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依据.结果表明: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的感知依次降低，但适应功效感知依次增强，且与非农户、纯农户相比，兼业户的可能性感知、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成本感知均较高; 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适应意向趋于增强;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适应功效感知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而适应成本感知促使其产生消极适应意向.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牲畜数量、收入水平以及性格乐观程度与积极适应意向发生概率呈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拥有量、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亲戚网及帮助网规模与其呈显著负相关.最后，提出了促使农户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的对策建议及未来研究中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农户; 气候变化; 风险感知; 适应感知; 适应意向; 甘南高原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报告指出，自 1880 年以来全球经历着明显的气候变化，1880— 2012 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 0.85 ℃，其中， 1951—2012 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升温速率 ( 0.12 ℃·10 a-1 ) 几乎是 1880 年以来升温速率的 2 倍[1].这些变化影响着生态系统及人类的发展，对食物、水安全、公共健康、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等造成严重威胁，尤其加剧了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贫困农业人口的脆弱性[2].适应作为一种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政策选项，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探索有效的适应对策及适应模式成为气候变化适应性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核心内容.目前，虽已开展了从关注假设行动如何减缓未来气候变化情景的影响到局地层面适应性实践方案开发的大量研究[3]，但气候变化适应决策的形成机制仍不明确[4].
适应并非纯粹理性的技术过程，而是嵌入在一定社会背景中有价值取向的高度主观过程，人们无论经历什么风险或冲击，只有感知到行动的需要、能力，产生适应意向，才会做出适应决策.其中，意向更是引起适应的决定性要素，许多有意识的适应决策都需要适应意向[5-6].公众感知与适应意向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为探明气候变化适应机制与适应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当前，国内外学者已围绕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开展了一系列研究[7-8]，发现气候变化感知是影响农户适应决策的关键因素[9]，农户对干旱等极端气候的适应措施选择与其感知强度有关[10]，当感知到的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风险与适应能力较低时，农户参与适应实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9].但目前，仍未探明农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对适应决策的作用机制，尤其较少关注气候变化感知在农户适应意向形成中的作用.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既是典型的高寒生态脆弱区，也是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敏感区”，气候变化已使该区农户的生计遭受严重影响，当前急需深入理解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与适应过程，以便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为此，基于农户调查数据，本文以气候变化感知为切入点，分析了甘南高原农户气候变化感知对其适应意向的影响，旨在为探明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机制与适应过程奠定基础，并为高寒生态脆弱区制定有效的适应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借鉴.
1 研究地区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地区概况
甘南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气候寒冷湿润，年均温普遍低于 3 ℃，年降水量 400 ～ 700 mm，植被以高寒草甸、灌丛和山地森林为主，拥有 8.59×107 hm2 亚洲最优质的天然草地，自古以来就有“羌中畜牧甲天下”之称.境内水系发达，黄河干流、洮河、大夏河 3 条河流在该区的流域面积达 3.057×104 km2 ，多年平均补给黄河水资源 65.9×108 m3 ，从而使该区成为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其蓄水、补水功能对我国黄河流域、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水资源调节起到关键作用.
甘南高原人口分布稀疏，2013 年人口密度仅为 16.2 人·km-2 ，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4.7%.农户生计主要依赖于草地、耕地等自然资源，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 4090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8. 4%.其中，纯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4622 元，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畜牧业，牧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52.1%; 半农半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3917.5 元，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与畜牧业，种植业、畜牧业收入分别占家庭总收入的 32.5%、23.4%; 农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3904 元，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业，种植业收入占总收入的 24.0%，牧业收入占 9.2%，非农产业收入占 10.2%.
基于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 http: / / cdc.cma.gov.cn / home.do) 的中国地面气候资料日值数据集，发现近 30 年来甘南高原气温呈上升趋势，倾向率为 0.6 ℃ ·10 a-1 ，而降水呈下降趋势，倾向率为-47.0 mm·10 a-1 ( 图 1) ，干旱、暴雨、冰雹等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交互胁迫下，该区草地资源日益退化、水土流失加剧、沙化土地扩展、湿地面积减小、生物多样性降低，这不仅使农户的生计基础遭受严重影响，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也使该区的水源补给能力锐减，严重影响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生态安全[11].
1. 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1. 2. 1 数据来源 2014 年 7—8 月，课题组采用调查问卷、访谈、小型座谈会等农村参与式评估工具在甘南高原进行了 20 余天的农户调查.入户调查中，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由于甘南高原地域辽阔、农户居住分散，调查难度较大，仅调查了 548 户农户，删除信息不全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539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5%，其中纯牧区 186 份，半农半牧区 168 份，农区 185 份.调查过程中，为了确保信息准确，聘请了 6 名藏族大学生作为语言翻译，每户问卷调查时间约为 30 ～ 40 min.
基于预调查中对农户的访谈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 1) 农户的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 草地及耕地面积、质量等) 、人力资本( 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等) 、金融资本( 家庭收入、无偿现金援助机会、信贷情况等) 、物质资本( 固定资产、牲畜等) 、社会资本 ( 亲戚数量、遭受风险提供帮助的人数等) ; 2)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包括农户对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性感知、自身行为若不发生变化所遭受损害的可能性感知; 3)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包括农户对适应行动减缓负面影响的预期效果感知、对自身适应能力的感知、对适应行动的预期成本感知; 4)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意向.
1. 2. 2 样本特征 根据家庭劳动力投入方向、家庭主要收入及其比重将受访户分为纯农户( 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 、兼业户( 0% <非农收入比重< 90%) 、非农户( 非农收入比重≥90%) .其中，纯农户占总样 本 的 22. 6%，兼 业 户 占 63. 3%，非 农 户 占 14.1%.
甘南高原纯农户、兼业户及非农户的户主特征、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及其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存在差别( 表 1) .与兼业户、非农户相比，纯农户户主务农年限较长、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纯农户户主务农年限平均为 26.7 年，分别比兼业户与非农户户主长 3.2、5.2 年; 纯农户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户主比重高达 87. 7%，分别比兼业户、非农户高 22.2%、28.0%，而纯农户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户主比重仅为 8.2%，该比重分别比兼业户、非农户低 4.7%、11.3%.纯农户的家庭规模相对较大，每户分别比兼业户、非农户多 0.2 人、0.4 人; 但其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其中，纯农户劳动力数量每户分别比兼业户与非农户少 0.4 人、0. 2 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达 62. 4%，该比重分别比兼业户、非 农 户 高 14. 5%、 6.8%.纯农户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人均年收入仅为 4814.0 元，仅为兼业户、非农户的 62.2%、62.3%.虽然本次调查样本较少，但与甘南藏族自治州统计资料对比，发现受访户能较好地反映甘南高原农户的普遍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 1) .
1. 3 研究方法
1. 3. 1 研究假设 通常个体响应气候变化要经过 3 个相互关联的阶段，即观察、感知和行动，且后一阶段必须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其中，感知是采取人文响应行动的前提与基础，Grothmann 等[12]在个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认知模型( model of private proactive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MPPACC) 中，将个人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分解为风险感知与适应感知; 意向是引起适应行动的最终决定性要素，适应意向虽不能被观察或直接测量，但能够通过态度( 如对某种信息及其来源、特定适应选择的满意或不满意等) 与行为措施( 如积极主动地追寻/利用信息或积极实施等) 显示自己[13]，可分为积极适应意向( 如愿意采取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与不良( 或消极) 适应意向( 如听天由命或等待外界援助) .
风险感知是风险主体对其自身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感知和识别.作为一种充满个人意志的解释过程，风险感知既包含个体对风险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也包含其对风险结果的主观理解[14].在有限理性的决策模式下，风险感知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来降低风险，它是决策行为的重要解释变量.通常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不仅评估气候变化对自身损害程度的严重性，而且评估如果自身行为不发生变化所遭受损害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与可能性感知.风险感知是形成气候变化适应意向的前提，它们对激励农户采取适应行为起着关键作用，Grothmann 等[12]发现，感知到的风险水平决定着参与适应实践的可能性，当感知到的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风险较低时，参与适应实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只有当农户的气候变化严重性与可能性感知强烈时，农户才会产生积极适应意向.综上，在农户的风险感知向适应意向转化过程中，虽受外在因素( 例如，适应激励等) 的制约，但农户内在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则积极适应意向越强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 气候变化风险感知与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风险感知程度越高的农户，积极适应意向越强烈.假设 1a: 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与积极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假设 1b: 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感知与积极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
适应感知是风险主体对其自身适应能力、适应成本及适应效果进行的感知和识别，是风险主体是否采取适应行动的重要决定因素.通常农户在评价气候变化风险的同时，会对所采取的适应行动对保护自己或他人免受威胁的有效性或预期结果、自己实施或执行适应行动的能力以及执行适应行动的预期成本进行评估，从而形成适应功效感知、自我效能感知及适应成本感知.只有当农户感知到自身的适应能力较强、适应效果明显、适应代价较低时，农户才会产生积极适应意向; 而低自我效能感知与高适应成本感知往往会导致消极适应意向[11].综上，在农户的适应感知向适应意向转化过程中，虽受认知偏见、直观判断等因素的制约，但农户的适应感知影响着其适应意向，其中适应成本越高，积极适应意向越弱; 而适应功效感知与自我效能感知越高，积极适应意向越强烈.基于此，提出下述假设: 假设 2: 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与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假设 2a: 气候变化的适应功效感知与积极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假设 2b: 气候变化的自我效能感知与积极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假设 2c: 气候变化的适应成本感知与积极适应意向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已有研究也显示，虽然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农户更倾向于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但对采取主动适应性行为存在负面影响[15]; Erin 等[16]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发现，农村地区的许多家庭虽感知到了气候变化却并未采取行动，而城市地区的许多家庭虽采取了行动却未感知到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可见，农户的适应意向并不仅仅依赖于气候变化认知，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适应激励在提供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意向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当农户没有风险感知时，它对促使农户形成适应气候变化的意向起着关键作用.Deressa 等[17]则指出，教育水平、性别、年龄、户主健康状况、社会资本等均会影响 农 民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适 应 意 向; Grothmann 等[12]提出，时间、金钱、忍耐力、知识、权利等客观适应能力影响着个人的适应选择; 李广东等[18]也指出，农户的决策也受其心理资产( 尤其性格特征) 的影响，通常农户面对重大变故与风险时越乐观，其积极适应意向越强烈，反之，则会产生消极适应意向.
1. 3. 2 变量选择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选择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适应感知、适应激励、客观适应能力及生计方式作为解释变量，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意向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适应意向通过询问“面对气候变化，您打算怎么做?”来获取相关信息;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与适应感知均采用五级量表来测量; 适应激励通过询问“政府是否采取措施激励您适应气候变化”来获取相关信息; 生计方式用非农化水平( 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重) 来测量; Kuruppu 等[19]把农户的适应能力看作各种生计资本联合起来所产生的期望结果或效果，指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而李广东等[18]发现，除上述 5 种生计资本以外，农户的决策也受其心理资本( 尤其性格特征) 的影响，因此用农户拥有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性格特征来考察其客观适应能力，并参照赵雪雁[20]的研究对各类生计资本指标进行测量与赋值.其中，社会资本用亲戚网 ( 亲戚数量) 与帮助网( 遇到风险提供援助的人数) 规模来测量; 人力资本用家庭整体劳动能力与成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来测量; 自然资本用人均耕地面积与人均草地面积来测量; 金融资本用人均现金收入与获得无偿现金援助机会来测量; 物质资本用固定资产拥有量及牲畜数量来测量; 性格特征用农户面临困难或身处逆境时的心理状态来表征( 表 2)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感知
以暖干化及暴雨、暴雪、冰雹、干旱等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增加为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最严峻生计风险，农户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感知比较强烈，有 41.6%的受访户认为自身行为不变化遭受气候变化损害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性感知度为 3.341( 表 3) .其中，农户对降水及干旱的可能性感知更强烈，分别有 52.2%、41.2%的农户持上述观点.进一步分析发现，兼业户对气候变化的可能性感知最强，非农户次之，纯农户最低，其气候变化可能性感知度分别为 3. 402、3. 316、3. 187. 其 中， 43.7%的兼业户认为自身行为不变化遭受气候变化损害的可能性较大，而持此观点的非农户、纯农户比重分别为 39.5%、36.8%.相对而言，不同生计方式农户均对降水变化的可能性感知度较强，分 别 有 45.9%的纯农户、55.4%的兼业户、50.0%的非农户认为自身行为不变化遭受降水变化损害的可能性更高.
气候变化加剧了甘南高原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有 63.5%的受访户认为气候变化给其生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严重性感知度为 3.78( 表 3) .其中，有 52.1%的受访户提出气候变化使其生产成本增加，46.7%的受访户提出气候变化使其农牧业收入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纯农户、兼业户、非农户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依次降低，其感知度分别为 3.832、3.651、3.638.其中，有 33.6%的纯农户认为气候变化给其生计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持此观点的兼业户、非农户比重分别为 26.8%、15.1%.可见，气候变化对纯农户的冲击最严重，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冲击趋于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甘南高原纯农户的生计方式单一，其生计高度依赖于耕地、草地、中药材等自然资源，而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增加、牲畜死亡、土壤肥力下降、草地退化加剧，对耕地、草地及中药材等自然资源造成严重威胁，削弱了纯农户的生计基础，故与其他生计方式的农户相比，纯农户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严峻.调查中，38.5%的纯农户指出气候变化加剧了草地退化，27.1%的纯农户提出气候变化导致土壤肥力下降，51.7%的纯农户则提出气候变化导致牲畜死亡.
2. 2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感知
甘南高原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功效感知较强，适应功效感知度为 3.429，有 47.7%的受访户认为采取措施能够较好地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仅有 13.7%的农户认为采取措施无法有效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表 3) .进一步分析发现，纯农户感知到的适应功效最低，兼业户次之，非农户最高，其适应功效感知度依次为 3.033、3.433、3.579.其中，非农户中认为采取措施无法有效减轻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农户比重仅为 6.6%，兼业户中该比重为 9.7%，而纯农户中该比重高达 29.5%.可见，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功效感知趋于增强.访谈中，部分纯农户也反映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冲击非常严重，他们虽采取调整农时/提前转场、调整畜种结构、增加灌溉设施、修建棚圈、购买饲料等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但效果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值.
受访户感知到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较低，自我效能感知度仅为 2.848，仅有 16.7%的受访户认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较强( 表 3) .与纯农户、非农户相比，兼业户感知到的自我效能相对较强，其自我效能感知度为 2.903，而纯农户、非农户的自我效能感知度分别为 2.770、2.724.其中，认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较强的兼业户占该类农户比重为 17.9%，而 纯 农 户、非农户中该比重仅为 15. 6%、 13.2%.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兼业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相对较高，其生计多样化指数达 2.38，通常生计多样化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减轻气候变化风险对其生计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于兼业户的客观适应能力相 对较高，其人均收入达7664元，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达 27.2%，故兼业户的自我效能感知较强.受访农户感知到的气候变化适应成本较高，适应成本感知度为 3.525，有 55.8%的受访户认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高，仅有 11.1%的受访户认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低( 表 3) .进一步分析发现，兼业户感知到的适应成本较高，其适应成本感知度为 3.607，非农户次之，纯农户最低.其中，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需成本较高的兼业户占该类农户比重为 60.7%，而非农户、纯农户中该比重分别为 51. 3%、 45.1%.究其原因，在于纯农户主要采取提前转场、调整农时等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应对措施与以前采取的生产方式相比，成本变化较小，因而与兼业户、非农户相比，纯农户感知到的气候变化适应成本相对较低.——论文作者：赵雪雁1* 薛 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