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人类对于自身心理现象的探索至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从人类传播的角度所进行的心理现象研究却始于 19 世纪的西方人类学，以塔尔德、勒庞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对群体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等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加快了这一学术进程。伴随着 20 世纪以来大众传播的兴起，人们开始将科学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带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并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心理学传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心理学与传播学的融合趋势日益显著，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称作媒介心理学的新型学科，这证明了心理学与传播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关键词: 心理; 传播; 历史; 价值
一 欧洲人文社会科学视野中的社会心理探索
自然界是一个相对易于被发现和把握的领域，而关于我们人类自身及其行为，关于社会发展法则及规律这样一些深不可测的领域却艰难得多，但是人类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这一领域的探索。
人类对于自身心理现象的探索始于哲学、神学、医学，在历史、文学、艺术中亦有反映，18 世纪以来兴起的社会学、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精神分析学说加快了这一探索的步伐，它们体现了人类巨大的理论努力，这些努力直接指向人类心理和精神活动。
自古希腊以来人类几千年来对心理现象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 19 世纪后期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这些探索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人性论、心理论、心身论、心物论、感知论、记忆论、思维论、精神论、人格论、学习论、养生论等方面。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后，在 20 世纪一些用来专门解释人类心理及行为的心理学理论和流派相继出现，它们分别是以科学实证主义为取向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 以人本主义为取向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等。最近几十年来，西方一些新的心理学流派也不断出现，包括积极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社会构建论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等，它们代表着心理学发展的新进展。
早期对人类心理现象的探索主要依附于哲学，这些探索对具体心理过程的研究成果有限，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从人这一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基本命题和范畴，这些基本命题和范畴代表了人类理智发展的水平，并为科学心理学开辟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
长期以来对人类心理现象的探索局限在个体心理层面。当人类理智逐渐发育成熟之后，自然会思考心身之类的问题，梦境、生死、疾病等现象直接启发了人们思考灵魂有关的问题。原始人设想肉身不过是躯壳，肉身之中一定还寄居着灵魂之类的东西，正是灵魂控制着躯体。如果确实存在灵魂，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否与肉体同生同死? 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存在一个具有绝对意义的灵魂，如果不是灵魂赋予人们智慧、知识和行动的能力，那么人又是从何处获得这类东西? 人类早期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触发了一元论和二元论、理念说与经验说、存在论与形成论、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持久辩论，它们决定了其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并成为人类理智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尽管理论主张背道而驰，但是二者都以心身关系作为论说的逻辑前提。如果说古希腊时期对于灵魂与身体、经验与理性的讨论是基于人类求知求真的本能的话，那么中世纪以来对这类问题的持续关注始终是在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和压力下进行的，因为是否能够让人确信上帝、灵魂、理性乃是宗教界最为关心的事，哲学及心理学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得围绕着一轴心旋转。
然而哲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绝不限于这类狭小的领域，当理性主义高涨之时，可能正是人性备受压抑之时; 当决定论的声调主宰一切之时，可能正是思想界先锋为人类尊严奋起反击之际。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非理性主义( 人本主义) 哲学正是在这一时刻出现，这一哲学思潮其实也代表着人类对个体心理领域第一次全方位的探索。非理性主义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很大程度上也代表着个体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只不过由于后起的科学心理学的偏见，迄今为止，人们未能正确评价非理性主义哲学在探索人类心理世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研究的对象都是个人，或者剥离掉了具体社会关系、社会属性的抽象的人。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很少是独立的，他 ( 她) 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与他人发生某种社会联系，或者他( 她) 总是要从属于某一集团、阶级、阶层、群体、族群或种族。尤其是现实生活中除了单个的人，还存在大量的群体。由此可以很自然地想到，除了存在个体心理这类东西之外，一定还存在某种群体心理或社会心理的东西，在科学心理学诞生之前，人类并没有忽视这一领域。
西方思想史对社会心理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条线索体现出来: 其一，19 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学研究; 其二，20 世纪前后塔尔德、勒庞等人对于群体心理及革命心理现象的研究; 其三，20 世纪以来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学说; 其四，科学心理学在社会心理学分支上的拓展。
19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一门新型学科———人类学在西方兴起。人类学也称作种族学、人种学、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人类学兴起的现实社会背景是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扩张和殖民，因为扩张和殖民，西方社会迫切需要了解西方以外的社会情况，包括各殖民地的语言、习俗、宗教、文化、历史、制度、人种等等。但是，对相异人种、民族的研究同样被人类共有的好奇心所驱使。人类学研究中涉及心理领域较深的主要有古典进化论学派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学派。
以巴斯蒂安、泰勒、摩尔根、弗雷泽等为代表的早期进化论人类学者从人种差异、种族差异、文化差异等角度对更为深层的人类心理和精神现象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的对象主要涉及原始社会和现代部族的语言、宗教、神话、习俗，这类探讨往往上升到有关智力进化、心理进化、文化进化乃至制度进化这样一些更为深刻、宏大的层面。这类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期的思想家那里，如意大利的维柯、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康德及黑格尔。古典进化论学派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以及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站在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高度去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发展。他们之所以对原始社会以及当代部族社会的语言、风俗、宗教、神话产生兴趣，是希望以此与西方社会相对照，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意大利思想家维柯( 1688 - 1744) 在他 1725 年出版的《新科学》中就断言，每一个民族都是一种“出生”，各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立发展的，而且都要经历“神、英雄、人”三个阶段。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 1854 - 1941) 在其 1890 年出版的《金枝》一书中提出了人类智力发展的三个普遍阶段，分别是巫术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这些论述都涉及人类进化的心理动力，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个体，而是种族、族群、民族。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古典进化论学说的代表性人物泰勒( 1832 - 1917) 认为，因为人类本质具有一致性，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同一方向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而人类本质之所以具有一致性，乃因为人类心理是具有一致性的特点。人类学之父—德国人类学家巴斯蒂安( 1826 - 1905) 持有同样观点。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开始在西方兴起，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 1908 - 2009) 。所谓结构，其基本含义是指材料的构成、构造、排列及形式; 事物的结构不但决定了事物的外形，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事物的性质，结构对于任何事物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结构主义的最初思想是来自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索绪尔，他早在 1878 年发表的论文《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结构》中发现，人类原始语言中都具有某些最基本的共同结构，他断言语言就是一种共同习俗，反映了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当 60 年代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时候，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已经在西方盛行了许多年，巴斯蒂安和弗雷泽都认为某些“基本观念”反映在世界不同民族的宗教、习俗及文化中，其来源是某一阶段人们所具有的心理共性。稍后的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也认为，社会事实是集体意识的表象，集体意识不过是社会成员中所共有的信仰、感觉的总和，换句话来说，社会事实不过是一种间接曲折的心理强制。[1]257列维—斯特劳斯正是沿循前人的思路展开了他的人类学之旅，他重点分析了早期人类亲属关系以及原始思维、神话，并发现了深藏于其中的基本结构方式，即“二元对立”结构。他认为“二元对立”结构是人类先天的，源自人类心理本性，它不但存在于原始人中，也存在于现代人之中，它既体现了人类的思维特点，也体现了人类的思维局限。由于这一思维局限，人类总是以对立、割裂的方式去认识事物，而不是以整体连续的方式去认识事物。[1]280列维—斯特劳斯断言: “人类学首先是心理学”，如果说古典进化论学派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纵向长轴上对人类群体心理进行剖析的话，结构主义人类学则是在人类心理的横断面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20 世纪初具有医生资格的奥地利思想家弗洛伊德 ( 1856 - 1939) 在学术界的现身似乎引起了这个世界的骚动。二千多年的哲学、心理学都在围绕灵魂与肉体、经验与理性、物质与意识这类抽象的命题争得你死我活，但 是 叔 本 华 ( 1788 - 1860) 、尼采( 1844 - 1900) 、伯格森( 1859 - 1941) 等现代“疯子”最先撕开了古剧的一角，让人们看到了另外一幕: 理性、上帝、灵魂之外还有一个活人的世界，这个活人是如此的逼真，又是如此的陌生，他等待人们去揭示。弗洛伊德顺着这些现代先知，尤其是顺着尼采指引的方向走了进去，结果他发现了骇人的一幕，这一幕也把其他人给吓住了。弗洛伊德对世人说，性欲是人类活动的基本驱动力，精神病以及其他类似的病症源于性欲不能得到正常满足或性欲遭受到某种挫折。他进一步说，文明的发展是以对个体性欲的压制为代价，每一个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文明之敌。他关于人格结构的描述以及关于无意识的发现都是建立在性及其压抑这一关键概念之上。人们一直在评估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这种学说对个人、对社会意味着什么?
真理往往在最平常之处被人发现，因为平常，因为某些东西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习俗、经济、法律的戒律，平常的东西被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压制住、遗忘掉、抹杀掉，弗洛伊德以巨大的勇气揭开了这一层面纱。《实验心理学史》的作者波林说: “他是一个思想领域的开拓者，思考着用一种新的方法去了解人性。”[2]813 - 814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人类基本欲望力比多( 性欲) 始终作为与社会规范或者说文明相对立的关系而存在，是他明确指出意识不过是我们所能够见到的冰山一角，意识的下面还潜藏着为他人甚至为自己所不知的无意识。无意识源于生物本能，主要是性欲受到社会规范的压制，由此意识被迫转化为无意识，被封闭到大脑皮层之下。人的行为并不完全受意识驱动，而主要受无意识驱动，但人的行为又是意识与无意识协商的结果，二者之间的中介机构是前意识，它位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意识体现的是现实原则，受到现实原则支配，无意识体现的是“快乐原则”并受这一原则支配。前意识则主要体现着满足道德、良知、社会规范等文明要素的要求，对竭力突破防线的无意识进行监察监管，从而使人的行为符合所谓的文明。至此，弗洛伊德为人们建立起一套动态的人格结构模型，这个模型论初步把文明对人类本性的压制揭示出来。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发现及论述被认为是继哥白尼地心说、达尔文进化论之后对人类信心的第三次沉重打击。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个体心理学理论的话，其后他有关宗教、图腾、禁忌以及变态心理的研究则是在更广阔的社会联系中展开的，这类研究更多地体现为社会心理研究，他的许多观点足够惊世骇俗。
在《固执行为与宗教仪式》( 1907) 一文中，他提出宗教仪式不过是固执型神经官能症的表现，其中涉及某些人类欲望的压抑。在《摩西与一神教》( 1936) 一文中，他认为犹太教先知摩西以及耶稣都是为教徒所弑，然后奉为神圣，他通过基督教圣餐中所涉及的复杂心理转换得出这一结论。在《图腾与禁忌》( 1913) 一书中，他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这一古代神话进行了深度心理分析，证明父亲图腾、祖先崇拜源于儿子们与父亲争夺女人，杀掉父亲; 因为内心的负罪感及恐惧自己招致同样的命运，他们相约放弃身边的女人，并以图腾的方式纪念父亲，弗洛伊德甚至由此推断出这就是外婚制的心理根源。受德国思想家海克尔“基本生物发生律”的启发( 即任何个体在其发育过程中都以微缩的形式重复类的进化) ，弗洛伊德认为在每个文明人身上都有野蛮人的影子，每个个体对父母的“幼儿自恋期”、“儿童依赖期”、“适应社会的成熟期”均对应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巫术阶段、宗教阶段和科学阶段，他从人类最隐蔽、最深厚的心理层面出发揭示了人性与文明尖锐对立的本质。
弗洛伊德开辟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暗含着异化这一理想，那就是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却不由自主地丧失了最基本的欲望，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却丧失了自由。弗洛伊德这些最深刻的洞见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以此为武器对当代西方社会发起了猛烈批判。
20 世纪前后还有另外一位重要人物现身于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界，不过他似乎更愿意将自己研究的心理学命名为群体心理学或者革命心理学，这个人就是法国学者古斯塔夫· 勒庞( 1841 - 1931) 。勒庞的本行是医学，1866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开始周游世界，1870 年起在巴黎开始行医， 1884 年开始对那些与社会变革相关的社会心理问题产生兴趣，著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 1894) 、《乌合之众》 ( 1895) 、《战争心理学》( 1916) 等著作。
就像同时代的弗洛伊德一样，勒庞以强烈的反叛面貌出现。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他的反叛是全方位的: 在思想和文化方面，他既批判欧洲源远流长的理性主义传统，指责群氓们在理性主义的鼓噪下犯下种种血腥罪行，他同时又对时人所看重的非理性的东西痛加讨伐，认为正是孤独感、恐惧感、轻信盲从这类无意识的心理使人沦为群氓，成为最具破坏性的社会力量。在政治立场方面，他反对激进革命，主张渐进改良，对于一个人民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代充满了恐惧和仇视，他对自由、民主、平等这类口号嗤之以鼻，甚至对现代普选制度充满蔑视。[3]在学术传统方面，他特立独行，拒绝引经据典，有意将自己的学术与同时代学人的思想隔绝开来。他对建立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毫无兴趣，他把心理研究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紧密结合，他的学说就是对具体历史与现实的心理剖析，他创建了一个真正可称之为群体心理学、革命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学说，他的学说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勒庞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心理学类型。
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勒庞对一个急剧变化时代中的群体心理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指出一旦个体被群体吸附，个体就具备了群体的心理特征。群体心理总是劣于个体心理，它的基本特点是冲动、易变、急躁、偏信、易受暗示、单纯、固执、专横、保守、攻击、残暴等等。勒庞还分析了所谓领袖控制群体的常见心理手段，它们包括断言、重复、传染、诉诸名望等。[4]在《革命心理学》一书中，勒庞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有关群体心理的理论系统运用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心理剖析，从群体心理学角度重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史。
勒庞这样一位西方思想界的离经叛道者似乎并没有受到他同时代或稍后那些同行们的轻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奥尔波特( 1897 - 1967) 评价说: “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庞的《乌合之众》莫属。”[4]5 美国社会学大师罗伯特·墨顿( 1910 - 2003) 也认为《乌合之众》“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弗洛伊德本人也认为《乌合之众》是一 本“当之无愧的名著”，并说道: “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对此，墨顿评价说: “勒庞播种，弗洛伊德浇水并且培育其成长”，[4]这里墨顿点出了弗洛伊德与勒庞之间存在的一条隐蔽的思想通道，这条思想通道的另外一端其实还系着另外一个稍微早期的重要人物，他就是尼采。
几乎所有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德国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1844 - 1900) 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也说: “我的著作显示出我是一位无与匹敌的心理学家。”[5]尼采被奉为先知，但是作为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尼采究竟发现了什么? 他发现西方人历经两千年的基督教统治之后灵魂已经死掉，他们被代表着日神精神的基督教理性文明压死，所以尼采呼唤杀死上帝，推翻一切新旧偶像，同时呼唤另外一种新人类———具有超强意志的超人的诞生。上帝、宗教或者理性不过是人类的想象物。因为人类太狂野、太自私、太凶残，有限的人类相对于无限的宇宙，有限的生命相对于无限的精神，有限的时光相对于永恒显得太渺小。人类需要权威，因而想象出上帝之类的东西，上帝是人类自造、自请的神，这座神用来压制人类的狂野、自私、凶残以及一切的自我无限扩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过上道德的生活，才能步入文明的轨道，自然人不过是野蛮人而已，宗教体现了人类的自律。
但是尼采却看到了宗教压制人、摧残人的一面，他在世纪之交终于忍不住喊出“上帝死了，是我杀死了他”的口号，因此成为时代的先知! 但是杀死上帝之后，恰逢一个民主自由的平民时代几乎同时降临，当解除了宗教羁绊和专制高压的芸芸众生展现出自己本相的时候，世界又将变得如何?
这一幕恰好被勒庞敏锐地捕捉到，他把这个时代芸芸众生内心深处以及在法国大革命等重大社会变动中已经表现出来的种种原始形状层层解剖开来，示以众人，并提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勒庞是站在尼采对面的另外一位先知。
勒庞只是形象的描绘者，而非理论的创建者，但是他关于群氓的心理描述，尤其是他关于群体无意识的描述还是启发了弗洛伊德，后者悟出了人类本性与文明的尖锐冲突，弗洛伊德正是沿着这条思路丰富完善了无意识理论、人格结构理论，并表达了关于人类本能与文明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他建构了庞大的精神分析理论体系。就此而言，墨顿的评价是十分贴切的。
自 1879 年科学心理学在德国诞生以来，心理学就形成了以意识为研究对象，以控制实验为主要手段的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即使是后起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等都必须遵循这一规范。勒庞所创立的群体心理学、革命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历史心理学这类以论说见长的心理学被排斥在科学心理学之外，即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长期不被视为主流。但是无论何种心理学，其要义应该是关注现实，心理学研究必须与现实中的人以及真实的社会生活、社会变化相结合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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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告诉人们，有关人类的意识、认知、态度、动机以及行为是非常复杂的，那些引起个人内心心理变化以及行为反应模式的外部刺激因素同样异常复杂，它们基本上不可能在一个人为设计的实验室环境中真实模拟和还原。尤其是那些造成民族心理，群体心理等社会心理形成和变化的诸多自然及社会因素更要历经千百年、数十年之久，它们更为复杂多变，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计的实验能够重现这些因素。因此，类似勒庞、弗洛伊德以及自古希腊以来那些千千万万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基于经验、常识、观察以及思辨对人类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理解、阐释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独具价值，无可替代。问题是如何结合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问题，如何把这类研究与新出现的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丰富和发展这类心理学。——论文作者：柯 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