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源环境议题在经济地理学过去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度边缘化。21世纪以来，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旨在推动经济地理学重新认识“经济—环境”关系，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化相交织带来的挑战。文章追溯环境经济地理出现的理论背景及其发展脉络，研究发现：①尽管经济地理学过去60年将理论重心置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使得资源环境议题在学科内边缘化，但“经济—环境”关系的理论发展则在与环境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等学科交叉过程中有所推进。②环境经济地理发展适逢经济地理学多元转向阶段，早期理论探索表现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空间分析取向、以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取向、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演化取向，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议程与理论框架。③顺应早期发展取向，当前环境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表现为3条脉络，即新经济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脉络，凸显环境经济地理推动现有理论向“经济—环境”关系延伸的理论目标。④这3个脉络有望推动未来环境经济地理深度参与环境治理、绿色经济和区域韧性研究，在理论发展同时支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求。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全球生产网络;路径依赖;绿色创新;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
尽管地理学整体坚持以探索人地关系为己任，但是全球经济地理学过去60年的发展却一度远离资源环境议题。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可持续发展议题如火如荼，资源环境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却愈发边缘化[1]。这也迫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开始思考：经济地理学要不要研究环境?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环境到底意味着什么[2]?
从外部环境变化的角度看，环境理所当然是经济地理学需要关注的对象。关注环境所表征的地理空间(包括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也是经济地理学区别于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之一。过去20年，全球环境变化与全球化的相互作用愈发密切。经济活动强度提升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影响显著增加，而暴露在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的经济系统也面临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3-4]。更重要的是，应对环境挑战而采取的各类干预措施显著地重塑经济社会关系。这一系列变革强化了经济地理学研究环境的必要性。
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地理学在过去60年的发展过程中，研究重心偏向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性，而非“经济—环境”关系[5]。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资源环境的禀赋条件、经济活动对资源的二次分配、经济活动环境效应的外部性、环境规制等逐步被纳入分析框架中，构成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的认识，包含了对经济活动如何应对和适应资源环境约束的理解。但与此同时，部分经济地理学者通过跨学科研究(与资源环境在经济地理中的边缘化有关)探讨了“经济—环境”关系，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法之上，将经济地理的制度与文化转向和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相结合，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形成尺度、背后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权力关系[6]。由此可见，经济地理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理论发展并未因资源环境议题在学科中边缘化而中断，而是循着2条不同的脉络发展，尽管这其中不完全是经济地理学者的工作。
21世纪初，环境经济地理正是在上述理论和现实背景下兴起的，旨在原有的空间性基础上延展对“经济—环境”关系的认识。这一阶段适逢经济地理学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在原有制度、文化转向的基础上，又先后出现了关系转向和演化转向[7]，为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8]。但是，环境经济地理学与生态、环境、经济、管理等相关学科存在复杂的理论与实证关联。在环境、经济和地理三个本就内涵丰富的词汇的排列组合之下，作为“后来者”的环境经济地理不得不面对相邻学科的强势牵引而面临着空心化的风险。与其他学科相比，环境经济地理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这是环境经济地理发展需要直面的问题。
对此，本文选择将环境经济地理置于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追溯过去60年经济地理理论发展标志性成果，定位“环境”在其中的作用体现，以理解环境经济地理兴起的理论背景和当前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理解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路径选择(图1)。希望通过系统的理论梳理，有助于揭示环境经济地理的特色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展现出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发展潜力和可能贡献。
1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背景追溯与早期探索
1.1理论背景追溯
过去60年的经济地理理论发展经历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区域科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和关系转向，以及借鉴演化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演化转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呈多元化趋势。但是，经济地理学自古典区位论以来，侧重于探索经济活动空间性而非“经济—环境”关系的倾向并没有改变[5]。无论是1960年代以来兴起的区域研究，或是1980年代以来的新产业区、产业集聚研究，甚至21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皆无一例外地反映出空间性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9]。
相关期刊推荐：《经济地理》创刊于1981年，系中国地理学会、湖南省经济地理所联合主办的专业学术性刊物。以服务于广大地理科研工作者和高等院校地理教学为办刊宗旨。重点反映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前沿理论、区域经济开发以及与国民经济相关的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最新科研成果和研究动态。主要栏目有：理论探讨、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城市与交通、土地与农业、交通地理、旅游研究、西部大开发、问题讨论、新书交流与介绍等。
对空间性的侧重使得经济地理理论较少主动考察“经济—环境”关系，资源环境本身更多作为影响经济活动选址的区位因素[10]。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放松了第一自然(资源环境的自然分布状态)对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限制[11]，强调了通过地理集中实现自我强化的积极作用。这也进一步弱化了资源环境要素在经济地理理论中的份量。由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对资源环境基础的依存程度低于农业和采掘业，在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更为显著的地理集中与空间动态过程，吸引了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心从传统的资源型行业布局转向了制造业、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联系。相应地，资源环境逐渐成为基础但并非关键性的外生因素，研究重心逐渐地向着新经济地理因素(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技术、制度等)转移[12]。
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发展并未选择“经济—环境”关系的路径，但是部分经济地理学者参与了地理学中聚焦“社会—环境”关系的分支领域——政治生态学(PoliticalEcology)，偏向于应用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环境研究。政治生态学挑战无政治内涵的环境研究，认为环境容量、生态稀缺性和现代化等研究逻辑存在缺陷，忽略了资源环境问题的出现本身不只在于资源环境的自然状态，更在于决定资源环境分配的社会关系。政治生态学强调，资源环境变化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环境成本和收益在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分配不均衡，将导致社会和经济的不均衡，进而改变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13]。对此，政治生态学研究侧重于揭示环境问题的根源，识别环境问题的获益者和受损者，评估各类政策干预的影响和成效。当前，政治生态学已进一步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交叉领域，包含了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经济地理学者亦有所参与，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Swyngedouw将经济地理学的“文化转向”与政治生态学框架相结合，揭示了水资源循环如何嵌入在不同尺度下的权力关系中，展现了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如何同时表现为一个政治经济过程和政治生态过程[14-15]。
基于该理论基础，不难看出环境经济地理的兴起有其必然性。当全球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人类社会应对资源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越来越多，制度所创造出的资源环境稀缺性势必增加，资源环境对于经济活动空间性的影响有所回升，低能耗、低排放等要求使得制造业与服务业同样面临着新的环境依赖。对此，即便经济地理学仍侧重于空间性研究，亦无法回避资源环境的影响[9]。值得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理论发展已与资源环境经济学出现较大重叠。另一方面，经济地理学者在政治生态学领域的诸多实践同样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直接探讨“经济—环境”关系做了理论铺垫。此外，经济地理学在经历区域科学阶段之后，建立在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理论有着长足发展，更是为环境经济地理开展“经济—环境”关系研究创造了条件。据此，不难理解为何环境经济地理学兴起伊始，学者们的研究议程讨论普遍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强调“环境”概念的社会建构，关注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关系[16]。
1.2早期理论探索
2000年以来，环境经济地理逐渐被提出作为经济地理学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试图在经济地理学理论中重新建立对“经济—环境”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在经济地理学较为擅长的经济全球化、区域发展、创新、制度、企业等研究领域建立表征“经济—环境”关系的新理论[17]。以此为目标，环境经济地理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论选择。
首先，沿袭对经济活动空间性的研究传统，部分学者提出将资源环境引入空间分析框架的发展思路。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借助空间分析开展环境价值评估，结合其分布状况和可达性开展“成本—收益”分析，并进一步结合其外部性开展空间效应分析[18-19]。建立在空间分析基础上的研究，将经济活动的区位视为环境问题的成因，同时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研究成果具有比较强的应用性，能够为各类地区的环境规划与管理提供直接支撑。但是，该发展思路中所强调的“环境价值评估”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密切联系，空间分析技术本身又源于地理信息科学的进展，经济地理的理论进展反而体现较少。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遵循此思路的研究是否有必要单独冠以“环境经济地理”之名?换言之，环境经济地理若选择上述发展思路，可能凸显其后发劣势，如何体现其优势与特色将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
其次，多数学者提出建立在政治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思路。顺应经济地理学的制度、文化转向，对“环境”进行社会建构，通过政治经济分析揭示隐含在环境问题之内的社会关系，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分析框架。其中，存在2种不同的理论发展思路：一种是将现有的理论分析框架与经济地理理论框架相结合并取长补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规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20-21]。另一种则认为引入五花八门的理论框架可能导致环境经济地理理论碎片化，应面向经济活动“绿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调整经济地理现有概念与理论使其体现“经济—环境”关系[9，16]。无论是何种理论发展思路，受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取向影响，二者都将环境治理作为了环境经济地理的核心命题，关注不同层级、不同形式的环境治理如何调节“经济—社会”关系，对不同利益相关者产生怎样差异化却又相互关联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取向为后续建立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基础上的环境经济地理研究埋下了伏笔。
第三，部分学者基于制度演化视角提出了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发展思路。其核心观点认为，无论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环境”关系更偏向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致力于寻求二者的均衡状态[22]。制度演化视角则强调创新驱动下的系统性变革，包含了技术、市场、制度、组织等一系列因素的更替，使得经济与环境在协同演化过程中存在正和博弈的条件。与此同时，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理论，以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系统和路径依赖三个理论为基础，兴起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环境经济地理学的演化取向进一步创造了条件，研究者利用二者相同的英文缩写(EEG)提出了从EEG1和EEG2到EEG2的理论框架[23]。演化视角下的环境经济地理以广义的创新为出发点，关注技术经济范式如何朝着绿色的方向演化，并在其中体现了地理尺度与空间差异。这一研究取向在后续建立了环境经济地理与创新研究、转型研究的联系。
2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演进方向
尽管环境经济地理发展前期有着不少理论探索，环境经济地理的发展并未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2010年以来，明确以环境经济地理命名的研究数量保持平稳。与其他同样关心“经济—环境”关系的领域相比，研究数量仍少。但是，如果从经济地理学者所参与的环境研究来思考“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发展，仍然可以观察到上述3个理论取向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2.1新经济地理脉络
空间分析的研究取向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参与资源环境议题的主要选择之一，贡献了大量的理论实证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3种思路：
①环境规制与经济区位。现有研究比较普遍的思路是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重新审视环境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假说，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污染避难所假说、波特假说等，探讨外资利用、对外贸易、产业转移等经济活动对于迁入地和迁出地资源环境的差异化影响[24-25]，揭示环境规制在决定经济活动区位过程中所发挥的复杂作用[26-28]，从地理差异的角度理解经典理论假说实证结果差异[29-30]。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不同的是，经济地理学对经典理论假说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验证特定因素的影响是否如同预期，而是更关注特定区位条件下各类影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净效应[31-32]。这一研究思路也解释了经典理论假说为何在不同地区的实证中存在大量的“例外”。
②经济集聚的资源环境效应。应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所产生的资源环境效应，包含2个研究重点：一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对本地环境产生的影响。其中，一方面集聚经济有望提升效率从而产生积极影响[33];另一方面规模扩张势必增加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带来更大的资源环境压力[34-35]。二是经济集聚对周边地域环境的影响。类似地，经济集聚对于周边地区具有经济正外部性、环境负外部性[36]。上述研究的关键理论问题皆在于：伴随着经济集聚的发展，正负效应的拉锯将如何发生变化[37-38]。
③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集聚。应用并扩展新经济地理学模型(NEG)，建立资源环境对经济集聚的影响机制，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超载、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纳入NEG模型中，构成制约经济活动持续集聚的离心力，作为对拥堵效应和挤出效应的测量[39];另一方面，通过拓展核心—边缘模型，建立经济集聚与跨界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考察污染、技术等在区域之间的相互转移是否将改变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基本格局[40-41]。
2.2关系经济地理脉络
政治经济取向所关注的环境治理议题，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的发展，成为当前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主要方向。其中，全球生产网络等理论借助价值创造(valuecreation)、嵌入性(embeddedness)和权力(power)刻画了三组相互关联的政治经济过程。当前，直接使用“环境经济地理(EnvironmentalEconomicGeography)”的研究也几乎都集中于该方向上。就资源环境而言，该研究取向下的当前理论发展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①建立企业间关系与环境绩效的联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生产网络中，企业的环境战略和环境绩效并不完全取决于自身。具体地，在一个地方产业集群之中，地理邻近性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创造了良好条件。一方面，园区通过企业之间的生产关联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共生，实现环境绩效的整体提升[42];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模仿与学习有助于促进环境创新，实现环境绩效的提升[43]。在一个跨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中，总部区位对于公司整体的环境绩效有直接影响。总部位于环境基础较好的地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也倾向于秉持更高的环境标准，认为环境投资终有回报，从而表现出更好的环境绩效[44]。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龙头企业的主导地位具备设置环境标准的能力，进而可能凭借这种能力在维持自身环境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同时挤压供应商的利润空间[45]，但供应商亦可通过环境升级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46]。对此，龙头企业并不一定是占据市场份额最大的企业。具备创新管理能力、能够鉴定资源环境质量、制定行业标准的中介者将发挥更强影响[47]。
②建立价值链治理与环境治理的联系。价值链治理与环境治理在理论逻辑上存在根本性的区别。Havice和Campling指出，价值链治理通过调整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在提升生产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源消耗与环境影响[48]。这将迫使国家和组织通过环境治理对其进行干预。从另一个方向看，环境治理无形之中创造了资源的稀缺性、增加了环境成本，企业势必需要通过价值链治理保障资源稳定供给，进行相应的组织结构和地理空间调整，以保证资源要素仍流向获益最大的部门和地区。这一过程中势必将涉及价值链治理模式的转变[49-50]。对此，在考察各类环境规制作用时，不仅需要观察政府和各类组织机构如何使用治理工具对环境绩效进行控制，也需要观察这些干预措施如何调整企业间的权力关系影响价值链的环境升级。价值链治理和环境治理的互动共同决定了各类环境规制的成效[51]。
③建立资源环境和经济活动组织与空间配置的联系。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生产网络(GPN)理论较少关注资源环境的自然状态及其在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转换过程。全球价值链与资源环境之间存在局部联系和全局联系[52]。局部联系主要考虑特定区域的资源利用(特别是不可移动资源)和生态环境影响。全局联系则以价值链为单位，考察组织配置所产生的整体环境绩效，以及资源沿着价值链流动所产生差异化影响。全球生产网络则进一步强调了资源物质性和领土性，一方面体现出由于资源固有属性差异而产生的稀缺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引入资源分布及其受控情况体现了国家的作用[53]。与环境经济地理的结合，GVC和GPN理论开始朝着自然状态下的资源环境延展，尤为典型的是一系列资源行业的组织与空间配置研究，为认识资源行业如何响应并适应环境冲击与环境规制提供了理论框架[49]。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展现出了GPN组织模式所隐含的生态经济矛盾。环境变化将暴露并放大这些矛盾，迫使GPN组织模式被动改变[54]。但另一方面，应对资源供需关系和环境变化，为了保障资源稳定供给、优化资源利用效率，生产网络仍可以通过吸纳更多的经济主体、采用更灵活的互动方式，主动推进GPN组织模式的改变，以更好地适应资源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49，55]。
2.3演化经济地理脉络
制度演化的研究取向伴随着演化经济地理的发展，为环境经济地理参与创新研究与转型研究创造条件。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新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新产品的研发、新兴业态的出现并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因素，而是与经济发展过程相互关联的内生过程[56]。这些新变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不断积累的结果，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相适应。建立在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系统和路径依赖理论的基础上，“经济—环境”关系并不是朝着平衡状态发展，而是通过持续的交互保持其发展的能力，具有自组织、非线性等特征[57-58]。其中，建立在路径依赖理论基础上的路径创造研究，利用节能环保相关技术与行业的特性开展了一系列实证工作，试图揭示区域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发展新技术和新行业。无形之中也为环境经济地理参与绿色创新、绿色转型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①经济关联与区域多样化。区域多样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心之一，聚焦于区域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行业。其中，经济关联性被视为驱动区域多样化的重要因素，即新的行业与现有的发展基础应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59]。这种关联性起作用的原因一方面与资源转换的难易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与知识溢出的认知邻近有关[60]。就前者而言，经济关联使得区域现有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更容易流入新行业支撑其发展。与之相对，新技术也更容易引入区域现有行业之中并与之进行重组而推动创新。就后者而言，适度的认知邻近性为学习和交流创造条件并提供足够的知识增量，同样有助于创新。据此，经济关联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区域现有的发展基础与所要发展新行业之间的适配程度，体现出区域发展特定新行业的能力[61]。这就为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行业发展这类具有特定指向的区域多样化提供了理论支撑[62]。整体上，经济关联对于区域绿色创新具有积极作用[62-63]，能够将创新锚定于关联基础较强的区域，同时也使其他地区打开区位机会窗口的难度增大[6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相关多样化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对于更具突破性的绿色技术而言往往不表现出对关联性的需求。循着技术生命周期看，绿色技术初创阶段，不相关多样化的作用至关重要。当技术逐步成熟后，相关多样化的作用则趋于显著[65]。
②路径创造与绿色转型。如何通过绿色路径创造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之一[66]。实际上，在早期的路径创造研究中，能源和环保行业因其知识密集、资本密集、政策驱动相复合的特征，已是各类路径创造研究所偏好选择的对象，用于观察新兴产业如何在不同层级的制度背景之下[67-68]、在区域内外经济主体和要素资源的共同作用之下[69-72]，实现从无到有的发展。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反思路径创造研究中的新兴经济活动(广义上的创新)过于一般化，缺乏对其成效进行思考。新兴行业是否就一定带动区域发展，新兴行业的积极作用是否大于其所替代的行业[73-74]?对此，路径创造研究不再仅仅以能源环保产业为例，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开始更主动地考察技术和行业本身的特征对于路径创造的影响[75]，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朝着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路径创造[66，76]，为环境经济地理的演化取向提供了更为具体、可实证的理论框架。
对比新经济地理、关系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地理的发展取向，三者将环境经济地理导向了不同的研究主题，新经济地理取向更关注“区位—环境”关系，且侧重于揭示应对环境变化的经济布局调整;关系经济地理取向则更多集中于“价值链/生产网络—环境”关系，重视面向环境治理的经济活动组织与空间配置;演化经济地理取向则致力于揭示“转型—环境”关系，致力于揭示绿色创新、绿色转型的条件和路径。这3个理论发展取向反映出一个现实：调查和测量环境问题并非学科所长，但揭示经济活动的空间逻辑是经济地理学的核心任务。因此，尽管环境经济地理旨在揭示“经济—环境”关系，但是环境经济地理的理论发展未必需要将重心置于评估经济活动的资源环境效应(与环境经济学、环境科学高度重合)，而应更侧重于揭示经济活动如何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和空间布局响应并适应资源环境变化，涵盖地方集聚、区域协同、国土治理、全球联系等不同地理尺度与过程。——论文作者：贺灿飞1，毛熙彦※2，彭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