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思想史是研究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问题的基础。从卷帙浩繁的经济思想史中截取经济学流派、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等几个片段，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使用比较分析方法，阐释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结构与传承关系。从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和教益是学术自由和学术思想探索边界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是学术思想探索的辩证法，也是学术思想探索应该遵循的基本路径，而只有遵循这样的路径，经济理论探索才能直面其所处的时代，提出创新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并且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关键词：学术思想;惩罚结构;传承关系
一、引言
在学术思想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反对上一代人的学术观点，是学术界的惩罚结构所造成的必然结果。”[1]27全面理解学术界的惩罚结构应该是既有当代人反对上一代人的学术观点，也有同时代人的一种学术观点反对另一种学术观点。虽然“反对”是对上一代人或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的批判或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否定中有肯定，这就是学术思想演进中的传承关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结构与传承关系(简称惩罚与传承，下同)。
学术思想演进中惩罚结构中的“惩罚”并不是恶意的，绝大多数是基于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学术争论经常表现为不同的学术思想之间看似针锋相对而不可调和。例如，同时代并且都在剑桥大学工作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与威廉·坎宁安(WilliamCunningham)之间的学术争论就是如此。坎宁安对经济理论的有用性嗤之以鼻，而马歇尔却以此为自己的终生工作;坎宁安努力使人们认识到经济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马歇尔却认为它不过是经济理论的婢女;坎宁安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而马歇尔的思想则更为世界主义。虽然他们两人经常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论和个人争吵，但两人均希望拓展剑桥大学的经济学研究[2]156。
对于同一位经济学家及其著作或学术思想也有迥然不同的评价。例如，19世纪70年代在所谓“边际革命”中出现的以个人心理主观分析为特征的奥地利学派，对亚当·斯密(AdamSmith)及其经济学说的否定，可以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称，亚当·斯密所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1776年)是一部巨大的、内容杂乱的、未完成的、混乱的著作，并且充满了含混不清、语焉不详以及深刻的内在矛盾。奥地利学派的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也以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否定了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他认为，亚当·斯密把经济学引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但是，更多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则承认，亚当·斯密是伟大的综合者和体系的建构者，是第一个将其前辈所有的思想线索和片断都继承下来并且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严谨系统的理论框架的人[3]680-681。
学术思想的探索不能忽略历史。如果我们不熟悉经济学家们已经探索过的学术思想，就无法产生新的理论。如果不了解历史上那些经济学家所处的时代特征，就不能理解他们的经济学说。本文在卷帙浩繁的经济思想史文献中，从经济学流派、经济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等三个不同角度截取了几个片段，旨在领悟学术思想如何在惩罚与传承中不断创新和发展。
二、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与传承
在分析学术思想演进中的惩罚与传承时，有三个不同的视角，这就是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惩罚与传承以及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与发展。
(一)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是崇尚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者，也都拥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信念，但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在许多方面的分歧也是显著的。下面以几位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学术思想为代表，来说明经济学流派学术思想在演进过程中的惩罚与传承。
1.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结构
亚当·斯密的不朽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不仅是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促进了19世纪英国经济政策的转变。1783—1800年，英国的国会议员们有37次诉诸亚当·斯密的权威来做论证[3]748。1790年以后，亚当·斯密已经完全支配了英国的经济思想。英格兰经济学界的重要人物，杰里米·边沁(Jeremy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和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都自认为是斯密主义者[3]755。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不仅不否认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影响力，而且还肯定他对自由放任运动的贡献。亚当·斯密的巨大成就是发起并实际领导了倡导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运动。他清楚地表达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情绪[3]727。不过，奥地利学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或否定还是远多于肯定，尤其是美国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默瑞·N.罗斯巴德(MurrayN.roth-bard)，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更显得有些极端。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声望几乎遮蔽了阳光。他没有提出任何正确的原创性的东西，他所提出的原创性的东西也都是错误的[3]677-678。
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几乎与其他否定亚当·斯密一样的口吻否定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他们认为，李嘉图的理论体系粗糙而过于简化，其写作风格也非常难懂和愚钝，因此注定是难懂的和愚昧的。他无疑是经济思想史上最糟糕、最浮华的文体家[4]128。
19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早期，在英国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中，边际主义者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对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亦称约翰·穆勒，下同)进行了猛烈攻击：那位能干但却顽固不化的李嘉图曾经把经济学这辆汽车开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上。然而，在这条错误的路线上，同样能干和顽固不化的李嘉图的崇拜者———约翰·穆勒，又把经济学进一步驶向了混乱的迷途[5]。
(2)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有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或内容：市场经济中的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就自然秩序而言，在亚当·斯密之前的牛顿力学中已经揭示出了自然秩序的存在，而亚当·斯密则是运用自然秩序对经济学进行改造的鼻祖。他解释了自由竞争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内在调节器，从而形成了市场经济中自我调节的自然秩序。对于自由放任来说，亚当·斯密1764—1767年间的欧洲之旅，在法国拜访了重农学派的主要人物，并接受了重农主义者的“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主张。由此可见，亚当·斯密对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的描述均来自于他人的启发。
主流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经过李嘉图的修订，最终经约翰·穆勒的综合与解释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李嘉图对经济理论和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原理以前，自由贸易学说的基础是绝对优势。然而，最早提出比较优势原理的是詹姆斯·穆勒。1808年，詹姆斯·穆勒把上年12月发表在《折中主义者评论》杂志上的文章进行扩充，收录在他的著作《为商业辩护》中并提出了比较优势原理。
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1848年)被公认为英国经济学的巨著，也是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著作。这本经典著作是对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等的学术思想的一次综合，约翰·穆勒也是英国古典学派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对于上一代人和同时代人的学术思想，约翰·穆勒在综合与解释的过程中，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例如，他在研究亚当·斯密、李嘉图、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经济思想时，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和分配之间关系的观点有分歧。约翰·穆勒持有生产理论与生产报酬分配相分离的观点，但这一观点被经济学正统学派认为是一个“混乱的思考”。尽管如此，他仍然使经济学这门令人沮丧的科学重新恢复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5]55。
2.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惩罚结构
约翰·穆勒断言，价值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幸运的是，在价值规律方面，没有什么是需要当今的学者去整理的，有关价值的理论已经相当完善了。然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指出，当他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供给和需求的分析还根本没有被发现[6]568。
马歇尔将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与边际主义的需求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马歇尔十字交叉”，并且使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供给和需求的“马歇尔十字交叉”图中的交点就是市场均衡点，该均衡点使得价值与价格成为同一个概念。于是，马歇尔解决了价值理论这个经济理论中最难解释的问题之一。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BatesClark)在其著作《财富的分配：工资、利息和利润理论》(1899年)中，将新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扩展到了全部的生产要素。他指出，要素的报酬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从生产中获得的全部收入被划分为工资、利息和利润，这种划分是非常公平合理的，因为每个人获得的收入恰好等于他们的边际价值，“并且丝毫也不多!”
马歇尔并不赞成克拉克用边际生产率来解释收入分配问题。他在写给克拉克的私人书信中说，工人的工资等于其生产的“净产品”的说法本身就没有真正的意义。因为为了估计出工人的净生产量，我们不得不考虑除了工人工资以外他生产商品的全部花费[5]78。
保罗·萨缪尔森赞同克拉克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边际生产率决定要素报酬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收入会得到公平的分配。市场收入可能给收入和财产带来可接受的或悬殊的分配，而这种差距可以代代相传[7]。保罗·萨缪尔森对克拉克的观点采取了支持的立场，但他支持克拉克的结论来自于完全竞争的假设，同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会给收入和财产带来不公平分配的警告。因此，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十七版的《告别辞》中，期盼未来的某一天，只有当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都有好的工作、高的收入、健康的生活和安全的环境时，才向市场经济报以最后一次欢呼[6]607。
(2)新古典学派学术思想的传承关系
马歇尔的著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特别是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的出版，标志着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的开始。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学说的复活以及重新解释和发展。马歇尔保留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并且加入了边际分析方法以及自己的学术思想，从而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马歇尔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非常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观点。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包含有边际主义原理，但却自始至终对李嘉图大加赞赏，并极力为其辩护。马歇尔也十分赞赏约翰·穆勒关于个人和社会进步的进化观点，有关个人道德方面的内容也是吸引他的地方[2]25-26。
边际主义者也为古典经济学的复苏扫清了道路。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莱昂·瓦尔拉斯(Leonwalras)和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等早期的边际主义者，都认为某种产品具有能够带来愉悦或者避免痛苦的作用。他们与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把经济规律看作是自然规律。但边际主义者的理论观点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如他们的理论不像马尔萨斯的理论那样沉闷。
马尔萨斯理论的沉闷是由于马尔萨斯不同意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学说，他认为对人口增长不加节制，将剥夺资本主义给人们带来的利益。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后果的悲观预言，促使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Carlyle)将经济学家称为“沉闷科学中的可敬教授”。
20世纪40年代末，保罗·萨缪尔森就誓言要把“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他自豪地说，历史已经让人们亲眼目睹：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一门最为激动人心和最富有开创性的学科之一[6]606。可见，保罗·萨缪尔森与约翰·穆勒的贡献一样，让经济学回归了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
(二)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惩罚与传承
在货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论争。例如，货币中性和非中性、货币的内生和外生、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百分之百和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黄金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相机抉择和固定规则，等等。由于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通货学派与银行学派、真实票据原理正确与否这三次论争之间首尾相接并且相互联系，因此，选取这三次论争更便于说明学术思想的惩罚与传承。
1.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
18世纪末英法两国的战争，导致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迅速扩大，政府便以增发银行券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由于银行券的过度发行，致使英镑纸币大幅贬值，黄金价格则不断上涨，从而导致1797年2月爆发了大规模银行挤兑风潮，于是英国政府迫使英格兰银行中止铸币兑付。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就发生在中止铸币兑付期间。
1800—1804年是金块主义论争的第一阶段。金块主义者沃尔特·博伊德于1800年11月撰写的《写给威廉·皮特阁下的信》，拉开了金块主义论争的序幕。他坚持认为，由于银行券的发行没有用铸币进行兑换的约束使得货币贬值。——论文作者：刘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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