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关键在于走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本文从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痛点，总结了数字技术助推发达国家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市场需求与数字技术共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市场需求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改革方向，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乡村”建设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实现“数字乡村”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一要围绕五大发展理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产业兴旺找准“数字乡村”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着力点;二要善于利用“数字乡村”战略挖掘农业发展潜能，强化农业科技创新，赋能农业要素市场，优化政策评估机制。
关键词：农业 高质量发展 数字乡村 数字赋能 实现路径
一、引言
中国粮食总产量已连续五年超 6.5 亿吨，肉蛋菜果鱼等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来看，水资源稀缺、耕地地力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产地污染及环境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万宝瑞，2016)，支撑农业持续增产提质的生产要素约束进一步趋紧，农业生产成本高涨和产品质量提升缓慢并存，以家户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对农业标准化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制约日趋突出(王志刚、于滨铜，2019)。伴随着居民消费质量的提升，消费者需求从“吃饱”向 “吃好”再到“吃得安全”转变。家庭及个人食物消费结构的优化，以及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增长，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钟钰，2018)。从国际竞争形势来看，发达国家以高水平农业技术和农业补贴支持为载体，以资本流动与市场扩张为依托，客观上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产业发展的挤压和控制。因此，中国要想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障农业稳步发展，就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将农业发展的主动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①。在此背景下，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从发展实践来看，农业高质量发展主要表现为产业体系完备、市场竞争力增强、资源配置趋优、产能结构合理、各类主体活力十足(张务锋，2018)。可以说，全面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有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完成和不可规避的现实任务。
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工程，不但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现实约束，也亟待寻找新动能。在农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支撑动能具有不同的实现方式和条件，或者存在不同的模式(李国祥，2017)。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农产品总量供给安全，中国农业主要通过增加农业化学品投入、土地资本要素投入、机械投入等常规动能来实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甚至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农业产出不能被及时消化，造成了资源的浪费(钟钰，2018;梁书民、于智媛， 2016)。同时，通过常规动能实现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也令人担忧，在以高产优良种子为中心并配合以灌溉和施肥技术改进的农业发展模式下，农业生产可能付出较大的环境代价(李谷成，2014)。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是技术进步，而现代农业技术的每次演进都离不开信息化的强力支撑，农业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朱秋博等，2019)。农业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农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农业信息技术的进步与渗透推动了数字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与发展质量(沈琼， 2016)。随着农村网络基础设施的不断普及和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信息红利不断向农村地区和农业领域快速扩散。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农户的市场对接能力、激发互联网消费、创造就业、改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为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和组织形态重塑带来新的机会，给乡村振兴以及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曾亿武、郭红东，2016;韩旭东等，2018)。为此，2019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进一步明确要“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②。
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围绕农业政策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增长动能转换等进行了研究，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政策导向。但是，伴随着数字技术向农业农村领域的扩散，以“数字乡村”建设为依托的数字新动能如何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路径还不够明晰。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农业高质量发展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探讨数字技术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而提出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痛点
高质量农业是一个包含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有机整体。其中，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农业的结构骨架，生产体系是高质量农业的动力支撑，经营体系是高质量农业的运行保障。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体现的是生产力的要求，而经营体系体现的是生产关系的要求。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和痛点。
(一)产业体系
1.农业产业结构失衡，高质量农产品供给不足。目前，在中国粮食丰产背景下，稻谷、玉米等大宗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总量过剩，价格总体上处于低位运行，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状态。对大宗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产能布局缺乏有效监测分析，对化解转移过剩产能和加快建设短缺产能的引导不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与产业链布局已成当务之急。同时，伴随着国内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面对市场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现有农业经营主体往往缺乏动态适应能力与灵活反应能力，难以及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导致市场所需的优质化、多样化、专用化农产品供给不足，确保供给总量安全与结构平衡的难度不断加大。以苹果为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国，苹果生产规模占全球的 50%以上，但高端苹果年产量仅占全国苹果产量的 25%左右，且主要以红富士单一品种为主。由于进口苹果在整体品质上仍优于国产苹果，所以在中国仍有较大市场需求。据统计，中国苹果进口总量由 1993 年的 1048.76 吨增长至 2016 年的 6.71 万吨，增长了近 63 倍。
2.产业融合路径不畅与产业衔接方式单一并存，农业产业链效益较低。就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现状而言，中国第一产业存在后端延伸不足问题，以向其他产业供给原材料为主，产销之间的链条不健全;农村第二产业两头连接不够紧密，农产品以粗加工和简单加工为主，精深加工能力有限，后端副产物综合加工利用能力和利用程度不足，农产品价值增值较低;农村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农村生产生活服务能力不强，产业融合层次低，对乡村文化价值和乡村功能的挖掘不充分，新业态、新模式与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间的结合不足，农户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畅。上述问题的存在造成农业产业链片断化、分割化，使得农业价值链长期低端化，加大了农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以及产业链实现延伸的难度(姜长云、杜志雄，2017)。
3.生产要素成本持续高涨与国外农产品低价挤压并存，主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滑。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攀升，以及环境成本、质量安全成本的显化，农业生产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农产品价格优势逐步丧失，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由表 1 可知，中国大豆、玉米和稻谷的生产成本逐年上升，成本增幅较大;中国农业生产的人工成本高于美国 6～25 倍，土地成本高出美国 10%～130%。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抬高以及农产品国内外价差增大的共同作用下，国内主要农产品难以实现随行就市、顺价销售，农产品出口利润受到严重挤压，导致了当前“高产量、高库存、高进口”的现实困境(钟钰，2018)，中国主要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
(二)生产体系
1.科技支撑能力有待提高，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亟需完善。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已经到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更加依靠科技实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2009 年至今，中国农业科技投资额增长较快，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8.3%。但相关成果以常规农业科技成果为主，以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核心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为主的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还较缺乏。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虽逐步建立，但是，农业科技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和效能还明显不足。构建适应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发展要求的农业技术体系和开放竞争、多元互补、协同高效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已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2.耕地资源约束趋紧，农业可持续生产面临较大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中农药和化肥施用量不断增长，土壤酸化板结问题日益严重，同时随着“离土又离乡”现象的出现，农村地区耕地疏于管理，耕地抛荒现象严重，也导致耕地质量恶化。2016 年，全国 31 个省(区、市)耕地面积 20.24 亿亩，与 2015 年底相比，全国农用地面积净减少 493.5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净减少 115.3 万亩。全国耕地质量总体不高，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比例分别为 2.90%、26.59%、 52.72%、17.79%，不宜开展大规模耕作的坡耕地和陡坡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26.9%，耕地资源约束进一步趋紧，农业可持续生产面临较大挑战。
(三)经营体系
1.土地流转交易缓慢，农户经营规模较小。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其占家庭承包耕地的比例总体保持在 4.40%～5.40%。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农村土地流转速度逐步加快，流转面积逐年扩大，土地利用效率逐渐提升。尽管如此，由于农村医疗和养老保障水平还较低，且部分外出农民工难以留城转化为市民，不少农民出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宁愿进行兼业化生产而不愿意转出农地，导致土地分散化经营的格局难以得到明显改观，中国家庭经营规模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罗必良，2016)。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现有农户 2.3 亿户，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在 10 亩以下的农户占到了 91%左右。
相关期刊推荐：《中国农业信息》杂志(月刊)由农业部主管，中国农学会农业信息分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共同主办，是我国目前全方位登载国内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信息，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期刊，旨在沟通农业信息，预测市场动向，服务科教兴农，指导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2.农业经营者整体素质不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质量有待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受城市工业、服务业部门高收入的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加速向城市转移，以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而回流到农村的农民工，大多是在城市中已失去竞争力的群体，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主体以老人、妇女为主的格局(李秀美，2012)，农业经营者的整体素质不高。为缓解这一问题，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等文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类型逐步增加，规模迅速扩大。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 214.8 万家，其数量远超家庭农场 6 倍以上。不过，现实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功能仍十分薄弱，虚化和异化现象严重。
三、数字技术助推国外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实践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实施数字农业，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模式，对其实践经验进行梳理，能够为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一)利用数字技术助推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产业体系优化
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融入发达国家农业产业的各个领域，助推一二三产业间的跨界融合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带来了农业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集聚效应(王乐君、寇广增，2017)，实现了农业产业体系的优化。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两国将数字技术融入农业产业，拓宽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和农业产业体系优化。其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依靠科技创新和庞大资金支持等加快数字技术研发，支撑融生产、加工、销售终端为一体的全产业组织体系的构建，利用产业组织协作和专业化生产，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条升级改造(刘丽伟、高中理，2016);二是利用数字信息平台及时、准确、连续地获取农产品价格和销售等市场信息，并适应性地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产品销售策略，实现农业生产、交易、服务环节的互通互融，减少农产品无效供给，保证农产品实现价值增值(张晓雯、眭海霞，2015);三是鼓励科研单位、农业合作组织和私人企业研发“农业数字技术”，构建农业科技成果展示、交易、推广平台，推进科技成果与农业产业的有机衔接，确保农业全产业链各环节均使用先进农业科技成果，提升农业产业国际竞争力①。通过这一系列实践，美国仅凭占总人口比例不到 1%的务农人员，发展为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粮食出口量占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 34%;加拿大则仅凭占国土面积 16% 的耕地，成为世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二大小麦出口国。
(二)利用数字技术助推农业生产智能管控，实现农业生产体系重构
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不仅能有效促进生产主体间信息互通，还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智能管控、精准运行和科学管理，促进农业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郭永田，2016)。以法国、德国等西欧农业发达国家为例，两国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智能化管控，保障农业生产高效，实现了农业生产体系重构。其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农业物联网数字技术推动农业“精确化”生产，通过研发掌上农业管理、土壤探测技术、农田遥感监测等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建立农业生产“互联网”，协助农户完成智能喷水、精准撒药、合理施肥等精细化操作，实现农业精准管控，合理调整农业生产布局，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李瑾等，2015);二是各级政府机构成立农业信息收集部门，建立涵盖农业生产领域的数字信息库，将高新技术研发、市场咨询、农业社会服务供给等信息服务纳入其中，利用生产环节外包实现农产品标准化和专业化生产，拓宽农产品种植空间，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蒋璐闻、梅燕，2018)。通过这一系列实践，法国成为欧洲粮食生产第一大国和世界粮食出口第二大国;德国仅靠占总人口4%的农业从业人员实现了80% 农产品的自给，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三)利用数字技术助推农业经营决策便捷化，实现农业经营体系高效化
数字技术带来的信息完整性、决策科学性与资本积聚性，不仅能改变传统经营要素的集约程度与配置关系，还能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智能化转变，降低农业经营中的不确定风险(韩旭东等，2018)。以日本、以色列为例，两国将数字技术嵌入农业经营决策，有效提升了农业经营决策速度，保障了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实现了农业经营体系的高效化。其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大力支持数字技术进入农业经营领域，搭建数字信息决策系统，依靠对海量数据的搜集与精准判别，实现经营主体的快速响应，提高决策实施靶向，保障农业经营体系高效运转① ;二是利用数字技术对农业情报和经营信息进行系统化整合，将农业前沿技术、市场变动等信息向农业经营主体实时公开，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利用数据信息的便捷性和数据信息的准确性，有效规避农业经营风险(杨丽君，2016);三是利用数字技术架构农业培训平台，建立农业经营人才多元培训体系，开发多层次、广覆盖、高质量的远程培训课程，切实帮助农业经营人员“足不出户”地提升经营知识水平和决策分析能力②。通过这一系列实践，日本已有一半以上农户选择使用农业物联网技术，不仅大幅提高了农产品生产效率与流通效率，而且稳步提升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以色列则仅以人均 0.058 公顷的耕地面积，实现了农产品 95%以上的自给率，成为世界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论文作者：夏显力 陈 哲 张慧利 赵敏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