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78 年到 2007 年的 30 年间，浙江省“两个同步”(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总体呈渐趋恶化态势，2008 年以来有所减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两个不同步”与要素价格扭曲、分配体制不完善密切相关。
一、影响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的原因
(一)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影响就业扩大
以韩国与台湾为参照，相对于浙江目前的人均 GDP 水平，三产在 GDP 的比重应该在 55% 左右，但浙江三产比重仍在 48% 左右，远低于第二产业。三产因资本结构特性，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就业，对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提高作用明显。而二产劳动产出中，原材料与固定资产的转移占比大，同样的资本投入对就业的需求相对较低，影响到整体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的提高。
同样，在第二产业内部，受垄断、技术与人才等因素，行业转型升级难。新兴产业难以完全填补传统制造业大量外移留下的空白。
(二)要素价格扭曲，制约居民收入提高
由于土地为政府垄断，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快，而工业用地价格由政府廉价提供，不到商业与居住用地价格的 10%，导致国民收入不断向大企业与政府集中。
我国利率仍未实行市场化，长期人为压低利率以促进经济扩张。居民是资金的提供者，人为的低利率促使资金收益由居民向容易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与政府集中。同时，低利率导致资本过度扩张，经济增长更依赖于资本投入。
根据相关模型分析，房地产价格上升因素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 / 人均 GDP 的影响系数为 -0.103867，呈负相关。即商品房价格实际上升 1 个百分点，引起居民收入 / 人均 GDP 下降 0.104 个百分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 / 人均 GDP 与实际利率因素则呈正相关，表明实际利率下降 1 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收入与人均 GDP 比值也下降 0.035143 个百分点。可见房地产与利率价格的长期扭曲，是影响浙江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三)产业组织难优化，业内企业过度竞争
在浙江制造业中，传统产业集群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传统产业集群中，众多的中小企业集聚于同一个行业，在产生紧密的纵向分工协作的同时，横向的竞争也异常激烈。这种竞争的结果造成业内厂家只重模仿、不敢创新。企业的留利低，技术研发投入少，员工工资难提升，使浙江制造业的增加值比率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是浙江产业结构难提升、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劳动生产率难提升，制约劳动工资上涨
多年来劳动工资增长缓慢，导致浙江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难以升级。同时使浙江传统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减弱，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
近年来，由于中西部经济起飞，东部地区的外来劳动力大量返流，东部地区的劳动供求趋于平衡。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传统三产行业，甚至出现了“招工难”，劳动工资出现了较快的上升。由于这些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过慢，劳动成本上升，导致企业生存压力加大。
劳动工资的短期决定因素在于供求关系，目前劳动力供应趋紧，劳动力价格上升的供求制约因素已明显减弱，但劳动生产率增长过慢，将成为劳动工资上升的未来突出制约因素。2009 年，浙江服装、鞋、帽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收入占劳动生产率之比已上升到 41%(2007 年为 37%)，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为 36%(2007 年为 33%)，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为 36%、家具制造业为 34%，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为 33%，橡胶业为 31%，即使在机电产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从 2001 年的 18%、2007 年的 29% 升至 2009 年的 38%。这也意味着，浙江大部分轻纺产业以及计算机等一些新兴产业，因近年来劳动工资较快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已影响到企业的收益，如果未来劳动生产率不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严重制约劳动工资增长。
二、实现“两个同步”的政策建议
(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
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企业员工工资提高的基础，也是居民收入提高的主要基础。必须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着力点。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引导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鼓励与引导企业间的兼并与重组，以提高企业的规模效应;参与重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提高产业集聚效应，推进企业分工协作，优化产业组织;促进企业研发，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对员工的培育，提升员工素质;加大企业品牌打造力度，提高产品档次与售价，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品增加值率与劳动生产率。
(二)通过制度创新来弥补要素价格的扭曲
1、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从嘉兴等地的改革试点中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寻求农村宅基地有限制性的流通，使农村居民可以将多余的农村宅基地与住房(例如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工作与住房的农村户籍居民)申请转变为可流通的城镇住宅用地与商品房，在交纳给村与乡本级集体以一定的提成作为乡村发展集体基金后，可换领国有土地证与商品房产权证，进行流通。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与经营性收入，避免土地价格过大的剪刀差而剥夺农村居民的权益，对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化、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均有着积极的作用。
2、试点城市房地产税改革。在目前房地产税缺失，短期内难以在全国统一推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房地产价格畸高的城市试行房地产税改革，对房地产泡沫形成制度性抑制，同时为县、市政府提供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引导房地产理性消费，从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也为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提供良好的保障。
3、改革工业超廉价用地制度。通过工业专门用地的招投标制、工业园区民营开办制、开发乡村民营中小企业园等制度性改革，改变长期以来工业用地价格畸低的现象。同时，严格土地用途管理，严格对土地交易增值税的征管，抑制工业大中企业圈地占地冲动，以推进行业间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减轻对小企业的政策歧视，减少国有资产流失，避免社会财富以极不合理的途径过快、过度向大企业集中。
4、开展地方金融机制改革。争取央行政策支持，在温州率先进行地方金融改革试点，缓解小企业融资难;为浙江地方商业银行争取央行政策支持，试行浮动存贷款利率，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促进居民储蓄收入的提高;稳步推进企业直接发债融资，减少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居民债券投资收益;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理财型投融资业务，以市场化开辟银行融资渠道，为居民提高财产性收入提供更广阔的渠道。
相关期刊推荐：《观察与思考》(月刊)创刊于1984年，是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刊物。本刊着重对新时期中国的改革一放、市场经济建和发展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以及法制建设等进行“现状的深入观察和理性的深入思考”。设有：编者的话、观察与新闻、观察与论坛、观察与生活等栏目。
(三)优化财政收支结构，调节收入分配
对小型、微型企业与自然人新办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清理非税收费。针对近几年城镇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大力鼓励自主创业。重点针对农村居民与城镇中下岗居民、大学毕业生与科技人才的创业，通过创业专项贷款、税收减免优惠、土地与办公场地优先供给、管理培训等政策措施进行扶持。
增加对农村居民与城镇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性支出。严格财政支出管理，尽力压缩行政支出，尤其是 “三公”支出，增加对农村居民与城镇低收入居民的各项转移性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四)保障积极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工资收入
是居民收入的主要组织部分，有效的积极就业政策可以明显改善劳动者的收入状况。没有好的就业，不论对个体还是对家庭乃至社会，都将失去 “两个同步”的基石。即使高福利的发达国家也都相当重视就业，因为就业是整个福利体系运转的根基。
在保障积极就业方面，我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主要经验是：通过完善劳动法规，改善员工劳动条件，确保收入的合理增长;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企业的工资应以劳资双方集体谈判为基础，工资增长的幅度由双方根据劳动生产率变化、生活费用调整指数等来确定;政府对工资的干预表现在确定和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劳资双方发生严重冲突时，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措施、窗口指导等进行干预;通过强制实行劳动保险、安全保险、卫生条件门槛等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建立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引入强调“工作义务”的新的就业政策，将税收优惠与企业就业状况相结合。——论文作者：徐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