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了作者以往对全球化问题的全方位研究，试图从文化的视角集中对这一研究课题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现状作出评述和总结，并结合全球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实践对这一现象作出理论描述和建构。作者认为，全球化现象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文化建构，至今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它已广泛涉及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诸领域，并对文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既然有着不止一种形式的全球化，对之的研究也就应当是多维度和全方位的。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探讨全球化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的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在这一大的框架之下，有必要对产生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身份政治和流散文学等当代社会的独特现象作出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
关键词：全球化,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流散文学,全球本土化
对于全球化这一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最近十多年来已经成为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课题。就我本人目前所参与的几个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而言，这个课题几乎吸引了所有活跃于政治、经济、社会理论和文化界的主要学者的注意。不少国家的科研机构或基金会拨出巨款让学者们对之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研究，以便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建构出一种全球化的理论(a theory of globalization)或文化(a culture of globalization)(2)。当然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对全球化这个概念作出令大多数人都满意的界定实在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对全球化现象及理论的研究仍在继续，而且有着概览总结的趋势。但介入这一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经过近十多年的理论争论和实际操作，全球化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因此人们一方面试图从理论和学科的层面对之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则试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修正、反拨和批判。这样一来，伴随着全球化这一术语的频繁使用，另一些衍生甚至杜撰出来的术语"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变异的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解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等也就应运而生了。正如英国学者杨·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最近所中肯地指出的，"尽管定义并非一切，但一切都包含着定义。对全球化的认识实际上有着界定世界的作用。因此对全球化的每一种研究都应当包括对这一术语的仔细的并带有批判性的审视和考察。"正是本着这一目的，本文首先从对全球化的界定和描述入手。
既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最先对全球化现象予以了关注，我们还是应当首先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中找到分析全球化现象的出发点。早在1848年，当世界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力量并处于发展期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窥见了其中隐含着的种种矛盾，分析了全球化在经济领域内的运作规律，并且结合其在文化生产中的后果，颇有远见地指出: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段经典性论述至今仍为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引用和讨论，这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和文学研究的出发点。确实，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曾在西方历史上的两个层面有所表现：其一是1492年始自欧洲的哥伦布远涉重洋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它开启了西方资本从中心向边缘地带的扩展，也即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宏伟计划，在这一宏伟的计划下，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弱小国家不是依循欧美的模式就是成为其现代性大计中的一个普通角色; 其二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预示的"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现象，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文化上出现全球化趋势的可能性，为我们今天探讨全球化与文学研究这个课题定了基调。当然，对于文化上是否存在全球化的现象，人们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不争之实，例如大量移民的迁徙和流落他乡所带来的文化混杂性和多元性，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和变异、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各国的落户和变形、美国好莱坞影片对另一些弱小民族文化和电影的冲击、大众传媒及国际互联网的无所不及之影响，等等。这一切事实都说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正在向我们逼近，它迫使我们必须思考出某种积极的对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反之，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向只表明一种趋同的倾向而忽视其文化的复杂性以及有此而导致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既然我们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讨论全球化与文化和文学研究，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著开始。在上述引文中有一个关键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众所周知，"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先是由歌德于1827年正式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对文化知识生产的影响提出了新的"世界文学"概念，这对比较文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在19世纪后半叶的诞生和在20世纪的长足发展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对于"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人们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我看来，从文化差异和多元发展走向这一辨证的观点来看，这种"世界的文学"并不意味着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在一种大的宏观的、国际的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存在着一种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文学。这样一来，与经济上由西向东的路径所不同，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也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随着资本的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地区;但随之便出现了第二个方向，即(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这样便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主流文化之主体并消解主流文化霸权的现象。对于这后一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从原先的殖民地文化渗透到宗主国并对之进行解构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曾有过的西进过程见出例证，而在当今时代，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更是日益明显。所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上的全球化不可能不受到另一种势力--文化本土化的抵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作用，或者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发展趋向。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完全可对当代社会各种复杂的文化和文学现象作出理论分析了。
全球化、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
首先是文学语言或话语丧失的问题，对此我曾在另外的场合作过详细论述，(22)在此不再赘言。我这里仅想再次指出，近几年来，关于"古代文论在当代的转化"以及文学批评理论中出现的中国文论"失语"的争鸣已经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足以促使我们静下心来思考积极的对策。当然，要想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论坛上发出我们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就必须对前人和同时代的国际同行的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这样我们的理论建构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有人认为"理论热"在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理论热"并没有消退，只是这种单向度的"理论的旅行"--从西方到东方-应该掉转一个方向，从东方向西方运动。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与西方接轨，而是意味着与西方进行平等对话，通过这种对话，来逐步达到理论和学术的双向交流，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逐步对西方的学者产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成就也已经引起了欧美主流学者的注意。美国的两部写于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史，就有相当的篇幅就描写了亚裔文学，甚至相当的篇幅描写了华裔文学在美国的崛起，并且对美国主流文学的冲击，甚至有少数的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了文学经典，并且已经载入了史册。所以认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的说法至少是片面的。中国文学理论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暂时的"失语"现象并不会长久，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西方的语言媒介来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建树的话，建构自己独特的研究话语，那么，我们就将对中国的文化思想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推广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几乎人人都在学习英语，试图用这种具有世界性特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声音，那么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将有何作为呢?我们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我们科学家已经非常自觉地要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用英语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出来。在我们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相当一大批的学者还不能够和国际学者进行直接交流，要取决于翻译的中介。我们知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译的，这些翻译不仅会漏掉很多东西，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种改写和建构。所以说我们要想使得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地进入国际前沿，我们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要借助于英语。我认为，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的时候，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是用的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英语，但是话题的内容和观点却是中国的，也就是本土的，那么这就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会被西方文化殖民，与其相反，倒是会更为有效地使我们将中国文化学术的一些观点逐步介绍到全世界，从而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论坛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另外一方面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其次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学研究中的身份问题，对此我也曾多次作过论述，在此我也只想强调指出，由于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不确定。曾经确定的一种身份已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裂变而成为多重或多种身份(multiplying identities)，(25)因此在学术界讨论后人文主义也成了一个热点课题。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很多一部分程度上也受到了挑战，就是人类创造出了自己的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在某些方面又使得人本身受到一种制约，所以这么一来，人的作用就受到大大的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本身要把自己被压抑的主观能动性继续再发挥出来，所以这样就使得人的作用与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突出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时代，大大不同。所以我们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特别是这个时代，我们还发现，机器人，还有对人的克隆，使得把人性本身给扭曲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感觉到，人的身份问题，身份本身也充满了很多复杂的因素，过去我们都知道人对国籍户口是看得很重的，但是今天由于这个全球化的作用已不那么重要了。民族的身份是如此，文化的身份认同更是如此。认为可以返回某种"纯而又纯"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至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种"天方夜谈"。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已经成为一种自满自足的、"不中不西"的混杂体：它既不属于中国的传统，也不完全是西方的"泊来品"，而是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论与西方文化和文论的交往和对话而产生来的一个"第三种"成分。同样，在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中，第三世界的混杂理论话语也比比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道地的西方话语，那些是后殖民理论家的混杂话语。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为我们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迅速步入国际文学理论前沿铺平了道路。
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流散写作和离散文学的研究，对此我认为应该在下一节中专门予以讨论。
流散文学：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
"流散"(Diaspora)一词又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diasporic studies)。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diasporic writing) 则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有人也许会问，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有些还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的写作，因此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流行的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比如说，在1978年之后，当中国文学理论界沉溺于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中时，创作界便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先锋意识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结果使理论界的"滞后性"相形见绌。但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一些具有后现代先锋意识并掌握了后现代主义写作基本技法的作家的创作却基本上和理论批评同步，因而使得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迅速地得以进入与国际同行进行平等对话的境地。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这方面的典型作品则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最近我们非常欣喜地读到一些出自海外华裔作家之手笔的作品，并自然而然想到把他们叫做中文语境中的"离散作家"(diasporic writers)。当然这个词过去曾译成"流亡作家"，但用来指这些自动移居海外但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并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似乎不太确切，因而有人认为叫离散作家为好。但这些作家又不仅是离散，有些近似流亡散居或流离失所，因此我认为译作"流散文学"比较贴切。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动流落到他乡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他们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四海为家，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的创作意义同时显示在(本文化传统的)中心地带和(远离这个传统的)边缘地带。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 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当然对流散作家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过程所造就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过程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
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作家的部分小说就属此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作家本人是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往往由于其不同的政见、或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只好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在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前苏联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发展。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当代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这些体会和富于洞见的观点均体现在他出版于上世纪末的论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2000)一书中。在收入书中的一篇题为《流亡的反思》的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26) 毫无疑问，这种流亡所导致的精神上的创伤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的心头，并不时地表露在字里行间中。那么他本人究竟是如何克服流亡带来的巨大痛苦并将其转化为巨大的著述之动力的呢?赛义德一方面并不否认流亡给个人生活带来的巨大不幸，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然而，我又必须把流亡说成是一种特权，只不过是针对那些主宰现代生活的大量机构的一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但毕竟流亡不能算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你一生下来就陷入其中，或者它偏偏就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是假设流亡者拒不甘心在局外调治伤痛，那么他就要学会一些东西：他或她必须培育一种有道德原则的(而非放纵或懒散的)主体。从上述两段发自内心的表述来看，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离失所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和性格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感觉到他们的那种种难以言表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的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脱(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由于流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展的当代现象，对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还有待于另文专述，本文的目的只是提出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
* 稍后学术顾问联系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