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转型为智能经济，相应的工业经济理论转变为智能经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三种主要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正呈现迅猛发展之势。由于这种转型具有周期短、覆盖广、影响大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理论相对于经济事实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学家 Joel Sobel 无奈地说，“当前经济学中最有趣的研究是计算机科学家完成的，因为计算机科学家有场景、有平台并能真正通过实验验证理论”。这一论断尽管有失客观公正，但也的确反映出当代经济学可能存在的问题。基于此，我们需要顺应经济演进趋势，分析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力求对智能经济规律性认知，尝试构建与智能经济相适应新经济理论。
关键词：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经济理论;创新转型
伴随社会形态的演变，到 20 世纪末，人类历史上已经呈现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三种经济形态，这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然而进入 21 世纪，经济整体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人类对所面临的经济形态又陷入纠结，对其演变的趋势一直没有确切的界定。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本文将尝试性地对 20 世纪末以来，有关经济形态转变的理论观点作一个初步梳理，希望从中可以看出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的历史必然，洞悉智能经济形态演变的端倪与趋势，对智能社会背景下经济理论构建有一些初浅的认知。
一、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
20 世纪中叶以来，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过迅猛发展，走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传统经济理论已经逐步消减了解释经济现实、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此背景下，1973 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理论，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大阶段。前工业社会里，占压倒多数的劳动力从事包括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在内的采集作业，生产生活主要是对自然的挑战;工业社会是商品生产的社会，生产生活主要是对加工自然的挑战，技术化、合理化得到了推进;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为基础的社会，最重要的因素不是体力劳动或能源，而是信息[1] 。但由于该理论自身缺陷，再加上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信息科技、智能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越来越感到“后工业社会”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经济现象提出的主要问题。世纪交替之时，“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作为对于此时经济形态演变趋势的理论便应时而生。
(一)知识经济开创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趋势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美国加州大学罗默教授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的提出启发了知识经济理论的萌芽，他在经过十余年的沉寂之后推出了知识经济形态。按照罗默“新经济增长理论”观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已经转化为人力资本。人力不仅包括绝对的劳动力数量和该国所处的平均技术水平，而且还包括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生产技能训练和相互协作能力的培养等等。1990 年，罗默再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内生增长模型，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内生技术进步上[2]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一书中进一步阐述“: 现代经济不仅有可能给人们带来丰富的商品和周全的服务, 而且还有可能带来较多的余暇时间”，“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 它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舒尔茨这里描述的现代经济本质就是知识经济，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成为知识经济的驱动力量[3] 。从此，知识经济这一经济基本形态成为世界各国对于经济现象与趋势的主要表述，以及实施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1996 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该报告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中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份报告是人类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宣言。人类的发展将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和智能，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虽然也离不开知识，但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以物质为基础。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关键是知识生产率，即创新能力。只有信息共享，并与人的认知能力(智能)相结合，才能高效率地产生新的知识。所以，知识经济更突出人的大脑、人的智能。反过来，人的智能，只有在信息共享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产生新的知识[4] 。1997 年，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97 全球知识经济大会”，第一次提出传统经济与知识经济区别的主要标志在于：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资本，而现代经济理论已把知识列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经济作为经济理论，再一次确立了其学术与社会地位。
在世界知识经济理论风起云涌之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关口，正全力加速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知识经济既对我国经济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对改革开放具有强烈的理论冲击。因此，基于对于知识经济的理解，我国学者结合中国国情不断地丰富中国经济理论，指导经济实践。本文以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为根据，阐释知识经济的中国思考。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人类从诞生到今天 250 万年，共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工具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其中知识时代从 20 世纪 70 年代直到 2100 年。如果把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型定义为第一次现代化，那么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转型则为第二次现代化[5] 。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继工业社会之后一百多年的社会形态是知识社会，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在知识社会时代的知识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形态相比较具有若干本质不同，其中主要差别有四点：其一，核心生产要素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资本、劳动、有形资产等构成核心要素，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核心要素则是知识、人力资本(知识劳动者)、无形资产等;其二，生产方式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以规模化、机械化、自动化和集中型为主，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和分散型为主;其三，产品特点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体现标准化、系列化、大众化、耐用化和市场周期长的特点，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体现为智能化、多样化、个性化、艺术化和市场周期短的特点;其四，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不同，在工业经济形态下，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本、技术和劳动，而在知识经济形态下，则主要是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由此可见，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背景下的知识经济理论，将知识经济定位为中国未来经济演进方向的基本形态。我们姑且不去评价它的科学性如何，但就其将知识经济置于知识革命推动社会转型为知识社会，又同时推动转型为知识经济这样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下得出的结论，理应得到认真的研究。这恰恰也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再一次结合。
(二)智能经济定位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形态
正值知识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尽展风采之时，中国西南一隅有几位学者却提出了“智能经济时代的来临”一说。曾任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的黄觉雏，与穆家海、黄悦两位学者共同在 1990 年第 3 期《社会科学探索》上发表《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创言——论智能经济》一文。其后，三位学者共同或者分别连续发文《人类经济总体发展的模型与规律》《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再论智能经济》《二十一世纪的角逐：谁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再论智能经济(续完)》和《迎接新世纪 迎接经济新时代》(以下均简称“黄文”)，提出并系统地阐释了全新经济学基本概念：“人类经济总体发展‘四方式二形态假说’”，确定性地判断指出 21 世纪世界经济将进入智能经济时代。黄文认为，在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时代，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只能依靠自己的体力，顶多加上一些畜力和自然力;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时代，人类依靠机器扩展了自身的体力;到知识密集型生产方式时代，人类开始把部分生产操作和常规技术操作委托给技术系统。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目标——人工智能，显然它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一般技术操作而是智能性活动的运行操作。21 世纪生产的技术结构方式将是智能密集型——人类努力把部分思维活动委托给技术系统。而与之相应的经济时代，应当定名为“智能经济时代”。同时，黄文按照马克思“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关于经济时代与经济形态关系的思想，导出“四方式二形态假说”，即人类社会经历了或将要经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四种生产方式;经历了或将要经历物质经济形态与功能经济形态，其中物质经济主要体现于自然经济和机器经济时代，功能经济主要体现于信息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其中，物质经济运行形态(简称为物质经济形态)代表整个经济系统以追求物质产品的增量作为最高规则来运行;而功能经济运行形态(简称功能经济形态)则代表整个经济系统以追求功能完善和多样作为最高原则来运行。功能经济形态下，企业生产、交换、消费所整合的，实质上都是功能，具体的商品和劳务只不过是某种功能的载体。功能经济形态下，人们的知识和智能都可以方便地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功能而转化为财富，也可以通过赋予事物以不同的功能，或者开发新的功能来创造财富。知识与智能的根本区别在于有无创新。功能经济形态强调的是“善用”功能，并不看重对功能载体的拥有。这就是智能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本质区别。经济按照物质形态运行时，经济发展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人们不得不集中注意力解决物质条件的供给问题，使得经济的发展是供给制约型的;当经济按照功能形态运行时，由于功能不再依赖某一种特定物质产品、功能完善程度的需求高涨以及可供选择的对象增多，使得经济的发展变为需求拉动型。因此，物质经济形态对所有生产方式，特别是对知识密集型和智能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发展是起制约作用的，而功能经济形态对所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则起着诱导作用。经济以功能形态运行，并非不要物质。但是，当人们的一般需要越容易得到基本满足，就越转向追求以智能比例更高的功能来满足自己特定的需要。所以，经济越发达，对功能的需求越变得多样化、高级化，大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这就是功能经济形态可以高速运转的原因[6] 。虽然黄文将知识经济与智能经济都划归为功能经济形态，但是从其逻辑拓展可以看出，其是把智能经济定位于 21 世纪经济形态取向的，研究重点也是智能经济。
黄文对于智能经济基本特征概括主要体现在 11 个方面：1.智能经济时代的基本矛盾，是智能的个人所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2.智能经济时代，事物的价值将主要由其功能的智能化程度和社会对它所能接受的程度来确定，而不再是由消耗多少物质、劳动力和知识量来确定;3.智能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完全不同于一般体力劳动;4.智能经济时代各种生产方式依然存在，智能经济必然是多元、多层次的，其模型必然是立体的;5.在智能经济时代，许多原先清晰的界限将逐渐变得模糊，主要表现为就业与失业界限、个人与固定组织关系、国家的经济边界等方面;6.智能经济的主要领域集中，主要表现为资本组织、智能集成、个性需求等方面;7.智能活力远大于行为活力，极少受到外在空间制约; 8.智能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将通过向社会提供某种功能、带动其他产业转型而产生巨大的财富，并实现社会、产业之间利益大转移;9.智能经济时代，是一个“硬件”充裕、“软件”发达的时代，无形资产将成为财富主要标识，“无中生有”成为创新主要方式;10.美国正在平滑地向智能经济时代过渡，硅谷成为智能经济的起源地;11.21 世纪进入智能经济时代，我们别无选择[7] 。
相关期刊推荐：《理论与现代化》Theory and Modernization(双月刊)1989年创刊，注重反映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科研和调研学术成员,反映国内外学术动态,热诚欢迎国内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实际工作者赐稿。设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现代化研究、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天津发展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企业文化研究、书评等栏目。
如果说黄文是在 20 世纪末最先把经济理论视角引入智能经济领域的话，那么，2020 年 6 月 18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设立并领导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联合百度发布的《新基建，新机遇：中国智能经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是 21 世纪以来我国首个全方位构建智能经济新时代版图的著作，并在智能社会背景下再一次确定了智能经济新形态。白皮书汇聚了丰富的行业案例和前沿洞察，旨在探讨智能经济对经济社会的重构与影响，帮助理解智能经济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智能经济理论地位确立、推动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支撑。白皮书第一次较为权威地给智能经济确定了理论内涵：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驱动力，以 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混合现实(MR)、量子计算、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为支撑，通过智能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智能化，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智能化变革的经济形态。白皮书对智能经济形态凝练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和共创分享四个基本特征，并第一次初步阐释了智能经济与数字经济关系，即智能经济是在数字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由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推动形成和发展的新经济形态[8] 。
(三)数字经济构成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经济现象
数字经济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著作 The Digtal Economy(1994 年)提出。这是关于数字经济的第一本专著，因此塔普斯科特被尊称为“数字经济之父”。塔普斯科特在此将数字经济描述为“可互动的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所推动的以人类智慧网络化为基础的新型经济”[9] 。之后，由于二十国集团(G20)坚持使用数字经济这一表述，数字经济演变成为后工业时代比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更具有国际共识度的概念。最近两次 G20 峰会对数字经济的一致定义是：“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G20 的定义指出了数字经济的本质属性，即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核心生产资料是数据、主要生产力是信息通信技术[10]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对数字经济类别进行了专业划分，狭义指在线平台以及依存于平台的活动，广义指使用了数字化数据的活动[11] 。这些基本理论观点，从原理上定义了数字经济的涵义、范畴和功能，不仅准确地描述了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形态，更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揭示了演变趋势，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清晰的依据。世界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构筑新一轮经济浪潮。美国自 2011 年起先后发布《联邦云计算战略》《大数据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支持数据驱动型创新的技术与政策》等细分领域战略，英国于 2015 年发布《英国 2015—2018 数字经济战略》，并于 2017 年发布最新《英国数字经济战略》，日本先后出台《e-Japan 战略》《u-Japan 战略》《i-Japan 战略》等。
21 世纪以来，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所限，我国客观上聚焦于信息化建设，一直坚持和使用信息经济概念，发展理念明显受后工业社会理论影响较深。但鉴于信息经济概念可能产生的歧义以及多数发达国家通用数字经济原因，我国政府从 2016 年起开始注重数字经济世界性趋势，加大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力度，并于 2017 年将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首次明确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要求。与此同时，作为我国数字经济研究较早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 年)》，并对数字经济作了确切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12]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实业界以及政府部门围绕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发展、经济战略调整，做出了一系列巨大努力，使我国数字经济迅速赶上了世界潮流，并在许多主要领域走到了前列。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 GDP 的 30.6%，占年新增就业人数比重达到 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百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13] 。
很显然，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数字经济都是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知识经济主要是对 20 世纪中叶至 21 世纪初信息时代经济形态的描述，数字经济则是 21 世纪以来第二个十年数据时代经济形态的主要描述。智能经济则是相对于整体后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形态历史性定位，这种定位不仅取决于智能革命、产业革命的根本驱动，更取决于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变迁转型的历史演进必然。——论文作者：杨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