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基于传播取效结合符、语际翻译构建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去的后翻译传播模式，以文学作品《活着》及其影视作品为例，运用量化、质化分析探究后翻译实践策略。研究发现：翻译传播是个立体动态的翻译空间。微观而言，符际翻译多见情节增改，伴以视角转换、场景调整与情节删改，语际翻译以异化直译为主，归化为辅。宏观而言，符、语际翻译的互动策略有“欠额补充”“超额缩减”和“等额阐释”，二者互补配合，动态调整。
关键词：本土文化;对外传播;传播取效;后翻译策略;影视传媒
1引言
在文化译介学者(Genette1997;Bassnett&Lefevere1998;Hutcheon2006;Lefevere2010;Hutcheon&O’Flynn2013;Mezeietal.2014)的推动下，翻译研究在理念上经历了由“单一语际模式”到“集改编、编选和重写于一体”的符际延展，在内容上实现了从“注重语言对等传递的本质论”到“关注译后影响”的后结构化嬗变。Nergaard和Arduini(2011:9)将这种后结构化符际翻译称为后翻译(post-translation)，Gentzler(2017:8)认为后翻译是解决交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意在实现文化的译介传播，吴赟(2017:61)进一步指出通过后翻译将不同介质中的变形与创造和外部世界的艺术性、审美性以及社会性的解读和接受联系起来，可促进中华民族各种形态的文化成果与世界进行积极交流与对话。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运用后翻译理论译介传播文学作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时，如下问题仍待解决：其一，正如蒋梦莹和孙会军(2018:93)所言，中国本土文化在英语文化世界中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后翻译理论尚未考虑到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的阻力，将后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时，需对其解释力和执行度始终保持清醒的自觉与批判，也就是说，需基于自身情况对后翻译理论模式进行修整以使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去。其二，当前后翻译多聚焦于符际翻译的质化研究(蒋梦莹、孙会军2018:90)，缺乏实证研究的数据支撑，且少见对后翻译传播策略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欲基于Gentzler的后翻译理论，在影视传媒视角下构建适合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去的后翻译传播模式，并以知名本土文学作品《活着》及其影视作品(以下简称《活着》文学和《活着》影视)为例，综合运用量化、质化研究法探析后翻译策略，旨在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学理参考与方法建议。
2中国本土文化后翻译传播模式构建
2.1后翻译理念
影视传媒的发展极大丰富了文化译介途径，后翻译理论产生于国内外学者从文化译介传播角度对传统翻译方式和内容所进行的突破：就方式..而言，Nergaard和Arduini(2011:8-17)指出翻译应视作意义阐释的传播工具，需从跨学科角度进行革新。王宁(2015:12,2016:91)基于Jakobson(1959:233)符号观进一步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图像阐释方式”。贾洪伟(2016a:94,2016b:91)尝试用Pierce(2008:253)三元理论来建立翻译符号学以解释翻译的图像媒介。在该基础上，部分学者(王晨爽、王文军2016:103)注重影视媒介改编传播中的符际翻译，重在探讨如何将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塑造成符际电影进行传播;就内容..而言，Scott(2012a,2012b)认为翻译应包括译前和译后的整体过程以及翻译后的影响(Lefevere2010)。Simon(2006:17,2012:3)进一步认为翻译是在该过程里经其由他语言干扰效应下的创造性产出，包括内容的重新编写和情节改编。Raw(2012:2)认可该观点，并强调目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接纳依赖于“重写”和“改编”。基于如上研究，Gentzler(2017:2-3)在符际影视传播视角下总结道“后翻译对文化传播不可或缺”，并撰写专著呼吁后翻译理论应注重“重写”和“改编”，并关注其译后影响(post-translationrepercussion)。
2.2构建中国本土文化的后翻译传播模式
影视媒体作为文化传播媒介，已成为中国本土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学界多在译入文化对源语文化的包容背景下，以符际翻译对“重写”和“改编”后的创造性产出进行解析(Simon2012)，未考虑到弱势文化经后翻译进入强势文化的阻力。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和孔子学院的开设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但却未改变其根本性困境——在庞大的英语文化世界里，中国本土文化仍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其走出国门进入英语世界的问题鲜受关注。因此，如何运用后翻译理论消解弱势文化进入强势文化的阻力，将中国本土文学解释好，将对外传播做好，让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接纳，十分重要。
基于该现状，吴赟(2017:61)认为：运用后翻译理传播中国本土文化时，不可盲目套用概念来裁剪中国文化，需基于现实去发现中国文化翻译传播的特点及其对后翻译理论所做出的挑战，并在应对挑战时对其进行修正，将后翻译理论“中国化”，使中国本土文化在走出去的同时，还须走进世界中去(王亚文2019:23)。也即，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后翻译传播时，需对Gentzler的后翻译理论做进一步“改编”以构建出适用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后翻译传播模式。那么，具体该如何修正改编?
一方面，Gentzler(2017:3)曾点明“应关注目标读者对后翻译作品的接受度”，这便是Desjardins(2017:47)强调的“译后取效”概念，也即译介传播中的“传播取效”。另一方面，李彦和肖维青(2018:92)认为后翻译需纳入更包容变通的参数理念，Gentzler(2017:225-226)指出“后翻译是一门跨学科的包容性研究，意在拓宽翻译研究边界，而非完全废除现有的以语言翻译为主的传播范式，后者仍具有核心意义”，王宁也提及(2016:91)当下翻译虽跨越语言界限，实现了由文字文本到影视戏剧脚本的传媒改编和再创作，但还是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跨媒介阐释。以上两点表明后翻译须关注“传播取效”，且语际翻译是一个重要参数。由此，我们构建出后翻译传播模式如图1：在中国本土文化对外传播时，译者首先需考虑到后翻译传播取效，且在注重符际翻译的同时，不可忽视语际翻译的解释力，须将以影视媒体传播为主的符际翻译与以话语旁白为主的语际翻译进行结合融通，以促进传播取效。因为后翻译的传播媒体主要有影视、话剧、舞蹈、戏剧和艺术品等符号媒介，视觉感强，易吸引海外目标读者的注意。然而，当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文化走出国门时，仅有视觉画面上的符际翻译易造成误解，成为国外读者眼中难以理解的异域文化，对传播取效造成阻塞。这就要求在进行符际改编时，仍须结合语际翻译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适当的阐释，通过语言向强势文化传递难以理解的中国本土文化精髓，令目标文化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本土文化，以达到“走进目标文化”的译后取效。如此一来，在以影视媒介为主的后翻译传播过程中，把握好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策略对良好的传播取效极为重要。故此，下文我们以具有良好传播取效的《活着》为例，结合量化、质化分析，从微观宏观两方面探讨它在国际上成功传播时所采用的后翻译策略。
3.3“译文”收集和数据处理
在后翻译传播中，经“改编”和“重写”后含有画面与文字的《活着》影视便是“译文”，我们将其与《活着》文学进行对比来收集翻译数据：首先，找出符际改编情节，共103处，主要有“视角转换”“场景调整”“情节增改”和“情节删改”等后翻译策略，计算比例如图2;同时收集《活着》影视在国外上映时英文字幕的语际翻译，共1049句，根据李运兴(2001:39)的字幕语言翻译模式，③运用TreeTagger标注统计，发现共有直入、诠释、归化及融合等四种策略，比例如图3所示。可见，从一维平面的文学作品到多维立体的符际电影中，比例最大的符际翻译是情节增改，高达58.25%，最为突出的语际翻译是直入式策略，接近66.92%，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下文就研究问题(2)和该现象展开分析与讨论。
4分析与讨论
4.1符、语际翻译互动策略
在影视播放中，符际翻译与人物对白、旁白等语际翻译同时展现给观众，共同实现传播取效，《活着》影视传播取效良好，其中符、语际翻译的互动配合至关重要。本文就二者所传达的内容额度进行归纳，发现其互动策略共有三种：一是当符际翻译呈现的内容较少时，语际翻译对其进行补充，帮助符际翻译向观众解释所要传播的内容;二是当符际翻译展现的内容过多时，可助语际翻译进缩减精化;三是两者等额呈现内容，互为依托向观众阐释内容进行传播。
4.1.1欠额补充
文学作品具有心理描写性，多以主人公心理感知为依托展开叙述，而影视则多见导演以“全知叙事视角”来呈现作品，通过视角转换和场景调整等艺术手法向观众传播内容，当译入语观众对符际内容陌生不解时，便出现了欠额符际翻译，这时为保证传播取效，语际翻译可对其进行补充。
譬如，《活着》影视中，视角转换导致场景调整频繁出现：讲述故事的整体视角由福贵变成导演——《活着》文学以主人公福贵为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我讲述，呈现的是福贵对多舛命途的自我感知，这从书名“活着”而不是“幸存”便可略窥一斑(前者是自我意识，后者是他人评价)，导演在全知视角下，以国内大时代(内战、大跃进、文革)为背景来展现福贵的一生，故在国外上映时英译名为“Lifetimes(一生)”。然而，国外观众对该段历史并非十分熟悉，场景调整后的符际翻译内容不能够传递历史背景，无法提供理解的可能性，这时语际翻译便提供了很大的解释力。如下图4a所示，该增改场景出自福贵和春生从战场逃跑回家，战友老全相劝：“胡看什么呀?想跑啊?只要你跑，抓回来就毙，就算你跑成了，这方圆好几百里地都是队伍，还得抓你的丁。(Whatthehellareyoulookingat?Wannaflee?Theywillshootyouatonceifyouflee.Evenifyouaresuccessfulinfleeing,theywillstillcatchyoubecausetroopsareeverywhere.)”，若仅通过符际翻译会置国外目标观众于不知所云的境地，这些中国人为何要逃跑?为何方圆几百里地都是大规模的队伍在抓丁?此时，适时的语际翻译便表现了较大的背景阐释力，图4a在开始之际便对其背景内容进行诠释式语际翻译，向观众点明该场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连连败退抓百姓充军打仗的背景，福贵、春生和老全被抓想逃出回家却难以实现的困难处境。如此一来，后翻译传播工作者们在字幕翻译中所作的语际阐释，便很好地向观众传递了完整的背景信息，解释了福贵在该阶段危在旦夕的艰难处境，语际翻译弥补了符际翻译造成的背景内容缺失。与此相同，在后文“集体炼钢”和“幼子早夭”等事件中(图4b、4c)均采用了该互动策略，运用语际翻译弥补符际翻译的欠额内容，为目标观众理解符际翻译提供了清晰的故事背景信息，令观众称其为“中国三时期的动人史诗(AmovingandepicfilmaboutthreedecadesofChinesehistory)”，④激发了国外观众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本土文化的兴趣，获得了很好的传播取效。
4.1.2超额缩减
《活着》影视中最大的增改情节是皮影戏，它贯穿全剧——从开场赌博的背景音乐、散尽家财时的谋生手段、被抓丁时的险遭丢弃、被解救后的“革命”任务、炼钢时的休闲娱乐以及到最后的烧毁，IMDB影迷观影后称赞中国是皮影戏的祖先(“forgottenancestorofshadowplays,I’mattractedtothat.”⑤)，可见该本土文化的传播取效良好。
然而，字幕语际翻译却未对这典型的本土文化多做解释，反倒是皮影戏的符际翻译占据了很大比例。如图5，后翻译对皮影做了详细的诠释：5a特写镜头展现了皮偶的结构、色彩和牵引机制，让国外观众对中国皮影戏的皮偶有了一个具体概念，不再是神秘之物;5b展示了观赏方式，原来是在幕前通过观看灯光反射出的影子来观赏;5c则向观众介绍了演奏方式，由演奏之人在幕后操控皮偶，配以二胡和鼓乐等中国古典乐器，结合演唱而成。符际翻译成功地向观众传递了皮影戏的结构、演奏和观赏的全部流程，详细翻译并解释了中国本土文化。由此可见，此时的语际翻译便无需对栩栩如生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皮影戏进行赘述。于是，便有了如下翻译：“嘿，龙二，你这戏怎么唱的?(Hey,Long’Er,what’swrongwiththeshadowplay?)”“我做戏班班主时，从不向人张口要钱。(WhenIwastheleaderofmybusiness,Ineveraskformoney.)”“不就是一箱破皮影吗?扔了算了。(Whatareyoudoingwithastupidbox?Whydon’tyoujustthrowitaway.)”“把这箱子跟皮影拆了。(Teartheboxdown.)”和“你那箱皮影啊，还是烧了吧。(Yourbox,Ithinkyoushouldburnit!)”等，可见随着影视剧情的推进，皮影的符际翻译越来越多，语际翻译则越来越精简弱化，采用“缩减、省略”等诠释式归化译法：如，首次提及时运用正式的诠释译法，称为“shadowplay”;到龙二提及做皮影戏班主时，则采用了省略式的归化译法“leaderofmybusiness”，将其简化成了“生意”;再到影视后半部直接由“box”和“it”来代替皮影，皮影和箱子合二为一，箱子就是皮影的隐喻。这使得影视中的语言字幕极其简练直接，符合译入语观众的阅读习惯，这得益于充分的符际翻译为简练的语际翻译奠下了坚实的视觉理解基础，促成良好的传播取效。——论文作者：吕金妹詹全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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