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的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甘南高原为例，建立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539 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 ( 1) 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小; 从低收入农户到高收入农户、从低教育水平农户到高教育水平农户、从纯农户到二兼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降低，但从低抚养比农户到高抚养比农户，其生计脆弱性趋于增大; ( 2) 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的脆弱性最强，农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最小; ( 3) 农户生计的脆弱性与农户的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非农化水平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呈负相关，与家庭抚养比呈正相关。最后，提出了减轻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建议。
关键词 气候变化; 农户; 生计; 脆弱性; 甘南高原
近年来，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已成为各国政 府、社会和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已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农村和城市、人类健康与安全等造成影响，从热带到极地、从小岛到大陆各地区、从最富裕国家到最贫困国家，气候变化的影响遍及全球各个区域( IPCC，2014) 。未来气候变化还将导致低收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出现新的贫困人口 ( 张存杰等，2014) ，若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升高 4 ℃，将会给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带来广泛、严重和不可逆的风险( 李莹等，2014)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显著( Skoufias et al.，2011) ，甚至会导致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态系统转变( Rodima-Taylor et al.，2012) 。
脆弱性因其能更完整地反映气候变化的最突出影响，且能为有效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根本依据而成为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重要的分析工具( Adger，2006)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2007) 认为，脆弱性是一个自然或社会系统容易遭受或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 不利影响的程度，是某一气候系统的变率特征、幅度、变化速率及其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函数，包括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性三个构成要素，通常暴露度和敏感性的增大，会加剧系统的脆弱性; 适应能力的增强则会降低系统的脆弱性 ( Gallopin，2006) 。近年来对脆弱性的研究已从关注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转向关注耦合系统( 人-环境耦合系统、社会生态系统、人地系统) 的脆弱性，并提出了大量的研究框架，其中“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框架对于认识区域气候变化脆弱性具有较好的借鉴( Ellis，2000; Polsky，2007) 。
“脆弱性评估是一切行动的开始”( Moser et al.， 2010) ，它对探索阻碍社会有效响应的潜在因素，寻找降低脆弱性的方法以及增强脆弱人群的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akin et al.，2006) 。目前，以指标为基础的脆弱性评估由于能够有效地识别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弱势群体并指导有关资源分配等领域的政策 ( Birkmann，2007; Eakin et al.，2008; Hinkel，2011) ，在全球( Ericksen et al.，2012) 、国家( Moser et al.， 2010) 和区域( Abson et al.，2012) 尺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较大尺度的脆弱性评估可能掩盖微观尺度( 家庭) 上资产和权力的变化状况( Ericksen et al.，2012) ，因为贫困地区特殊群体的脆弱性可能比实际更低( Morse et al.，2005) ，同时较大尺度的脆弱性评估 很 少 考 虑 社 区 或 家 庭 参 与( Thomas et al.， 2007) 。为此，需要重视微观尺度( 社区/家庭) 的脆弱性评估。农户作为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遭受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评估其生计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至关重要。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一个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对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响应非常敏感。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该区草地资源严重退化、水源涵养能力下降、生物多样性损失，加剧了长期依赖于耕地、草地、药材等自然资源的农户生计脆弱性，严重制约了该区可持续发展。因此，评估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识别脆弱区域和脆弱人群，分析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可为高寒生态脆弱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概况
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 图1) ，大部分区域海拔 3000～3600 m，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寒冷湿润，年均温普遍低于 3 ℃，大部分地方长冬无夏，春 秋 短 促，无 霜 期 少 于 140 d，年 均 降 水 量 在 400～700 mm之间，光照充足。植被以高寒草甸、灌丛和山地森林为主，水系发达，黄河干流、洮河、大夏河等 3 条河流在该区的流域面积达 3.057×104 km2 ，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 65.9×108 m3 ，使其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在维护黄河流域水资源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甘南高原总土地面积为 4.5×104 km2 ，根据农业生产条件可分为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其中，纯牧区农户主要从事畜牧业，畜牧业产值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 86.62%，农民人均纯收入 4644 元，玛曲县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更是高达 98. 88%; 半农半牧区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种植业与畜牧业产值分别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 56. 78%、23.06%，农民人均纯收入 4182 元; 农区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种植业产值占该区农业总产值的 51.16%，农民人均纯收入 3904 元。
1. 2 数据来源
课题组于 2014 年 7—8 月在甘南高原进行了 20 d 的野外调查。首先在县级部门收集了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然后采用调查问卷、观察法、小型座谈会等参与式农村评估( PRA) 工具进行农户调查，以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及信息。入户调查中，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由于甘南高原地域辽阔、农牧民居住分散，访谈难度较大，共调查农户 548 户，收回有效问卷 539 份，其中，纯牧区农户 186 户，半农半牧区农户 168 户，农区农户 185 户。受访农户数量虽较少，但与统计资料对比发现，样本基本上能反映研究区农户的基本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 1) 农户的基本情况，包括户主年龄、务农年限及其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收入等; ( 2)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包括干旱、冰雹、暴雨的发生频率及农户面临的气象灾害等; ( 3)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包括农户用水、食物及收入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 ( 4) 农户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家庭抚养比、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家庭固定资本、生计多样性、气候变化信息获取情况、获取无偿帮助的机会以及交通状况等。
1. 3 农户类型划分
为了更好地识别脆弱群体，对农户类型进行划分。根据户主年龄，将农户划分为青年户主型、中青年户主型、中年户主型、中老年户主型; 根据户主受教育水平，将农户划分为低教育水平农户、中等受教育水平农户、高教育水平农户; 根据家庭人均收入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收入农户; 根据家庭抚养比，可分为高负担、中等负担和低负担农户。根据兼业程度可分为纯农户、一兼户和二兼户 ( 陈晓红， 2006) 。
1. 4 生计脆弱性指标体系
在脆弱性评估中，“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框架和 VSD 评价整合模型( 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 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 Adger ，2006; Ellis，2000) 。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相关研究及甘南高原农户的生计特色，从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敏感性以及适应能力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表 2) 。
1. 5 数据处理
1. 5. 1 数据标准化及权重确定 由于调查获取的数据具有不同量纲、数量级和变化幅度，因而需对各次级指标的量化值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有效克服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
1. 5. 2 生计脆弱性评估模型 因综合指数法操作简单，且能有效地反映评价单元脆弱度的相对大小，已成为目前脆弱性评价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本文采用国际上应用较广的综合指数评估模型( Allison et al.，2009; Cinner et al.，2012; Liu et al.，2013; Morzaria-Luna et al.，2014) 测量甘南高原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LVI = ( E+S) -A 式中，LVI 为生计脆弱性指数，E 为暴露水平，S 为敏感性，A 为适应能力。在 LVI 标准化的基础上，根据已有的生计脆弱性评 价 研 究 的 评 价 标 准 ( Krishnamurthy et al.， 2014) ，并根据研究区的具体特征，将生计脆弱性平均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微度脆弱、轻度脆弱、中度脆弱、重度脆弱和极度脆弱。
2 结果与分析
2. 1 气候变化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2. 1. 1 气候变化对不同年龄户主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不同年龄户主组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不同，其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中青年和中老年户主型次之，中年户主型最小，其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0. 566、0. 560、 0. 554、0.543，均处于中度脆弱状态。究其原因在于，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低，适应能力较高。调查中发现，有 46.55%的中年户主型农户的食物基本自给，而青年户主型农户该比重高达 62.94%; 中年户主型农户的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50.51%，而青年户主型农户该比重高达62.94%。此外，中年户主型农户中文盲或小学文化户主的比重为 56.50%，而中老年户主型农户中该比重高达 80%; 中年户主型农户中 50.64%的农户交通较 便 捷，而中青年户主型农户中 该比重仅为 45. 24%。
总体来看( 图 2) ，农户收入、用水、食物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灾害频发，加之家庭抚养比高、生计多样化程度低是导致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用水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生计多样化程度低、家庭抚养比高是导致中青年户主型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对农牧业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极端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中年户主型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对农牧业的高依赖性，干旱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中老年户主型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1. 2 气候变化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不同。其中，低教育水平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中教育水平农户次之，高教育水平农户最小，其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0. 578、0. 530、 0. 442，均处于中度脆弱状态( 表 3) 。究其原因在于，低教育水平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高、适应能力较低。调查发现，有 31.01%的低教育水平农户用水依赖天然水资源，而高教育水平农户该比重为 24.19%; 低教育水平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达 54.80%，而高教育水平农户仅为 39.46%。此外，低教育水平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小，仅为 2. 13，而高教育水平农户为 2.59，且低教育水平农户的人均收入低，仅为 3609.43 元，而高教育水平农户为 4311.12 元; 低教育水平农户中认为交通不便、不能及时获取气候变化信息的农户比重分别为 50. 30%、46.73%，而高教育水平农户该比重仅分别为 41. 94%、27.87%。
总体来看( 图 3) ，农户用水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家庭抚养比高、生计多样化程度低、亲友援助少等是导致高教育水平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对农牧业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中教育水平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和饮水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加之家庭抚养比高、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低教育水平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1. 3 气候变化对不同收入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不同收入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低收入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中收入农户次之，高收入农户最小，其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0. 630、0.544、0. 500，均处于中度脆弱状态( 表 4) 。究其原因在于，低收入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和敏感性均较高，但其适应能力较低。调查发现，有 51.89%、48.11%的低收入农户认为暴雪和冰雹频发，而高收入农户该比重分别为 45.71%、33.02%; 50.00%的低收入农户食物基本自给，而高收入农户该比重仅为 43.81%; 低收入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62. 89%，而高收入农户仅为 46. 67%。此外，低收入农户户主文盲或小学的比重高达 82. 00%，而高收入农户仅为 57.61%，低收入农户生计多样化较少，仅为 2.10，而高收入农户为 2.34，低收入农户固定资产较少，仅为 0. 32，而高收入农户为 0.41，低收入农户中借钱较困难、获取气候变化的信息不及时的比重分别为 68.22%、45.19%，而高收入农户该比重分别为 64.22%、25.49%。
总体来看( 图 4) ，农户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暴雪等灾害频发，加之家庭抚养比高、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低收入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1. 4 气候变化对不同抚养比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不同抚养比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高抚养比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中抚养比农户次之，低抚养比农户最小，其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0.613、0.529、0.522，其中高抚养比农户处于重度脆弱状态，中、低抚养比农户处于中度脆弱状态( 表 6) 。究其原因在于，高抚养比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高、适应能力较低。调查发现， 高抚养比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56. 64%，而中抚养比农户该比重仅为 45.35%。此外，高抚养比农户中户主为文盲或小学的比重高达 75.32%，而低抚养比农户该比重仅为 53.37%，高抚养比农户的家庭抚养比高达 1.80，而低抚养农户该比重仅为 0. 32，高抚养比农户人均收入为 3233.26 元，而低抚养比农户为 5125.59 元，高抚养比农户中认为交通不便的比重为 51.61%，而中抚养比农户中该比重为 45.07%。
总体来看( 图 5) ，农户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冰雹灾害频发，加之高抚养比、生计多样化程度低、交通不便等是导致高抚养比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亲友援助少等是导致中抚养比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食物、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低抚养比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1. 5 气候变化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不同，其中，纯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一兼户次之，二兼户最小，其生计脆弱度分别为 0.663、 0.594、0.481( 表 5) 。究其原因在于，纯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和敏感性较高，但其适应能力较低。调查发现，有 55.70%、46.25%的纯农户认为干旱、冰 雹 频 发，而二兼户该比重分别 为 45. 49%、 39. 08%; 纯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高达 96.47%，而二兼户该比重仅为 23.93%。此外，纯农户中户主为文盲或小学的比重为 71.23%，而二兼户该比重为 57.27%，纯农户生计多样化较少，为 2.19，而二 兼 户 为 2. 28，纯农户人均收入较少，仅 为 2809. 42 元，而 二 兼 户 为 5341. 51 元，有 54. 32%、 50. 26%的纯农户交通不方便、获取气候变化信息不及时，而二兼户该比重仅分别为 45.12%、36.29%。
总体来看( 图 6) ，农户用水和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纯农户和一兼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用水、食物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灾害的频发，加之高抚养比、生计多样化程度低、亲友援助少等是导致二兼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2 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甘南高原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的影响存在差异( 表 6) 。其中，纯牧区农户生计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强，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农户最小，其脆弱度分别为 0.590、0.563、0.504，均处于中度脆弱状态。究其原因在于，纯牧区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较强，适应能力较低。调查发现，纯牧区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56.16%，而农区农户该比重为 44.43%; 此外，纯牧区户主为文盲及小学文化的农户比重为 79. 65%，而农区该比重为 32. 92%，纯牧区家庭抚养比达 1.2，而农区为 0.69， 63.37%的纯牧区农户认为交通不便，而农区该比重为 61.64%。
总体来看( 图 7) ，农户用水、收入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加之家庭抚养比高和生计多样化程度低是导致纯牧区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收入对农牧业的高依赖性，干旱、冰雹等极端灾害频发，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是导致半农半牧区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农户食物对自然资源的高依赖性、干旱发生频率高，加之生计多样化程度低等是导致农区农户生计脆弱度较高的主要因素。
2. 3 影响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因素
相关研究证实，农户生计脆弱性受户主的年龄及受教育水平、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家庭抚养比、生计类型以及生计多样化等农户自身发展水平和所处区域发展条件的影响 ( Adger，2009; 阎 建 忠 等， 2011; Shah et al.，2013) 。为此，以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年龄、家庭规模、人均收入、家庭抚养比、生计类型以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等农户自身特征作为自变量，并引入区域虚拟变量( 是否农区，是为 1，否为 0; 是否纯牧区，是为 1，否为 0) ，将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及脆弱度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确定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关键因素( 表 7) 。其中，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 3) 、模型( 4) 的因变量分别为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脆弱度。
拟合结果显示，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的 F 检验值分别为 4. 143、43. 572、82. 565、 28. 833，在 0.01 水平上显著，其中 R2 分别为 0.066、 0.425、0.584、0.329，说明上述变量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农户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及脆弱性。
结果显示，家庭抚养比和生计类型分别在 0.01 和 0.05 水平上与暴露度呈负相关，说明家庭抚养比和生计非农化水平越高，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的暴露度越低; 户主年龄、家庭抚养比、生计类型和生计多样化水平分别在 0.05、0.1、0.01 和 0.01 水平上与敏感性呈负相关，说明随着户主年龄和家庭抚养比的增大以及生计非农化和生计多样化水平的提高。——论文作者：张 钦1 赵雪雁1* 雒 丽1 王亚茹1 薛 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