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于学界研究和智库权威评价体系构建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体系，通过无放回抽样确定了 21 家样本社会智库，信度检验确定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和逐步回归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及其影响因素，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两极分化状态; 人才缺失是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社会智库内的政府官员对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问题为导向、成立协作式研究团队、完善人才结构、及开展“精细化”研究等，以此提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
关键词: 社会智库; 国家治理; 研究团队和能力; 科学决策; 人才结构
一、问题提出
智库作为一种稳定、独立的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既是政府决策咨询的“外脑”，也是政府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智库类型不同，但承担的职能却是一致性的，即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建议。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尽管网络传播、舆论推送等有助于提升影响力，但其核心竞争力还是研究能力，终极价值就是依赖智库专家的意见和思想，运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广泛的政策问题，为成果产出、成果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1]。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智库研究也提出了新的期盼。”[2]新时代，一个国家提升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提升其研究能力。社会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能提供契合政府决策咨询需求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从社会智库的发展实践看，近年来，虽然我国社会智库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数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在研究能力方面仍存在明显的问题。一是专业研究人才匮乏，人员流动性大，缺乏稳定的科研团队; 二是“人才体系的构建和培养上存在不足，一些影响力大的社会智库或依赖于核心人物的影响力和支撑力，或借助于单向的‘旋转门’吸纳政府官员和学者做兼职，缺乏可持续性，基础研究能力较弱”[3]; 三是人才专业化程度低。我国大多数社会智库受经费和体制的影响，除骨干研究人员外，难以集聚专业化人才和优秀的年轻研究人员。朱旭峰指出，“中国对年轻研究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哪里? 首先是高校，其次是国有的研究院所，在高校或科研院所，研究人员有稳定福利和发展预期。”[4]与科研院所、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往往难以为研究人员提供这些保障; 部分有条件的社会智库可能通过高薪来吸引人才，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培养和晋升机制，导致这类人员的流动性较大; 一些社会智库选择自我培养人才，但短期内往往难以见效[5]。一方面， “部分社会智库通过在高校、社科院以及政策研究室吸纳兼职人员，但由于职称和待遇问题，使得这类兼职人员往往无法在精力与时间上充分保障社会智库的研究需要，从而影响研究团队的专业性。”[6]另一方面，政府因决策咨询惯性的影响，在决策咨询过程中，对官方或高校智库已形成了一定的依赖和选择偏好，无形中也挤压了社会智库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资源[7]。同时，社会智库的“体制外”身份也导致其各项研究资源较难获取，从而弱化了对专业研究人员的吸引力。此外，由于难以集聚优秀的研究人员，并形成稳定的研究团队，从而导致了大多数社会智库很难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因此，社会智库如何在当前社会环境下，集聚研究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提升研究能力，保障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其进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选择研究样本，依据调研数据，借助实证方法以此测度并探究社会智库的研究能力及影响因素，提出推动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
二、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构建与样本选取
( 一)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选取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是指在其研究团队中研究人员能及时发现或研判当前政府决策咨询中的热点和难点，运用已有的知识或技能分析问题的本质、提出科学、客观、针对性的决策咨询方案。一方面，社会智库结构合理的研究团队是保障其开展研究的基础;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保障社会智库产出高质量咨询方案的关键。
在智库研究能力方面，学界主要以智库的学术影响力或专业影响力作为标准。徐晓虎认为，在地方智库运行机制研究中，应将学术论文发表、专著数量、承接课题数量作为衡量智库专业能力的重要指标[8]。李凌针对中国智库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指出，“智库人员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和转载的论文数量、智库人员应邀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数量及层次、出版学术专著、会议论文集和连续型研究报告作为智库学术影响力的重要评判指标。”[9]陈升在分析智库影响力时，将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总被引量作为智库学术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10]。克拉克( Clark) 认为，“智库的出版物、博客发表或者智库产出的其他产品是影响智库研究能力的直接体现。”[11]朱旭峰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智库内部主要负责人曾经的行政级别对各项资源的获取具有重要影响，民间智库由于没有行政背景，只能依靠智库内部的官员或名人去获取研究资源。”[12]研究人员是智库的基础，而人员结构与内部分工的不合理则会影响到智库作用的发挥[13]。李刚在建立智库全要素指标评价体系时也指出，“智库内部评价应包括智库人才、产出、项目、财务、研究咨询、传播沟通等内容。其中人才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智库产出包括研究报告、论文和著作等。”[14]王桂俠在科技智库影响力的研究中指出，“领军人才聚集是科技智库产生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保障。”[15]钱再见在探讨新型智库影响力时认为，为提升研究成果对决策的影响力，必须重视高水平领军人才培养，可以引进专业领域拔尖人才、紧缺人才和后备人才来提升智库研究能力[16]。柏必成在分析智库的影响力时指出，“思想产品的质量越高，智库的影响力就越强，而产出高质量思想产品的关键在于实现不同专业研究人员之间的合理搭配，着力进行研究团队建设。”[17]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新型智库的的特色核心能力包括基础方面和关键方面的‘5 + 5’个维度的核心能力，其中 5 个维度就包括了思想型人才和高水平研究。”[18]
在智库指标体系方面，詹姆斯·麦甘( James·McGann) 在《全球智库评价》中，将智库的评价维度分为资源指标、应用指标、成果指标和影响指标，在成果指标中，将书籍、期刊文章、政策简报出版和发表的情况作为衡量智库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19]。2016 年 1 月，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2015 年中国智库报告》，从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智库能力维度构建了中国智库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以及承接项目作为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中国智库索引( CTTI) 的 MRPA 测评指标①，将智库评价分为了 M( 治理结构) 、R( 智库资源) 、P( 智库成果) 、 A( 智库活动) 等 4 个一级指标。其中，智库资源下设科研人员、智库成果下设内参、智库主办或承办的期刊、发表论文、出版的图书、研究报告、报刊文章等[20]。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网联合发布的《2014 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采用专业影响力、政府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作为智库影响力指标。其中，专业影响力指标下设置了专业人员数量、发表的论文数量、出版专著数量、公开发行刊物数量。政府影响力下设，获得领导批示的数量、政府委托项目数量[21]。 ①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联合课题组在设定智库指标评价体系时，确定了 4 个一级指标和 19 个二级指标，一级指标分别是 M( 治理结构) 、R( 智库资源) 、P( 智库成果) 、A( 智库活动) ，命名为智库 MRPA 测评指标。
本研究在学界已有文献和智库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可量化以及代表性为依据，选取论文发表量、研究人员数量、研究报告数量、出版专著数量、合作单位数量、智库内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数量等，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主要指标( 详见表 1) 。
三、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测度
( 一)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由于本文所选样本在知名度方面不同，为探索各样本社会智库的研究能力，将依据所掌握的指标，借助指标数据对各样本社会智库进行描述性统计，呈现各样本的指标数据分布特征( 详见表 3) 。
表 3 显示，( 1) 出版专著指标的均值为 40. 05，极小值为 0。这说明，各样本社会智库在研究能力方面差异较大，峰度为 16. 076，同时也表明指标内的极端值较多。( 2) 研究报告均值为 208. 19，最大值为 812，最小值仅为 13。一方面，这表明，各样本社会智库在研究能力方面差距较大; 另一方面，则表明大多数社会智库尚不具备对事件的预测和研判能力。( 3) 论文发表的均值为 339. 57 篇次，最大值为 2 000 篇次，最小值仅为 2 篇。数据表明，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各样本社会智库的研究能力差 距较大。此外，该指标的峰度为 4. 137，也表明了数据内部的极端值较多。如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论文发表为 2 000 余篇，而综合开发研究院( 中国 . 深圳) 为1 000 余篇，部分样本社会智库仅几十篇。( 4) 研究人员的均值为 34. 38，最大值为 91 人，最小值仅为 4 人。这也显示，我国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可见，由于我国大多数社会智库内部缺乏研究权威，只能采取聘用的方式网罗一批专家，以松散的形式参与社会智库研究活动或作为特邀嘉宾在智库年会上发言[22]。这固然有助于提高社会智库影响力，但并不利于社会智库的可持续发展。( 5) 政府官员方面，均值为 12. 14，偏度为 1. 271。这说明，政府官员低于均值的社会智库占大多数。同时，本文数据搜集显示，知名度高的社会智库，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的数量相对较多。( 6) 合作单位的均值为 20. 76，偏度为 1. 790。最大值为 83，最小值为 0。这表明，大多数样本社会智库的合作单位数量低于均值，且在吸引合作对象方面的能力存在较大差距。( 7) 知名人士最大值为 73，最小值为 4，均值为 24. 67。这显示，由于大多数社会智库知名度或资金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吸引知名学者的加入，从而也影响了研究能力的提升。
本文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各指标数据的描述统计显示，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在极大值和极小值方面均存在有差异; 数据搜集也显示，无论社会智库是否知名度高或低，其在研究人员需求方面都面临不足，尤其是对高层次研究人员的需求。
( 二)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因子分析
本文将借助社会科学统计分析软件( SPSS22. 0) 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进行测算。由于各指标数据单位不同，为避免研究过程中受数据量纲的影响，选择了 Z 标准化方法①[23]，将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通过因子分析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进行探索。因子分析的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显示②[24]，KMO 值为 0. 665，大于 0. 5，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 检验值 sig < 0. 001，表明变量中存在公因子。本文采取主成分分析法，以特征值大于 1 进行因子提取( 详见表 4) 。
1. 解释的总方差
表 4 显示，在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下，提取了 2 个公共因子，第一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 3. 882，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 55. 450% ，第二公因子特征值为 1. 169，可解释原有总方差的 16. 693% ; 两公因子共解释了原指标总方差的 72. 144% ，表明提取的公共因子较好地保留了原始信息。
2. 旋转成分矩阵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③，通过三次迭代后收敛，得出分析结果。其中，研究报告、论文发表、政府官员、出版专著，研究人员和知名人士等在第一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社会智库的人力资源和成果累积的能力; 合作单位在第二公因子上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社会智库的协同合作能力( 详见表 5) 。
3. 因子得分与分析
表 5 显示，人力资源和成果累积能力，协同合作能力是影响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重要因子。 SPSS22. 0 统计分析软件经过计算，得出各个公因子得分，FAC1 和 FAC2。在综合得分计算方面，本文采用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两个旋转后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是 53. 715% 和 18. 429% ，计算结果详见表 6 的综合得分。
表 6 呈现了各样本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总得分，综合得分也表明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差距较大，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 得分大于零的仅有 8 家社会智库，得分最高值为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 1. 62 分，最低分为 - 0. 53 分。本文需要明确的是，得分为负值的社会智库主要是数据标准化的结果，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社会智库间研究能力存在较大差距。在指标数据的信度检验方面，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 836，表明指标体系可有效反映社会智库的研究能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得分较高的社会智库内部通常拥有众多知名研究专家、专家的学科背景较为合理，研究能力也较强，而且研究成果的政府采纳率自然较高，如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内部集聚了众多知名专家，包括转轨经济专家、亚洲问题专家和农村改革专家等; 同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也集聚了众多改革与实践方面的知名学者; 而排名靠后的社会智库往往不具备集聚行业知名专家的能力，研究团队也缺乏稳定性。
四、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影响因素
( 一)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各指标数据的相关性检验
为探究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影响因素，本部分将对各指标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7。
本文从表 7 可知: ( 1) 研究报告与社会智库内部的出版专著、知名人士、研究人员、政府官员、论文发表间存在正相关( 与出版专著、研究人员、政府官员、论文发表的相关系数 r = 0. 613，0. 585， 0. 772，0. 851，P < 0. 01，与知名人士相关系数 r = 0. 516，P < 0. 05) 。这主要在于，研究报告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社会智库的研究能力，知名人士多属权威学者或教授，其在论文发表和研究报告撰写方面能力更强，而政府官员可借助自身熟悉政府决策咨询的优势为报告撰写提供相关信息与经验。论文和专著等一定程度上与智库内研究报告存有较大关联，有时甚至是报告的延伸，研究人员则是报告的主要撰写者。( 2) 出版专著与研究人员、政府官员以及论文发表存在正相关，( 与研究人员相关系数 r = 0. 437，P < 0. 05，与政府官员和论文发表的相关系数r = 0. 622和 0. 741，P < 0. 01) 。这主要源于专著的撰写即需要研究人员作为主力撰写，也需要政府官员的信息支持。此外，有些专著甚至是论文的合集等。( 3) 知名人士除与研究报告正相关外，与政府官员和论文发表存在正相关( 与政府官员和论文发表的相关系数r = 0. 622和 0. 554。P < 0. 01) ，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官员的存在对智库人才的集聚具有显著影响，知名人士的存在也有助于提升智库论文发表的数量。 ( 4) 研究人员除与研究报告呈正相关外，与智库出版专著、政府官员、论文发表等存在明显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 r = 0. 437，0. 459 和 0. 501，P < 0. 05) 。( 5) 政府官员与出版专著、知名人士、论文发表、研究报告以及研究人员间呈正相关( 专著、知名人士、研究报告和论文发表的相关系数 r = 0. 565，0. 622，0. 772 和 0. 649，P < 0. 01。与研究人员的相关系数r = 0. 459，P < 0. 05) 。这表明，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的存在可对智库集聚研究人员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6) 合作单位与研究报告、研究人员数量、出版专著间均不存在正相关性( P > 0. 05) 。这表明，我国社会智库当前在互动合作方面的能力还相对较弱。
五、结论与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指标数据为基础，指标数据的信度检验显示，信度系数为 0. 836，表明了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利用因子分析测算了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研究表明，社会智库研究能力间存在明显的差距，研究能力较强的社会智库内部大多拥有较多政府官员和知名人士; 逐步回归在探索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影响因素时也显示，政府官员和论文发表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鉴此，本研究得出三个方面的结论。
1. 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
本文因子分析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测算显示，总得分大于零的社会智库仅有 8 家，得分最高值为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的 1. 62 分，最低分为 - 0. 53 分; 得分大于零的社会智库分别是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零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等。其中，排列前几名的社会智库均拥有众多在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和专业研究人员，负责人曾经任职的行政级别均较高。因而，广泛的人脉关系也对其资源的获取提供了便利。同时，由于智库内部资源的丰富也对高层次研究人员形成了吸引，从而保障其拥有高水平的研究能力。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和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更是集聚了国内顶尖的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研究能力也是大多数社会智库难以比拟的。同时，得分较低的社会智库，一方面，在于这类社会智库内部政府官员和专业研究人员数量较少，研究团队的稳定性较差; 另一方面，则因受资金或知名度的影响，往往难以集聚行业内的知名专家，研究团队的学科背景也相对单一，从而影响其研究能力的提升。
2. 人才缺失已成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
本文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大多数社会智库的人才结构不合理，除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社会智库研究人员在 30 人以上，其他社会智库研究人员在 10 ～ 20 人之间。《2015 年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报告》指出，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智库寥寥无几，有些还是“一人智库”[22]，人才的缺失也限制了社会智库的成果产出。《2009—2010 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显示，2009—2010 年，我国来自民办非企业法人及企业法人的软科学研究课题为 768 个，仅占总数 35 724 个的 2. 1% ，在成果产出方面，与官方智库或高校智库相差甚远。社会智库虽强调吸纳知名人士加盟，但知名人士多是兼职加盟，难以发挥专职研究作用。另外，“当前社会智库之间的形态较为分散，致力于研究出有‘品牌性’的资政成果，而忽视智库间的合作交流。特别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之间，更缺乏人才的交流与合作。”[3] “除了体制内人员兼职或退休后参与社会智库工作，以及部分社会智库领军人物以人大、政协的平台参政议政外，体制内在职人员和社会智库的一般人员缺乏双向流转机制。”[25]
3. 政府官员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影响
本文回归分析表明，仅有论文发表和政府官员与研究报告的回归效果显著，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604 和 0. 380。论文发表对因变量研究报告的影响主要在于两者类型相似，很多时候社会智库的研究报告可通过论文发表来呈现。政府官员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影响并非是直接参与具体的研究项目，而是在智库内承担主要职责，依赖自身的行政资源或人际关系为社会智库信息的获取、资金的筹集以及知名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吸纳提供支持。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以及综合开发研究院等均集聚了大量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并在智库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智库专家王辉耀认为，“影响力较大的社会智库都会有一定的核心人物在起主导作用，但多数社会智库由于难以为人才提供体制内的各种保障资源，往往难以吸引高级人才，人员流动性也较大，因此，政府需要定期派出政府官员去社会智库任职、指导工作。”[26]相关性检验也显示，政府官员与研究报告间呈明显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 r = 0. 772) 。
( 二) 研究启示
本文研究能力的因子测算表明，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当前存在明显的分化状态，由于治理主体间互动合作不足，人才缺失已成为社会智库的主要障碍; 相关性检验也显示，政府官员对社会智库研究人员的集聚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逐步回归表明，在任或退休政府官员对社会智库研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合作单位与其他变量间相关性均不显著，表明当前社会智库间的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尚未达到研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本文在资料搜集中也发现，部分社会智库虽拥有较多的合作单位，但在研究过程中依然处于“单打独斗”状态，研究课题也多是智库内部研究人员完成。鉴此，我国社会智库研究能力的提升，尚需利用相关政策的支持，继续深化与外部多元主体的合作，2017 年5 月，《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推动社会智库与其他智库以及党政机关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社会智库可与多元主体成立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协作式研究团队，借助外部支持，强化资源、信息以及人才方面的共建共享，补充自身的学科和人才短板，完善自身研究团队，提升研究能力。——论文作者：钟曼丽1，2 ，杨宝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