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间品的生产性服务在国民经济循环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具有重要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反映其自身专业化分工的广度与深度，还反映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同融合与分工水平。生产性服务的提质增效有助于国民经济循环的优化与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因此，相关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四个方面：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竞争;降低交易成本，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黏合剂作用;顺应全球服务自由化趋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鼓励服务创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有效融合。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国民经济循环价值链分工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本文认为，“十四五”规划的这些表述实际上突出了生产性服务在畅通和优化经济循环、提升价值链地位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将重点从基本规律、作用机制与政策措施的角度，讨论如何通过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实现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优化和畅通，从而促进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升。
经济增长与结构转换中的生产性服务
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你开始考虑它们，就很难再考虑其他事情了”。[1]而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快速的结构转换率。[2]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agriculturaleconomy)发展到工业经济(industrialeconomy)，到服务经济(serviceeconomy)，再到数字经济(digitaleconomy)。在这一过程中，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趋于上升。在服务业内部，部门结构也在悄然变化。其中，发挥着中间品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services)(如金融服务、信息通信技术即ICT服务、商务服务、专业服务等)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并成为整个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最高的行业类别。
国民经济中的服务业包括很多部门与行业，那些为生产者提供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的部门与行业统称为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基于对服务业或服务部门的功能性(functionbased)分类。[3]如果服务能够像有形商品那样被区分为中间品和消费品的话，那么生产性服务无疑对应着作为中间投入品(intermediateinputs)的服务，而消费性服务(consumerservices)则是作为最终消费品的服务。
在外延上，生产性服务是指具有中间产品功能的相关服务行业。但在实际经济统计中，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划分与界定则比较复杂，因为有些(纯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使用主体仅仅是生产者或企业，比如审计服务。但有些(混合的)服务行业(比如交通运输服务、银行服务)既可以作为生产性服务，为生产者或企业所用(因为企业需要);也可以作为消费性服务，为个人或家庭所用(因为一般消费者也需要)，只不过不同服务行业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见图1)。比如，纯粹的消费性服务业包括娱乐文化服务、医疗健康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一个规律性趋势，即由“内部化”或“非市场化”向“外部化”或“市场化”演进(如图2所示)。[4]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交易成本较高时，生产性服务通常由企业自身来提供;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经济系统中就开始涌现出专门提供诸如财会、营销、咨询、物流等服务的独立市场主体，服务需求者可以通过市场来购买所需的各类服务，而无须进行自我服务。
从这一层意义上讲，生产性服务又可以分为企业内部自我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与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的生产性服务。前者可以反映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以及以企业内部计划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部产业链状况，而后者则反映市场之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以及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分工体系。生产性服务的外部化、市场化与产业化发展是专业化分工和资源配置从企业内部向市场之中的自然扩展。伴随这一趋势，一方面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得到优化、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另一方面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得以提高，产业分工与产业结构更趋合理，整体经济的创新力与竞争力随之提升。
生产性服务与国民经济循环
当生产性服务外部化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或行业时，它作为中间投入必然与其他行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生联系。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生产性服务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作用。
生产性服务占产出的比重。特定服务部门产出的使用可以分为两部分[5]：最终使用(finaluse)，即被最终使用者(家庭、政府等)消耗的产出部分;中间使用(intermediateuse)，即被行业/企业用作中间投入的产出部分。我们通过计算后者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可识别一个特定服务部门或行业在多大程度上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说，服务业总产出中有多少是被中间使用的，即用作生产性服务。
我们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跨国投入–产出数据进行计算，[6]结果如图3所示。总体来看，2004～2014年间，中国的服务总产出中有大约43%的部分是用作生产性服务的，[7]比全球平均水平(39%左右)高约5个百分点，比美国(36%)高约7个百分点，但低于德国的相关比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比重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上处于中等水平(在中位数42.3%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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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在不同服务行业的产出中生产性服务的占比。生产性服务占比越高，则该服务部门就越具有生产性服务的性质，反之则越具有消费性服务的性质。表1显示，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占比超过50%的服务部门有15个，依次为：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96.46%)，仓储及运输支持活动(94.22%)，邮政及快递(89.52%)，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88.90%)，空运(85.92%)，科学研究与开发(82.72%)，陆运及管道运输(82.23%)，水运(80.59%)，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78.86%)，零售(不含机动车)(74.61%)，批发(不含机动车)(74.54%)，电信(66.76%)，旅馆及餐饮服务(56.21%)，保险、再保险及养老金(不含强制性社会保障)(56.05%)，其他服务活动(55.51%)。其他7个服务部门的生产性服务占比低于50%。与美国等经济体不同的是，中国的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务、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活动和信息服务具有消费性服务的特征，而旅馆及餐饮服务则具有生产性服务的特征(见图4)。
生产性服务占投入的比重。如果说作为中间品的生产性服务占总产出的比重是用来反映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性服务来源的话，那么作为中间品的生产性服务占总投入的比重则可以反映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性服务去向。
在样本时期里，中国国民经济的生产性服务投入在总投入中的比重基本保持在30%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也低于印度、墨西哥的水平。从五大产业看(见表2)，中国与其他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共性是，服务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比重最高，其次是采掘业(在某些经济体，如爱尔兰、卢森堡，其制造业排第二位;在某些经济体，如加拿大、日本、美国，其公用事业排第二位)。所不同的是：中国五大产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比重均比其他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甚至绝大多数经济体)低。这与中国的服务业总体比重较低有关。
基于所有行业划分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情况，尽管存在跨国差异，但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很多服务行业其服务投入占比在75%以上。[8]
本文接下来分析中国五大类产业的分类服务投入。我们把不同的服务投入的来源分为国内与全球两部分。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中国农林牧渔业的分类服务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批发(不含机动车)、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陆运及管道运输。采掘业的分类服务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批发(不含机动车)。制造业的分类服务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批发(不含机动车)、陆运及管道运输、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公用事业的分类服务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批发(不含机动车)、陆运及管道运输。服务业的分类服务投入率由高到低位于前三位的依次为：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批发(不含机动车)。由此可见，对于这五大类产业而言，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批发(不含机动车)，陆运及管道运输等四类分项服务投入都是最为重要的。
此外，不同分项服务投入对于不同行业的重要性也不尽相同，比如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对五大类产业的投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为：服务业、采掘业、公用事业、农林牧渔业、制造业。这意味着，各类服务部门的发展经由生产性服务投入而对相关产业的影响不同;服务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无疑将对各类产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基于产业关联的分析。一个行业或部门(包括服务业)的产出增加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影响整个经济体系：(1)增加了对其他行业或部门(“上游”，upstream)产品或服务投入的需求或购买，这称为后向关联(backwardlinkage);(2)增加了对其他行业或部门(“下游”，downstream)的供给或销售，这称为前向关联(forwardlinkage)。[9]
中国各服务行业如果以标准化的直接后向关联衡量，则系数大于1的行业有13个，即：建筑业(1.55)，水运(1.18)，空运(1.46)，仓储及运输支持活动(1.25)，旅馆及餐饮服务(1.26)，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活动、信息服务(1.24)，保险、再保险及养老金(不含强制性社会保障)(1.28)，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1.33)，科学研究与开发(1.14)，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1.11)，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务(1.09)，健康及社会工作(1.32)，其他服务活动(1.09)。其他行业的系数均小于1。如果以标准化的总后向关联衡量，则系数大于1的行业有16个，即：建筑业(1.61)，陆运及管道运输(1.13)，水运(1.25)，空运(1.49)，仓储及运输支持活动(1.27)，邮政及快递(1.07)，旅馆及餐饮服务(1.23)，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活动、信息服务(1.26)，保险、再保险及养老金(不含强制性社会保障)(1.13)，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1.38)，科学研究与开发(1.27)，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1.23)，行政管理及支持服务(1.17)，公共管理和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1.04)，健康及社会工作(1.34)，其他服务活动(1.19)。其他行业的系数均小于1。
如果以标准化的直接前向关联衡量，则系数大于1的行业有12个，即：批发(不含机动车)(1.23)，零售(不含机动车)(1.23)，陆运及管道运输(1.35)，水运(1.33)，空运(1.42)，仓储及运输支持活动(1.55)，邮政及快递(1.47)，电信(1.10)，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1.46)，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1.59)，科学研究与开发(1.36)，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1.30)。其他行业的系数均小于1。如果以标准化的总前向关联衡量，则系数大于1的行业有14个即：批发(不含机动车)(1.29)，零售(不含机动车)(1.28)，陆运及管道运输(1.41)，水运(1.49)，空运(1.28)，仓储及运输支持活动(1.65)，邮政及快递(1.29)，旅馆及餐饮服务(1.03)，金融服务(不含保险、养老金)(1.52)，保险、再保险及养老金(不含强制性社会保障)(1.12)，法律、会计、总部服务、管理咨询(1.63)，科学研究与开发(1.44)，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1.18)，其他服务活动(1.02)。其他行业的系数均小于1。
结合标准化关联系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服务行业分为四类。前向关联系数越大，意味着该行业(作为上游行业)对其他行业(作为下游行业)的影响力就越大，这些服务行业更有可能作为其他行业的服务性投入(生产性服务)。后向关联系数越大，意味着该行业(作为下游行业)受到其他行业(作为上游行业)的影响就越大，这些服务行业更有可能使用其他行业的投入(包括生产性服务投入)。如表4所示，前向关联系数大于1的、具有显著的生产性服务功能的行业有15个。但是，这些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房地产行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系数都很低。
最后，如果比较中国的服务行业与非服务行业，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制造业的(标准化)前向与后项关联系数都比服务业大。相当一部分制造行业(比如焦炭及炼油，化工及化学制品，橡胶及塑料产品，基本金属等)的前向与后项关联系数都在1.5以上，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动态地看，相对于中国“入世”前的2000年，在47个行业(服务行业22个)中，直接后向关联系数上升的行业有29个，其中服务行业11个，也即有50%的服务行业是下降的。总后向关联系数上升的行业有32个，其中服务行业11个，也即仍有50%的服务行业是下降的。直接前向关联系数上升的行业有16个，其中服务行业8个，即有超过50%的服务行业是下降的。总前向关联系数上升的行业有23个，其中服务行业9个，即有超过50%的服务行业是下降的。特别是，批发零售贸易、运输仓储、计算机编程及相关活动和信息服务的产业关联系数趋于下降，而法律会计及总部服务和管理咨询、科学研究与开发、其他专业性科技服务的产业关联系数则趋于上升。但平均而言，前向和后向关联系数趋于下降的服务行业个数要多于其他行业。——论文作者：程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