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技术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动乡村治理的结构和过程的演进。在压缩时空与构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发现数字时代乡村治理呈现出新的趋向，数字技术通过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改造乡村，创造以数字平台和群为代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同时，它还被村干部用于巩固权力，被村民用于消费、寻求安全与认同，表达和再生产乡村社会机制。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最重要的不是数字技术，而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权力关系、社会机制和公私领域的演变，应该高度警惕数字官僚主义，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机制的协同增效，再造乡村共同体。
[关键词]数字技术;乡村治理;改造社会;技术表达制度;时空压缩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开展工作，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发挥科技在社会治理中的支撑作用。近年来，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政府改革等领域，并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乡村治理等领域延伸。村情通、民情通等数字平台在乡村悄然而起，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以5G 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正在成为驱动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力量。那么，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的机制是什么?数字时代乡村治理往何处去?
既有研究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技术决定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能够改造社会，并成为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改革和政策实践的主导逻辑[1]，这种观点的内在假设是社会和人都是被动的，技术推动文明坐标系的持续变动[2]11，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现代化。[3]二是技术的社会构建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表达和巩固制度，因为技术及其后果是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科技是符号交流和文化再生产的形式[4]11，经济就是技术的表达，并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进化[5]214;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数字和信息处理及其利用的过程决定了治理效果[6]，实践中数字往往悬浮而不是真正进入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和村庄社会生活之中[7]。
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的社会构建论都认同技术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技术并不是常量，而是变量，并运行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中，不同技术在相同环境中往往产生不同的结果，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8]9从静态的视角看，技术的确能够改造社会，从技术不断演进的过程看，它不仅改造制度，技术还通过规定和规范人们的行为，界定人们的身份，服务于社会主流价值观，来表达制度，促进社会机制的再生产。与蒸汽机、电力等技术相同，数字技术也具有压缩时空的特征;不同于蒸汽机、电力等技术，数字技术还具有构建社会的功能。近年来，数字技术不断延伸到乡村各个领域，已经并正在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和过程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在时空压缩与构建社会的框架中，本文分析了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的机制，即技术改造乡村，表达和再生产乡村社会机制，以及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趋向。
二、时空压缩与社会构建：分析框架
任何治理行为都是具体的，并存在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中。治理是社会和政治的过程，并推动社会的演进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也不例外。理解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的起点是转型发展和乡村社会的情境，以及在此情境中技术与政府和社会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关系。近百年来，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比，乡村确实是衰退了，人口和产业的空心化，是乡村衰退的突出表现。技术被视为驱动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技术驱动的治理首要目标是推动产业发展。同时，技术还有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它是社会关系的构成部分，并推动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任何时代的治理都离不开技术，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有着显著的特征，即时空压缩。
(一)时空压缩
对于时空压缩，哈维认为它是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生活的时空结构的形态之一[9]284，也有学者认为时空压缩还是人们对生产生活结构变化的一种体验，同时，技术对人们生存状态和存在意义产生深刻影响。[10]在工业时代，马克思指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背后，是资本增值的逻辑。铁路和机车的发明及投入使用，不仅改变人们旅行的方式，改变经济分配的方式，也改变了乡村在国民经济和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使它成为全球经济和民族国家的一部分[11]，同时，资本通过铁路等技术主导和支配乡村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将乡村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部分。
与工业时代相比，数字时代行动者行动的具体时空关系呈现出“去中介化”和“弹性时间”两个显著的特征。[12]一是去中介化。数字技术通过将生产和生活过程数据化，摆脱对地域和传递信息的组织依赖，实现生产活动、国家治理与个人直接远程的精准沟通。通过去中介化，上级政府增强了控制下级和乡村信息的能力，极大地压缩了下级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时间弹性化。在传感器、数字化、算法与算力的支撑下，数字技术实现了对空间的全程可视化、自动追踪与主动预测，实现了乡村时间与官僚机构时间的同步;通过重组数据痕迹，将发生在不同时空的片段重组再现现场和情景。同时，数字驱动的治理打破了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边界，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可随时参与和处置事件。
(二)构建社会
数字技术改造乡村、构建社会，主要通过它发挥服务与监管两种基本功能来实现。赋权与监管是技术具有的两种一般属性，由技术赋权推动的发展与进步是技术的一个面向，由侵入性不透明性带来的监管是技术的另一面向。[13]作为发展的驱动力量，技术增强人类的能力和智慧。技术赋权是多向的普遍的，企业、政府与民众都可以运用技术赋予的能量，利用技术实现各自的目标，推动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
对任何社会而言，秩序的维护离不开监管与约束。技术是实现监管职能的重要手段。除了具有赋权的特征，技术还具有侵入性和不透明的特征，使之具有复杂的监管面向，技术的监管功能也是多向的。政府可以运用数字技术监管自然灾害，也可以监管和重构乡村物理的和社会的空间;然而，这种监管不是政府对村民和乡村空间的单向监管，而是双向的互动过程，民众不只是秩序的服从者，他们同样运用技术约束和监督村干部及政府官员，重构空间与秩序。[14]毫无疑问，在诸如应对自然灾害、维护社会治安等领域，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在诸如违章建筑等问题上，二者目标的不一致往往带来碰撞与冲突。
服务与监管功能的发挥并不完全由技术决定，而受到多种制度和机制的约束。拒绝或使用一项技术以及技术如何被使用，往往不是技术的原因，而是制度的选择。[15]其中，治理理念、行政规划、管理服务流程及标准等政府机制，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及民众的策略性行动与互惠的社会机制等共同构建技术的内容、使用方式及其效果。技术的服务与监管功能的发挥不是预设的，而是社会构建的。这就意味着相同的技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可能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在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压缩空间、再造空间与秩序，而不是消灭空间，技术能够压缩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无法取代基层官僚和乡村的地方性知识。制度引发技术在不同社会产生不同社会后果的中介效应。
三、时空压缩：精准服务与重塑乡村秩序
具有征服和控制特征的技术是征服自然的利器，也是服务民众改造乡村秩序的有效手段。在改造乡村过程中，政府通过自身的数字化推动乡村的数字化，通过数字平台整合村庄内外力量，智能精准精细克服乡村治理中的具体问题，创造了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并迅速占领和填补这个权力空间。
(一)科技服务民众改变乡村的理念
启蒙运动以来，与道德相比，科学与技术被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科技治国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政策。与工业时代不同，在数字时代，国家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乡村突出表现为两种理念：以人民为中心，运用科技服务民众;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引导民众志愿使用技术，将数字技术、社会机制转化为执行行政任务、改造乡村的手段。
运用科技服务民众，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乡村，政府根据数字技术双向赋权的特征，把数字技术作为服务民众的重要力量。我国各地纷纷建立诸如“村情通”“村民e点通”“民情e点通”“e线服务，法律惠民”“互联网惠农服务”等便民信息服务平台，多渠道、全天候响应民众的诉求，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指尖的距离甚至 “零距离”。政府服务理念得益于数字技术近乎零的边际成本[16]，以及智能化系统化匹配，通过数字化提升服务的精度和准度，成为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促进惠民便民、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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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还是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手段。改造自然及社会是政府和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17]。安全生产、地质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理依然是政府和乡村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成为政府和人类实现这一目标的利器。将乡村直接纳入国家的视野是近代以来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数字技术为实现国家这一目标提供了有效手段。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数字技术获得社会机制的支持，即因势利导运用社会机制，引导民众按着国家和行政意图志愿使用数字技术，以共建共治共享的方式，重塑乡村秩序。
(二)以政府数字化推动乡村数字化
为实现服务民众，改变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政府将数字技术运用到政府的改革和建设中，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压缩时空，推动政府治理体制从碎片化治理向平台治理转变，并将平台治理向乡村社会延伸，引领乡村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可视化。
1.建立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不断推动数字技术设施的更新换代。2G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以政府门户网、互联网论坛、政府部门的业务系统和数据库、微博为代表;4G 时代，各类数字智能传感器、微信群、微信公众号、钉钉群、APP、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成为数字基础设施的突出代表;5G 时代，大数据、云服务、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算法等正在成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构成数字时代的时空压缩机，将政府和乡村统统纳入进来。
2.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平台治理。利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政府不断自我革命。近年来，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正在推动政府从部门中心主义的治理向数字治理转变。在数字治理中，部门不仅要把业务平台纳入到数字平台，部门的职能和人员也成为平台的一部分，并且按着系统集成、业务协同、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运转，部门的潜在自由裁量被大大压缩。政府治理正在从碎片化的部门治理向整体性的数字治理转变。
3.把乡村纳入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是政府治理的工具，也是乡村治理的工具。政府不断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向乡村延伸，将乡村纳入平台，使之逐渐清晰化可视化[6]。微信群、钉钉群、数字信息平台成为发布政策、传递政令、交流工作意见与民意诉求的通道，将偏远的乡村与政府、国家连接起来，乡村逐渐变得透明和可视化。同时，在乡村，微信群成为村庄治理的新工具。村民之家(这个群包括所有的村干部和绝大多数村民)、党员在线群、巾帼在线(村里的妇女群)、平安志愿者群、局务监督群、村民代表群等等，表达了村庄的治理结构，将村庄的治理结构几乎映射到了数字平台上。
(三)智能精准精细的服务
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乡村的方式是智能精准精细的服务。提供这种服务需要借助数字基础设施，重组乡村内外的资源。其中，乡村被划分成更细密的网格，县乡两级政府的绝大多数干部下沉到村庄，数字平台成为整合村庄内外力量、解决乡村治理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手段。
1.人员下沉与技术跟进。近年来，各层级政府力量都在逐级下沉，有些县级政府甚至规定将80%的执法力量下沉到乡镇(街道)，县乡两级政府下派干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村指导员，帮助村庄解决问题。与人员下沉相对应，数字技术同步跟进。数据是数字治理的原材料，数据质量是数字治理的关键。为收集到高质量的数据，实时精准掌握村庄的环境污染、违章搭建、矛盾纠纷等信息，在网格化治理基础上，地方政府招募专职网格员，给他们配备专用的手机和信息系统，负责网格内信息的上报。
2.数字技术平台整合乡村内外的服务力量。我国基层并不缺乏力量，缺乏的是如何将不同类型的力量与村庄内的不同问题匹配起来。实现问题与治理主体的精准匹配是数字平台的优势。比如浙江省在每个村都建立了普法微信群，这个群里除了普通村民，还有兼任村法律顾问的律师、党员、志愿者、村治保主任、镇司法所、村社委员会、各组组长、党员、各级人大代表、党员代表、驻村民警、保安、物业、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等。这个微信群突破地域限制，将村庄内外的各类普法、化解社会纠纷的力量有机整合，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有效融合。
3.实时精细精准服务。微信群和数字平台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实现了线上线下服务的“全天候”“零距离”。诸如专业性的法律服务群，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讲座、矛盾调处、法律援助等公共法律服务，协助村社换届、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合同协议，开展村务“法律体检”、环境治理、惠企便民服务等。而诸如“村情通”等综合性服务平台，提供村务公开、党务公开、财务公开、精准帮扶等服务，比如，每年村庄的涉农补贴有几十项，这些补贴村民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上自助申报，极大地提高了补贴的使用效率。
(四)创造并占领一个希望的空间
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大卫·哈维设计了一个与自然更加平等地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个人乌托邦[18]。在数字技术驱动的乡村治理中，数字技术改造制度，创造并占领这个希望的乡村空间，重塑秩序。
数字技术有助于创造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以群等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平台是个充满希望的空间，这个空间由技术创造，是一种空间形态的乌托邦。这个空间蕴含着巨大的能力和机遇，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在这个空间中，国家退居幕后，在参数、脚本、算法的协助下，各类力量结成虚拟的社群，并与各类问题实现了精准的匹配，将乡村呈现在画面中。
数字技术也可以占领空间，填补权力真空。这个希望的空间并不是空空如也的，各类力量均在争夺占领这个空间。[19]这个空间是可分的，村干部主动搭建村民之家微信群，占领这个空间，并把这个空间作为发布信息、解决村民纠纷、促进村民交流的重要阵地和资源平台。村干部认为如果不主动占领这个空间，这个权力真空就可能被普通村民甚至上访者等势力占领。当然，建立微信群，创造这样的社群空间非常容易，因此，完全支配和填补这个希望的空间似乎非常困难。
四、利用和约束技术：乡村社会机制的表达与再生产
技术及其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过程。在政府试图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乡村的过程中，处于国家与村庄节点的村干部，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权力;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让政府的良好意愿落空，他们异乎寻常地热衷于私人事务，使之沦为互联网平台的消费者;表达地盘意识的群，逐渐成为村庄运行的基础设施，村民在群中寻求安全与认同，促进了乡村社会机制的再生产。
(一)技术表达社会机制
从技术的社会构建论看，技术及其结果并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机制构建。在乡村，数字技术能否被使用、如何使用以及产生什么结果，受到乡村权力结构和社会机制的约束。政府自上而下地运用数字技术改造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技术表达社会机制，并从社会机制中获得支持。
1.技术表达社会机制。与技术表达政府机制类似，技术也表达社会机制。农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了具有内在道德约束的互惠机制，这是乡村社会机制的核心。数字技术从外部进入到乡村，首先通过增加熟人之间的沟通，表达和巩固乡村熟人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互惠机制。不管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这是他们运用数字技术的前提。当然，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理性视角不同，村民和村干部对数字技术的认知是复杂的，但是，他们都将数字技术用于完成符合他们身份和角色的工作及任务。对普通村民而言，智能手机是他们利用数字技术的最主要的方式，村民将数字技术作为消费的方式，以及延伸个人和家庭社会关系网络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村庄治理的手段。对村干部而言，使用数字技术治理乡村，一方面是落实政府的工作部署，应对政府考核，将群众路线走深走实，线上线下融合;另一方面，村干部担心一切都透明了，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就被压缩了，工作更不容易开展了。
2.乡村社会机制构建技术及其结果。在乡村，智能手机、微信群、公众号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数字技术向所有的用户赋权，数字技术产生的结果并不只是由一种力量决定，而由使用技术的多种力量互动共同决定。其中，村干部、村里的年轻人、在外工作的村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官员、律师、乡贤等，虽然处于不同的时空中，但是，数字技术将他们连接起来，并在群、数字平台上展开对话，共同构建、决定着数字技术的使用规则和结果。——论文作者：张丙宣1，任 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