思考，管理学完全可能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诞生。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大生产并不一定是促成现代管理学出现的绝对必要条件。它只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了西方社会探索、发展管理学的切入点。不明白其中的历史渊源和因果关系、将其任意推广并由此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自己的管理学则值得商榷。
实际上传统中国很早就开始思考如何有效管理各种组织和大型社会活动。如前所言，中国古代很早就形成了包括政府、军队在内的各种大型社会组织，也一直在开展包括抵抗外敌入侵、治理水患在内的大型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由此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发展出后来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但实际上很早就形成了对各类组织以及社会有效管理的需求。在理性未启、迷信盛行的远古时代，巫术、暴力总是不可避免地和组织治理纠缠在一起，但是当中国社会进入西周以后，巫术和迷信开始退场。以周公、孔子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就开始不断理性思考如何管理国家、军队等大型组织以及治水、战争等大型经济、政治和军事活动。由此中国传统社会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家管理思想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仁”“义”“礼”等为核心的、有着内在逻辑体系的、以内圣外王为目的的儒家管理学说。
儒家意义上的“礼”本质上就是与各级组织的有效管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荀子·礼论》认为: “礼起于何也? 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样一个论述一方面涉及“礼”的起源、本质特点; 另一方面也说明“礼”之于有效组织和管理的重要性等，凸显了儒家学说的管理学色彩。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将“仁”这一概念引入儒家学说，并使之成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所在。而“仁”的提出恰恰体现了一种理性分析的管理学精神，体现了儒家对 “仁”之管理学价值的重视。春秋乱世，礼崩而乐坏。孔子由此认识到为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仅仅有“礼”是不够的。“礼”作为一种自然法意义上的行为规范需要有一种更加根本的、发自人心的道德情感来支撑。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①的感叹，就说明了儒家关于“仁”与“礼”相互关系的认识理路。而当时的社会恰恰普遍缺乏这样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支撑。因此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人心”，由此提出了“仁”这样一个概念。在孔子看来，作为一种情感的“仁”就是“礼”所以实现和发挥作用的感情基础。没有“仁” 作支撑，就没有遵守“礼”的内在自觉，自然就会演变为一种形式主义。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②是也。而且这样一种仁德的在场对于组织的领导来说意义非凡。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③“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④等论述实际解释了“仁” 对于组织管理以及有效领导的意义。因此“仁”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和组织的有效管理和领导密切相关，它也从根本上说明了儒家文化的管理学本质。⑤ 而“仁”“礼”之具体提出过程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性和思维的严密性，也从根本上说明儒家管理学说绝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认识可以概括的，它和雷恩所说的宗教神权和暴力更是毫无联系的。众所周知，孔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讲学之传统。这样一种学术传统以培养“君子”为最终目的。“君子”在现代往往被理解为一种道德范畴。而这一概念在先秦时代则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它实际指称的是那些拥有领导才能、能够有效管理当时各种组织或者共同体的领导者。《左传》指出“赏庆刑威曰君”。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认为“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君道》则对“君”之内涵做了详细的阐述: “君者何也? 曰: 能群也。能群也者何也? 曰: 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这里“能群”以及“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等，实际指明了君子肩负的管理职能以及需要具备的领导才能等。可见儒家“君子之学”并非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本质还是要培养能够有效管理各级组织和共同体的领导者，即所谓“内圣”最终还是要激发出“外王”来，因此其本质是一门管理之学。就孔子自身而言，其非常重视“学而优则仕”，强调“不仕无义”。而 “仕”则意味着君子学业有成后出来做官，参与当时社会各级共同体组织的管理与领导。而相当一部分孔门弟子，如冉有、子贡和子路等，也确实都选择了出仕做管理者。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传统儒家文化的管理学属性。
当然按照西方管理学之标准，传统儒家文化难以算是一门管理学。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塑造了西方世界对于学术的认知。西方世界中学术往往与科学乃至狭义的自然科学方法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影响到管理学。近代以来的西方管理学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受科学主义影响至深。它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现象为出发点，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并以此构建各种概念和理论，在其看来只要管理者们掌握了这些理论和知识就能够有效应对管理实践所提出的各种挑战。
相关知识推荐：管理学论文怎么找文献
相较于西方管理学，儒家管理学在形式和本质上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以探索、构建知识和理论为主，而后者则重在求善、求一种道德境界或智慧。但是这种不同也只意味着中、西方对有效管理内涵的不同理解，并不意味着前者是管理学而后者一定不属于管理学之行列，更不意味着其不理性、不正式。管理世界的特殊性、复杂性及其与自然世界的本质不同，使得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际有着相当的开放性。管理的实践本质决定了一种学说是否可以称之为管理学本质上并不在于其是否具有成体系的概念以及理论模型等，而在于能否培养真正的管理者并有效指导实践。因为学术若能反映现实世界之本质，必能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导，而若不能对现实世界形成有效之指导，则意味着其很可能未能反映现实管理世界之本质。因此，邓晓芒认为: “一旦进入大科学和中间科学，就必须超越狭义的逻辑数学和当下的经验，而扩展自己的范围。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这个标准被扩大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①因此，一种学说只要从根本上有助于解决现实管理之问题、能够培养有效的管理者就应该属于管理学之范畴; 否则，无论其中的概念和理论模型在形式上如何漂亮，都难以称之为真正的管理学。
以这样一个标准看待西方管理学，则会发现其能否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学问”还存有疑问。因为学术和实践“两张皮”、难以得到实践界的承认一直是西方主流管理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② 这种挑战的长期存在，也说明西方管理学作为一门学术在反映现实管理之本质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这也决定了它不应该成为评判中国传统社会是否有真正管理学的绝对标准。
而儒家管理学在形式上虽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学之标准，但能一直有效地指导实践。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被广泛用来治理国家、社会以及其他社团组织，在培养众多杰出管理者和领导者的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绵延和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在各级管理实践中仍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而且这种应用不仅体现在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儒家文明核心区，也体现在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等国家与地区。这说明儒家管理学虽不符合西方主流管理学之形式或者标准，但必定在根本上抓住了管理世界的本质。东亚地区几千年的管理和社会实践已经为儒家管理学之存在与成立做了最好的佐证。因此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自己的管理学是不合理的，这种否定不仅忽视了管理学固有之开放性，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之本质缺乏认识的表现。
实际上，不仅传统儒家文化有着浓厚的管理学属性，道家、法家等也形成了自己的管理学说体系。以道家为例，道家老子所强调的“无为”“自然”以及“虚静”等概念本质上都是和当时的国家、社会、军队等的有效管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目的是保持领导阶层与被领导阶层之间关系的阴阳平衡与和谐，保证管理的有效性。《汉书·艺文志》强调: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从本质上说明道家之学问有着鲜明的领导学、管理学之属性，只是其有着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之外在形式而已。对此，相关学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管理学本质都有过一定的论述。如罗运鹏先生认为“管理乃是国学之本然”，“国学中的许多经典即是管理学经典”，而且“国学具备完备、科学的( 管理) 理论体系”①。这些研究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中国传统社会本质上并不缺少管理学，相关观点所认为的管理学是近代西方才有的、中国传统社会缺少管理学的观点值得商榷。
三、儒家管理学之范式特点
以上主要讨论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管理学本质问题。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在本质上是一门管理学，但是其在表面形态上与西方管理学相比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西方管理学中常见的一些理论、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在传统儒家管理学中也确实难以找寻到。这也是相关学者难以认同其管理学身份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管理学之所以在外在形态上不同于西方主流管理学，根本原因乃是其相较于前者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体现了儒家对于管理的独特理解，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外在的形态以及内容体系等。因此接下来有必要对儒家管理学之内在学术范式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从基本的学术范式入手方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儒家对管理的理解及其特点。而如果仅仅从“仁”“义”“中庸”等具体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出发探讨儒家对管理之理解认识，则相关探讨必定是肤浅的。
“范式( paradigm) ”一词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体现了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在其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范式”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形态及其具体理论内容等。例如西方管理学之所以表现出今日之学科形态、之所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管理学理论，本质上根源于西方管理学者有着共同遵从的学术范式。这表现为其都秉持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 重视人的纯粹理性，相信相关逻辑推理与数据分析方法在发现管理规律、建构管理理论中的作用; 认可建构在实证主义范式上的知识和理论能够有效应对实践的挑战等。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共识或者信念的存在，西方管理学才发展出了一系列科学化的理论、概念、模型等，并最终形成了今日西方管理学之学术形态。——论文作者：巩见刚 卫玉涛 高旭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