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趋势。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就业技能结构来实现。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具有异质性，清洁行业快于污染密集行业到达U形曲线拐点。研究结论表明，目前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水平整体偏低，要实现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赢，需要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使工业行业尽早达到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的拐点。
[关键词]环境规制;劳动收入份额;SYS-GMM;异质性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伴随一个公认的事实：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2007年仅达到44.92%，尽管2008年后开始有所上升，但回升幅度不大，2017年回升到47.51%。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处在55%～65%的水平，37个发达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达到了62%的水平。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仍要低至少7个百分点。低劳动收入份额使劳动者未能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导致出现消费不足、劳资关系冲突，甚至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下，“贸易战”“环境问题”“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等问题层出不穷，“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难以为继。[1]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会促进经济向更加侧重消费和内需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2]因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在当前背景下，研究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仍然不容乐观，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PM2.5年均浓度平均为39微克/立方米，整体仍然处于超标状态。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有121个，占比仅为35.8%。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环保问题，陆续出台了环境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们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走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当务之急。
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大会带来哪些效应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当前有关环境规制对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结果及机制已取得广泛共识，但对环境规制社会效应的影响如福利水平改善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明显不足。[3]本文试图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讨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来解答中国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是过强还是过弱?环境规制强度的继续加大会不会产生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能否实现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双赢”?为当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原因的研究，是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宏观的研究主要有技术偏向性、贸易全球化、政治关系、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竞争、性别比失衡等。陈宇峰等[4]研究发现，技术偏向性是决定劳动收入份额长期运行水平的关键因素。Elsby等[5]认为，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在贸易产业和制造产业中，资本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替代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余玲铮、魏下海、吴春秀[6]研究发现，机器人是一种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载体，机器人的使用对于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大于促进工资率增长的幅度，因而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Tytell[7]对18个发达国家1982—200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表明全球化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之一。Karabarbounis等[8]研究也发现，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魏下海等[9]研究发现，从政治关系的角度看，相对于无政治关系的企业，有政治关系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明显过低。白重恩[10]认为，1996—2003年，产业结构转型、民营经济比重上升以及税负水平上升等因素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文雁兵、陆雪琴[11]研究发现，“市场竞争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其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偏向和资本深化两个渠道产生的。魏下海[12]运用宏观与微观相匹配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性别比失衡是劳动收入份额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微观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异质性、信息技术的分配效应、工会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融资约束、企业风险等方面进行研究。周明海[13]研究认为，劳动收入份额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但申广军[14]研究得出使用信息技术的企业其劳动收入份额更高的结论。Kristal[15]研究认为，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对工人权利及地位的侵蚀。王雄元等[16]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增加了职工收入份额，且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水平型外商直接投资和高控制权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Decreuse[17]的研究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祝树金[18]认为，企业存在内源融资约束时会挤占劳动收入，特别在非国有企业这种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劳动收入的挤占使得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贾珅等[19]研究发现，降低企业风险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其内在机制是，企业风险降低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努力程度使得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都得以增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是前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后者。
以上研究探讨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各种因素，但伴随经济社会发展与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为实现这一向往，政府在环境治理与收入分配改善中采取了很多措施。那么，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如何?当前还鲜有文献从环境规制这一重要视角研究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本文试图找出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路径及结果，证明环境规制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当前的环境规制政策寻求理论支持。
关于环境规制效应的研究，主要观点分为“遵循成本说”和“波特假说”。本文将分别就“遵循成本说”和“波特假说”的“平均工资效应”及“劳动生产率效应”进行分析。
(一)“遵循成本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及“平均工资效应”
“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政策将迫使企业增加治理和预防污染方面的投入，加重企业环保负担，抑制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20]
从“劳动生产率效应”来看，“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将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对“生产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劳动生产率。[21]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从“工资效应”来看，根据马丁·魏茨的分享工资理论，员工工资随企业经济效益水平进行同方向增减。而“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使企业的成本负担加重、盈利能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通过压缩劳动成本等措施来保持企业利润水平，使员工平均工资下降。[22][23]员工平均工资的下降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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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降低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但同时降低了员工平均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负向影响。“遵循成本说”下的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确定。
(二)“波特假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及“平均工资效应”
“波特假说”认为，如果环境规制强度设计得当，就能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进而应对“遵从成本”，改善经营绩效。[24]
从“劳动生产率效应”来看，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因为超过一定强度的排污费征收会“倒逼”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25]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会降低劳动收入份额。
从“平均工资效应”来看，“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进行技术创新。这就会产生与研发活动相匹配的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长，这种劳动收入技能结构的转变可以拉高高技能劳动者的比重及工资，[26]从而提高平均工资，平均工资的提高会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综上，“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影响。但同时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正向影响。“波特假说”下的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不确定，需要通过计量模型来进行检验。
(三)环境规制的劳动收入份额效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最终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如何，取决于“遵循成本说”和“波特假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和“平均工资效应”的方向以及孰占主导地位(图1)，从而体现出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及大小。
从图1可以看出，环境规制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遵循成本说”认为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平均工资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但环境规制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又会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与之不同的是，“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提高员工平均工资使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同时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又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在这两种假说下，环境规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需要通过细致的实证分析给出答案。——论文作者：胡斌红1杨俊青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