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播已渗透到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领域。文学与传播媒介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当代文学时空关系场。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一种新的文学关系“作家(文本生产者)——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者)”，为我们考察当代文学提供了具有操作意义的理论方法。本文据此分析了当代文学中的商品属性、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的热点问题。媒介的非理性也给文学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经过磨合，文学将进一步向前推进。
[关键词] 当代文学,传播,观照,媒介,受众
一
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对人类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文学的存在现状和发展趋向受其制约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并构成了当代“文学场”，在如此时空关系里，文学的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都具有其新的特点。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特点、多元并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传播是“人类关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且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与这种“后现代”的消费主义与文化相联系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消解一切。在消费过程中，同时也在进行着消解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价值，消解着传统的中心意识。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当今中国文学已从结构的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滑落。身处这样一个消费与消解的时代，正如马尔库塞所洞察的那样，它们“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受制于时代的语境的变迁，文学的价值被重新定位，现今中国文学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文稿竞卖、作家签约、媒体炒作、自由撰稿人、快餐读物、小说百强等等，一一映证了这种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趋向正在发生改变。
既然有新的要素注入文学领域，对文学的认识把握就需要有新的视角、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现代社会是传播业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文学不仅不可能置身于传播环境之外，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定性还促使其积极参与其中，文学要满足社会对它的需要首先得表明自己的存在，需要有媒介来负载它们，使其能往来穿梭于社会大众之间。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下，文学与大众媒介传播之间有着精神文化和物质利益双重密切联系。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同样也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着。其实只要我们掌握媒介的特点和运行规律，对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种种文学现象是能够把握其脉络并加以解读的。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
这一文学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中介层，而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作品、读者与作品那么一种简单的、封闭的文学联系。作家思考什么、写什么，读者愿看什么、希望得到什么，有如一堵墙分隔开来，彼此互不相扰，显得非常陌生。作家作为主体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感受、兴趣爱好和内心的使命感自发地创作，当然，有时也会结合政策背景来写作。相对而言，读者只是被动选择，他们的要求、愿望，还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渠道表达出来。 作家对此不了解，似乎也不太关心，即使作家与读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也是非常松散的、可有可无的，对文学的影响无关大局。所谓纯文学多少与这种文学关系有关，是其关系下的产物。而在“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的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是三方有机地结合，彼此互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三方主体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读者市场的因素进入文学活动中，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那么读者市场如何产生?如何把握?媒介和传播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媒介直接与受众发生联系，对其接受的品味、爱好、注意力等及其变化因素，不断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并且通过供给运作(有时是炒作)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同时，把读者市场信息反馈给作家，作家们又根据这些信息创作出新的作品，再由媒介推向读者市场。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双向运动过程。文学的生成机制、生存状态、影响方式、反馈原理、运行规则等都在这种结构功能关系中得到实现。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它为我们考察文学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便于操作的方法。
二
当代文学丰富多彩、形形色色。这里我们就当前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新动向即文学商品化、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四个方面，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加以观照，分析媒介与文学之间如何发生影响，从中把握当前文学发展的脉络和文学运动的规律。
1.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引发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系列变更，文学商品的命题便摆在我们面前。当然，文学不同于冰箱、彩电那种有具体实物的所有权可以转移的商品，这些商品能进一步通过成本核算、利润分成，最终把它们的交换价值量化出来，并以价格形式明码标价供消费者选择购买。文学满足人们(或者说是消费者)的需求是在于它的精神价值，这是文学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其交换价值无法衡量出来，退一步讲，即使有交换价值可以得到交易双方认可，它也不完全是以市场原则进行等价交换，最典型的一例，要数广播电视媒介的文学传播，听众、观众可以说是获得了一份免费的文学午餐了。那么，文学的商品属性究竟如何认识?其价值如何在市场中得以实现? 从对文学关系中的媒介功用分析，能够较为圆满地解释这些问题。
现代社会媒体的运作在经济上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支持，或直接出钱，或给予优惠的保护性政策;另一类则是主要在市场中依赖广告的收入。后者已日益成为当今传媒的基本生存方式。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认识，现代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传播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或卖方)，而广告商是买主。广告的传播在不同的媒体上有版面、版位、时段、次数之分，是可以量化的，而媒体在对受众市场的占有率诸如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上座率等等，又是广告商选择媒体投入广告资金的重要市场依据。这其中媒介努力要做好的就是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求，为受众提供良性的服务，树立品牌形象，巩固和扩大受众群体，以期获得更多来自广告方面的经济收入。受众也并不是得到一份免费的午餐，他们在接受信息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被媒介打包出售给了广告商。
简而言之，文学的商品属性是通过媒介实现的，而媒介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就在于它不仅是文学的载体，同时也是广告的载体，而广告便是一种商业性的传播活动。 如此一来文学的商品属性便得以确认，文学的运行伴随着商业色彩也就顺理成章。最突出的就是媒体炒作，这是媒体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它们要不断地向社会公众传递信息，如果都是常规平淡的信息吸引不了大家的注意，需要通过制造热点的方式来达到聚集人气的效果。我们从一些港台作家作品和影视剧进入大陆市场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在文学的媒体炒作之中，作家是一种资源，出版商是背后的策动者，而大众传播媒介是具体的实施者，大量的个体阅读者成了跟风者，文学市场在其“共谋”之下被牵引着。显然，文学的商品化以及对文学的媒体炒作，直接受到商业利益驱动，媒体所追求的是时效性和实利性，文学所追求的是对人的关注及终极价值等问题，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毫无疑问，过度的人为炒作会对文学构成一定的伤害，但商业因素的参与，也给文学原有的价值体系注入了新的因素。
2. 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是与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相一致的。我们还是从“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文学完整的传播活动的参与三方出发，来分析文学的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
文学的受众成分原来就复杂多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其主体地位日益得到重视。 他们有多种选择机会，有着不同的接触媒介的阅读动机。随着受众对文学的辐射影响，作为文学的消费一方，影响制约着文学的生产，对文学活动起着某种调节作用。现在读者由于职业、年龄、性别、经历、情趣、文化背景等不同，阅读的动机和口味也是复杂多样的。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很难再把读者统一在一种精神维度中，得用多种价值判断标准来肯定读者不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作家更确切地说是作者的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有所谓专业的、非专业的;有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有职业的、业余的;有名人、普通人等等。文学作者队伍这支混合大军的聚集，与几百家出版社、上千家电台电视台以及更多的报纸、期刊所组成的媒介网络不无关系。它们提供了载体，正等待着这些作者们去填空。他们的写作进入前所未有的自由状态，生产出的产品，也是花色品种齐全，有高雅的，有通俗的，有庄重的，有轻松的等等。有这批文坛耕耘者的努力，文学开发其适销对路的产品，挖掘潜在市场的能力是以前体制所未具备的。
3. 娱乐性原本就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在消费文化的背景下，这种娱乐消闲功能更成为文学生产的一种主导力量。随着世俗社会欲望的张扬，满足于声色需求、感官刺激的流行音乐、歌曲、卡拉OK歌舞、电影、电视、休闲杂志等泛滥于大众文化市场，其强劲的态势，逼迫文学降低自己曾经高高在上的品位，与大众文化相适应才能有自己的位置。这类文学正如人们评价当年鸳鸯蝴蝶派一样，“文艺的目的是供茶后工余的消闲和消遣，趣味与娱乐是第一位的，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玩弄和笑噱。他们这一派所惯用的题材大致为言情、社会、黑幕、历史、宫闱、武侠、侦探、滑稽等等”。当然这种娱乐消闲在现代社会环境下又有所发展，有所谓的反腐败小说、女性作家系列小说、粉领小说、另类文学等等，媒介在这种娱乐消闲化过程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展开竞争，纷纷以迎合大众的欣赏习惯为能事，其中难免对读者进行煽情，既然是大众口味，媒介也就顾不了有多少思想性和艺术性了。媒介的商业化和大众的世俗化结合起来为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推波助澜。
从文本内容风格的自由挥洒到感知的放任，文学的娱乐消闲功能被放大强化，呈现出一种欲望飞扬的场景。 它们对意识形态官僚、知识分子名人、经典语言规范等进行着肆意的颠覆和嘲讽，其中蕴含着要突破原有的秩序的结构力量。而力量的爆发，就是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谓的民间狂欢仪式。通过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研究，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一直帮助人们摧毁不同的体裁之间、各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之间存在的一切壁垒，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这就是狂欢在文学史上巨大功用所在。”巴赫金狂欢理论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意识，论述了人性解放过程的美学趣味。今天的狂欢仪式不需要像古典时期那样到人群集中的广场上去进行，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参与性，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一个文化和审美的公共空间，使大众得到了应有的尊重，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这里媒介对文学娱乐性的影响呈现出多面性来。
4. 当代文学出现作家们自愿从宏伟的叙事中退却，流放到下层社会和世俗中去，以便更加真切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表现出一种平民化的文学倾向。也就是“在商品经济确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对广大平民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给予应有的关注和表现，展示描写平民阶层在世纪之交经济文化转型中的得失、苦乐，表达了对平民阶层现实生活的同情和批判，传达出一种理智的平民意识，其写实的风格既迎合了广大平民的审美趣味，又拉近文学与民众的距离”。
平民阶层在我国伴随着体制改革，传统的身份、职业分化重组正逐步呈现出来，就人数而言他们是为数最多的群体，是社会的基础，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准和价值判断能力，但经济状况一般，社会地位不高。平民阶层不仅是社会的大众，也是文学的大众。一批有意识地选择大众感兴趣的题材，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传达形式，表达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抒发大众所寄托的思想情感的作品相继问世，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苍天在上》、《天下财富》等等，这些具有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文学作品，既满足了民众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学的新形势。
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化文学创作倾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媒介为平民阶层赢得了话语的地位和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媒介与现实社会和平民大众有着直接的、广泛的、水乳交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大众传播媒介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对平民大众的关注，并不是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平民大众倒应该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上帝”。没有受众群体的存在，也就没有大众传播媒介存在的价值。它们之间关系一旦确定下来，媒介的舆论阵地性质自然要有平民的声音，体现出平民意识和与之相关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从而打破由权贵和精英长期占据的话语权利地位，形成为平民说话、让平民说话、听平民议论这样一种传播氛围。其实说到底，对文学和文学家而言，人文关怀本来就应是其特有的立场。
三
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正所谓信息时代一网打尽。令人向往和追求的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今大众传播媒介时代算是真正有了着落。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媒介自身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其中对文学的健康发展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问题的核心是媒介屈从于市场经济的压力。
从内在的文化企业性质看，媒介服从于商业利益，迎合大众一般口味，这使得文学从对“灵”的追求与关注转移到对“物”的追求与关注。如果说“著书也为稻梁谋”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以金钱为轴心，以追求利润为最终目的，确实也是在文学与经济接轨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文学为钱而来，而不再为了精神、心灵，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学品格、水准的下降。如对宣扬暴力、色情、迷信和伪新潮时尚(有的不过是西方二三十年前的洋垃圾)等低俗作品，照样有媒介兴风作浪，对其进行美化吹捧，究其原因自是“利”在当中。
从外在传播活动的表现看，媒体对当今文坛过度炒作，不仅制造出一大堆文学泡沫，也给文坛带来哗众取宠和浮躁的风气。一些严肃的创作和文学批评遭受冷落，而人为地炒作成为热点而备受关注。90年代以来，大众媒介过多地制造和关注文坛热点，而专家学者的意见几乎成了点缀。大众传媒的厚此薄彼的功利性急吼吼地想把文学变成娱乐场所，把作家、评论家们纳入娱乐圈，像影视明星一样好进行商业炒作，消解了文学的深刻性。这种试图以媒介批评代替文学批评，于文学有害而无益，而商业效益的渴求和快速成名的欲望是其下面的“力比多”。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在重新分配，各种关系在重新调整，其中难免会产生各种碰撞和摩擦。市场经济对我们还是全新的东西，规则的不完善、经验的缺乏等都会引发各种新的矛盾。当今大众传播媒介对文学的影响情形也是如此，要达到和谐、健康有序的局面，需要从政府、社会到机构、个人，从传播界到文学界多方努力。在大众传播媒介给文学带来躁动、不安、惊喜之后，两者之间在完成了磨合期的彼此适应后，相信双方联手定能推出更多优秀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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