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展的动力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教育。正如新加坡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教育可以引导和促进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教育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真正应该首先关心的。本文就教育提出一条可能的“萨伊定律”，即通过造就一支达到一定规模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工人队伍，一国或可大量吸引需要雇用这些技术工人的国内和国际投资(通常是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内)。也就是说，在造就这样的一支技术工人队伍的同时，或有可能也就造就了对这支队伍的需求。在一个日益由全球供应链和生产链、全球直接投资和金融资本流动驱动的时代，教育的这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效应尤其明显。那些在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优先考虑教育投资，而且其政府在这方面起到强有力的引领作用的国家，将尤有可能从其教育投资的这一效应中受益。
关键词：教育投资;萨伊定律;新加坡;经济发展
一、引言
本文关注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所用的经济发展概念来自Lewis，即劳动力从传统的低生产力部门(如农业)转移到其他新兴的扩张部门(如工业和服务业)，这些部门拥有比农业更高的劳动生产率。[1](PP.139-191)然而，尽管Lewis准确地抓住了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但他疏忽了强调一个重要的方面，即要成功地开展跨部门劳动力转移，一个重要条件是在转移之前，将被转移的工人首先获得合适的人力资本，而在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中，教育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Liu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国的经济发展由人力资本积累推动，特别是由教育投资推动。通过对教育进行投资，来自传统部门的人员(或其子女)可以离开这些部门(如农业)，迁移到工业和服务业等其他正在发展的部门。理论上，通过这种转移而可期望得到的更高收入应该能充分激励潜在的转移者事先投资于教育。然而，常常存在各种障碍导致个人教育投资市场严重失灵。Liu讨论了政府可如何通过提供必要的愿景、领导和规划来进行干预，以一方面引导个人和私营部门对教育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动用必要的公共资源补充私人投资。该文认为，只要政府积极发挥其作用，或许可以使教育投资和教育发展步入一种正向循环，一种类似于“萨伊定律”的效应，即通过造就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技能工人，且达到一定规模，便有可能同时为利用这些工人创造足够的需求。在此过程中，一国的经济和社会也就同时得到了发展。[2](PP.37-53)
本文围绕是否存在一条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继续展开讨论。首先回顾和分析教育市场所经常出现的缺陷，以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然后对可能存在的“萨伊定律”作进一步界定。一个真实的由政府主导的教育投资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案例是新加坡。自其独立之日起，新加坡政府通过各种干预措施有效地主导了该国的教育投资和社会经济发展，其经验似乎恰好印证了本文的假说，即存在一条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然而，这一“定律”是有条件的，本文指出几条重要的限定条件。下文第二节回顾发展中国家政府对教育市场进行强有力干预的理由，同时进一步诠释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的含义。第三节介绍新加坡案例。第四节归纳总结新加坡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指出所存在的“萨伊定律”的有条件性。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教育市场上国家的作用
在以教育为导向的发展战略下，政策关注的首要领域，或者说这一战略的最核心部分，是对教育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通过市场来组织，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在不同程度上，市场也确实是这类投资的主要组织方式。然而，仅仅依靠市场往往无法提供一国所必需的教育投资，需要政府在这一关键领域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干预。
(一)教育市场及其失灵
理论上，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如果人们对教育的未来回报有完美的预期，如果教育投资无外部性，个人应该能够对教育投资做出对其个人(或家庭)和社会都最优的决策。然而，众所周知，教育的外部性是存在的，而且对教育未来回报的预期不可能是完美的(因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即使个人做出了规避风险的最优决策，对社会来说也不可能是最优的选择。此外，资本市场可能存在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即使教育领域拥有良好的投资机会，个人也无法充分利用其未来的收入来获取贷款，除非他们已有足够的资产来充当抵押品。这也意味着贫穷的个人或家庭最终可能无法利用这些投资机会。①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文献包含了许多关于市场和政府失灵的讨论。许多教科书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列了一套严格的标准，不满足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导致市场失灵。实际上，很少有市场满足所有这些标准。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任何一项行动：1.不采取任何行动(放任自由);2.规范和改善有关市场的运作(市场强化);3.与市场建立伙伴关系(公私伙伴或公私合营);4.直接接管全部或部分市场职能(市场替代)。积极的公共政策可涉及后三个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但从最佳改善市场配置的和成本效益而言，哪一个方案是最好的则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不一定要选择可以有效改善现有市场配置但成本高昂的解决方案。而且，人们也普遍认识到，有时采用一系列相互协调和相互补充的政策措施以解决一组相互关联的市场失灵，可能比单一进击其中任何一个失灵都更为有效。
鉴于其在推动发展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在教育方面采取积极的公共行动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不采取任何行动绝不是一个选项)。比如，在提供助学贷款方面，可以努力改善资本市场的运作。可以结合私人和公共资源在供给方面进行投资，以改善和提高各类教育设施(学校、学院、大学)及其教学质量，并在需求方面提供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以使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从中获益。也可以直接动用独立的公共投资分别在供需两方补充次优的私人投资。为了确保这些投资不会“挤掉”私人投资，可优先考虑配置公共投资于那些特别缺乏私人投资的领域，或者那些出于外部性和公平性考量需要特别加以提升的领域。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普及基础教育。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虽然部分人口已经享有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但仍有一些人甚至没有接受到基础教育。如果要让这些人成为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接受基础教育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随着世界各地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虽然这种基础教育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熟练工人，但它可能是该个人成为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连这种基础教育都没有，他或许会完全失业)。
(二)政府的作用：愿景、领导和规划
但是，国家的作用不应仅仅限于一切以市场为主、由市场来主导相关过程，而只在其中做一些修修补补的事。在教育这一关键的领域，国家的作用必须包括绘制愿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以及制定具体规划，而且这些都必须充分地提前做。在教育上，一个很现实问题是：培养一名熟练工人需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最好在他/她还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年龄时就开始培养。因此，如果要满足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熟练工人的需求，就需要有一些长期的前瞻性规划。
而且，愿景和规划不应仅仅限于满足未来对熟练工人的某些已知需求。毕竟，关于这些未来需求的明确信号有哪些呢，来自哪里呢?愿景、计划和领导还必须与塑造期望和促使情况发展有关!不用说，从消除任何不确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对未来的任何期望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关于未来愿景的具体目标及规划，以及由政府提供坚定不移的承诺和领导，可以帮助个人在教育其自身以及子女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定，尤其是针对那些或许需通过借款来进行相关投资的个人或家庭。在放贷方方面，政府的这种愿景、承诺和领导力也将有助于他们在贷款方面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策。
政府在扩大教育方面给出明确的愿景、提供强有力的领导和制定相关的战略规划，对于一个国家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也不能认为政府只需要提供这样的愿景、领导和规划。即使政府对方向和目标提供了明确的信号，也不可能指望市场来完成所有工作。政府还需自己卷起袖子，与市场合作以共同实现其愿景。如前所述，这很大可能需要政府直接对教育进行投资，包括在需方和供方。政府还可以与私营部门建立某种伙伴关系。同时，政府还必须发挥其不可或缺的监管作用，严格监控公立和私营教育部门的教学质量和标准。
(三)萨伊定律
在经济学中有一条古老的定律———“萨伊定律”。法国经济学家Jean-BaptisteSay在其于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写道：“一产品刚刚诞生，它就为其他产品提供了一个市场，其价值就是该产品的价值。”[3](P.138)这一“定律”常被简单地概括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一名言。但需要重申，萨伊实际上并没有断言在一个给定价值的产品A被生产出来的那一刻起，同等价值的对该产品的需求就诞生了。实际上，等同于该产品价值的需求是针对所有产品的：A、B、C等等。但如果每个产品都这样做，那么对产品A的需求也就会等同于其自身的价值。
这条定律遭到了严厉的质疑，尤其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中。质疑的核心问题是商品和服务的普遍过剩是否可能。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①本文的目的并不是去追循萨伊或其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古典经济学家以重申这条定律的有效性，而是通过它去指出存在关于教育投资的一种可能的良性效应。这一良性效应恰恰类似于一种“萨伊定律”———但这并不是字面上的，而是意境上的。这种良性效应可表述为：
当教育的初始投资达到某个临界点，以至于成功地培养出了一支达到某一临界规模的熟练工人群体时，该群体的存在将有助于吸引大量需要雇用这些熟练工人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或者可以说，当教育投资在造就这样的熟练工人时达到了一定规模，就有可能同时吸引针对这批熟练工人的需求，而且有时该需求甚至可以超过这支队伍的现有人数。
在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平衡时，当然还需说到工资，并区别短期与长期。图1给出相应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其中横轴代表经过教育投资的劳动力人数。与传统劳动力市场模型不同，图1中的横轴还考虑到各工人、职员的加班工时，也即在某个时间段(天、周、月)内超出某个标准小时数的工作时间。在任何一个社会，通过法律或约定俗成，都对这样的标准工时数有严格的规定，超出的部分即为超时数或加班工时数。由于所考虑的是经过一定教育投资的工人，在短期该劳动力市场上的实际供给人数是给定的。但通过把工人们的超出标准工时数的工作时间按这些标准工时数折算成额外工人人数，则短期劳动力的供给量还是可变动的。长期来看，通过教育投资，实际工人人数当然是可变的。
通常把一个参与劳动的工人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叫做保留工资。图1中，存在两种这样的保留工资：WAR和WIR。WAR为未经教育投资的工人(或低技术工人)的保留工资，可由其“劳动主观成本”决定，或由其客观“最低生活成本”决定。前者为由收入边际效用调整过的劳动边际负效用水平，后者则指为维持一劳动者的生理和心理在可见的未来正常运作所需的成本。不必纠结于选取哪种解释———对本文来说，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WIR则为经教育投资的工人的保留工资。如图所示，它是WAR外加一个追加项，代表一经过教育投资的工人为获取其教育而付出的成本，再分摊到其生命过程中的各工作时间单位的成本。①
图1假定已有ON个工人经过教育投资。供需平衡取决于需求曲线。图中标出三种可能的情况。(A)如需求曲线为D1，则有部分经教育投资的工人没有在WIR工资水平上被需求单位雇用，相关教育投资的市场效果欠佳;(B)如需求曲线为D2，则需求和供给在WIR工资水平上恰好相等;(C)如需求曲线为D3，则经教育投资的工人人数少于用人单位所需人数。在长期，市场均衡只在情况(B)中出现。然而，在短期，如出现情况(C)，加班工时可以是一种解决办法。为鼓励工人们超常工作，用人单位需为加班工时提供高于通常的单位小时工资的报酬。在图1，把这些增加部分(加班费)分摊到一工人的所有工时，则短期供需均衡会在W∗工资水平上实现。在长期，这些超出平常保留工资WIR的高收入会起到鼓励更多工人投资于教育，成为经过教育的工人中的一员。
依据图1，有几点需要澄清：首先，本文所说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效应，是指在长期，一国的教育投资，当达到一定规模时，会对需求曲线D所起的外移作用。这种外移，或者可使得需求充分跟上供给的步伐，并在WIR工资水平上与新的增加了的供给恰好相等，或者可使需求在该工资水平上超出新供给数。当然，不排除新需求仍然少于新的供给量的可能性，但我们重视的是前两种情况。
新需求没有跟上新供给的情况最近得到了世行等研究单位和学者的注意，通常指在一些国家，一些大学或得到过其他类似教育的毕业生没有能够很快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②原因大都被归结于所在国相关教育的质量欠佳、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等。这些或许确实是问题，表明一国不但需要有规模地进行教育投资，而且还需全力改进教育质量、改善课程设置，等等。但根据本文的分析，或许还需甄别以上现象是否是长期的还是仅仅是短期的，教育投资规模又是否已达到了某个规模或临界水平。从长期来说，完美的教育质量、完全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很难一蹴而就的，甚至事前都无法准确知晓，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只要这些不构成一国教育投资中的大问题，则真正的挑战往往与教育投资的规模有关，以及给予相关教育投资足够的时间去发挥其功效。
其次，处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经济中，要抽象准确地确定前述教育投资的临界规模是几乎不可能的。下文新加坡的例子将说明，关键是一国善于从全球经济的变迁中找到根据自身条件能够抓住的机会，并且果断行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及时展开相关教育投资。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一国所需的教育投资内容将是不同的，或者说其教育战略是需要不断变化的。在发展初期，重点可以是基础教育，之后则转到高等教育，再之后或许应有更高的目标。这些与本文提出的“萨伊定律”效应并不矛盾，只不过是该效应在不同阶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第三，虽然强调教育投资及其规模，但也必须指出，其他条件同样重要。很显然，一个开放的国内经济和全球贸易及投资体系，深度的生产碎片化以及广泛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生产网络与供应链，也包括支撑这些生产链和供应链的各种物质条件，如快捷、高效的交通和通讯设施等，都将有助于一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成熟时充分吸收海外投资。在图1中，这些均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外移。因此，如同下文将指出的，本文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可被看作是一条“有条件的”萨伊定律。
第四，图1中主要考虑的是教育的私人投资，而本文倡导的是国家的作用。实际上，两者并不矛盾。首先，如上文已强调的，充分的私人投资迫切需要国家地引领和支持。另外，即使由国家主导相关的教育投资，投资的主体一般仍是私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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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须指出，我们提出的针对教育的“萨伊定律”，在一个关键方面不同于原来的萨伊定律：借用“后向联系”概念，可把原有萨伊定律描绘为“向后看的”，因为关于它的解释是完全根据一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应计的要素收入的;而本文提出的关于教育的“萨伊定律”则是“向前看的”(如同在“前向关联”概念中那样)，因为它完全取决于所创造的人力资本的潜在生产力。
三、教育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作为上世纪东亚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1965年至1995年期间，新加坡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4%。[4]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功，促使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并思考是否可在其他国家复制新加坡的增长模式。研究人员将新加坡快速的经济增长归因于多个因素，如国家干预、地理位置、教育，甚至包括灌输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国家价值观。
本节旨在分析新加坡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因，并讨论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对新加坡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力的解析表明教育虽然不是新加坡经济快速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条件。前瞻性的教育政策与不断变化的经济需求相结合，使得新加坡始终拥有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合适劳动力。事实上，正如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多次重申的那样，新加坡的发展战略即是“开发新加坡唯一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即人民”。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拥有一个确保教育与经济需求协同作用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①
本节首先简要概述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轨迹，然后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介绍，之后分析教育是如何与新加坡多年来实施的不同发展战略相互作用的。本节所说的新加坡教育是指旨在提高人口技能水平的正规教育或培训，以所达到的正规教育水平为基准。
(一)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虽然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挑战，但新加坡不必克服这一初始阶段，而直接跃升为制造业密集型经济。该国处于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航线之一的战略要道上，使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成为了东南亚最重要的商业、运输和通讯中心。这为新加坡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非常重要的优势”。[5](P.1)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1980)可被描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经济。后殖民主义初期，不少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减少了对进口商品的依赖，新加坡也不例外。与马来西亚分离后，新加坡国内市场规模急剧缩小，其发展战略逐步转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到20世纪80年代初，面向出口市场的制造业贡献了28%的GDP和34%的就业。②
经过二十年的制造业扩张，新加坡被迫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1980-1990)，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经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和来自邻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逐渐侵蚀了新加坡的比较优势，迫使其重组经济。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开展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和提高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目标是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制造业转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微芯片和半导体制造商受到了积极地鼓励和追捧。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加坡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其特点是知识经济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快速的技术进步促使新加坡进入了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是在创新和创造力中应用知识，使经济重心偏离传统生产和传统工业生产要素。——论文作者：刘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