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包容性”理念融入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中，构建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绿色可持续”4个维度的高质量绿色发展系统，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与高效化层面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利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测度我国2001-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设置邻接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区域检验了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产业结构变迁与高质量绿色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同时产业结构变迁不仅有效促进了本地区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其空间溢出效应亦可带动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提升.第二，进一步考虑地理区位差异，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对本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均有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溢出效应也可以显著改善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而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对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呈现不显著的空间抑制作用.此外，政府影响力和人力资本对高质量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却显著抑制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提升.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空间溢出;高质量绿色发展;空间杜宾模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攀升，平均增速约为9.4%，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付出惨重的代价，环境污染加剧，生态遭受破坏，贫富差距扩大，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当今仅以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时代已过去，提质增效、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现阶段最重要任务之一.而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不仅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也关注社会包容，是一种体现包容性思想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绿色发展自提出就备受关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绿色发展战略驱动下，我国环境质量有所改善，据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环境质量达标城市数量较2017年上升6.5个百分点，万元GDP能耗相比2017年下降了3.1%，但2018年我国338个城市中仍有217个城市空气质量不合格，占比高达64.2%，环境形势依旧严峻.与此同时，我国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过大等不包容现象，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陷入发展困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探究产业结构变迁能否改善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其作用机制如何，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路径差异性等问题，可以为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生产要素高效利用、促进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借鉴.
1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1文献综述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绿色发展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不仅是一种发展模式，更是一种发展战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绿色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究竟是何种因素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绿色化，众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由于环境污染存在负外部性，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强化政府职能、进行环境规制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1].此外，技术进步有助于转变生产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降低污染[2].但不论是环境规制还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绿色生产效率提升，其成果转化机制中都蕴含了产业结构变迁的中间效应，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消费需求、消费结构进一步改变产业结构[3]，而技术创新必然推动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产业结构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反映了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构成及比例关系，其发展水平最能体现经济发展质量的高低[4].
如果以绿色增长作为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据，那么由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就集中体现在对绿色发展的影响上[5].以何种方式测度产业结构变迁情况，众多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应共同作为衡量产业结构演进程度的依据[6]，以泰尔指数[7]、结构偏离系数[8]体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以产业结构升级系数[9]代表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对于绿色发展的衡量，学者们多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绿色发展水平，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朱帮助等[10]以广西为例，构建SBM模型衡量绿色发展效率，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演变趋势与绿色发展效率呈高度一致性.赵领娣等[11]认为产业结构调整能显著改善绿色发展效率，但由于存在地区异质性，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差异显著.学者们对于产业结构变迁是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其答案如出一辙，肯定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另外，环境质量作为区域绿色发展现状的直观体现，学者们就产业结构变迁与环境污染关系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些学者认为工业化进程推动高污染强度的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逐渐占领主导地位，相对环保的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迫使环境质量趋于恶化，环境污染加剧，一直到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占领支配地位，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环境质量得以提升，产业结构变迁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发展[12-13].另有学者[14-17]认为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高碳能源占比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能源结构逐渐优化，促使能源利用效率提升，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
以上关于绿色发展的研究仅涉及生态层面，但作为一种新型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并非仅涉及环保，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具体体现[18]，绿色发展还应关注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类，让绿色发展更具包容性为众多学者所呼吁.周小亮等[19]构建包含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绿色生产与消费、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公平的评价体系，对我国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进行了测评.徐宝亮等[20]认为测度一个地区的包容性绿色发展水平应看其是否兼顾经济增长、机会公平、成果共享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此类研究多见于国家及地区测评，少有学者将体现包容性思想的绿色发展指标作为因变量，探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其影响机制.
纵观已有文献，由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不同，学者们探究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其结论莫衷一是.另外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选取较为单一，多以指数测度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程度，未能综合考虑除产值变动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无法深入反映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解产业结构升级内涵.在产业结构变迁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中，绿色发展指标选取形式多样，以绿色生产效率和生态环境评价为主，较少涉及对社会和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且少有文献探究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路径差异进行综合研究.鉴于此，本文以我国30个省域(不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01-2017年的统计数据为样本，重点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和间接溢出效应.尝试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构建包含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体现“包容性”发展理念;第二，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与高效化4个层面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全面地考察产业结构变迁与高质量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拓展高质量绿色发展研究的新视角;第三，运用投影寻踪评价模型测度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借助空间杜宾模型，设置邻接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3种空间关联模式，避免模型设定偏误，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对其影响效应进行分解;第四，进一步从地理区位差异视角，考察空间溢出效应下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路径差异性，探索提升我国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1.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与高效化代表产业结构的整体演进方向，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探究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借鉴以往学者的观点，认为高质量绿色发展应体现包容性思想，关注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性，注重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和谐发展，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来看，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协调发展，产业前向及后向关联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促进产业由不平衡向平衡增长模式的转变，促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合理流动，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格局，决定其是否达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由于产业发展存在多社会阶层参与特性，三大产业内在联动机制的不断强化、合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将最大范围地将所有阶层人群纳入产业体系的发展进程中，使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进程.
从产业结构高级化来看，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顺梯次演进，各产业内部结构的不断优化，将促使生产要素不断流入高附加值产业和低能耗产业.同时，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内在动力，将大幅度改善能源集约和环境治理能力[21].主导产业的更换与成长诱导大批新兴产业出现，为扩大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提供可能.
从产业结构生态化来看，能源约束驱使产业结构由以传统重工业为代表的污染型产业向新型高端制造业及高碳能源占比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演进，实现产业结构生态化;同时绿色技术水平提升有效改善传统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新能源及各类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绿色可持续性，为人民营造舒适宜居环境，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从产业结构高效化来看，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生产效率存在差异，在市场及政府的双重作用下，将驱使要素从低效率部门转出向高效率部门转移，有效改善宏观经济效益;生产服务环节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推动国家及地区间高质量绿色发展进程.
此外，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的非均衡特征表明各类要素在效率驱使下产生跨区域流动，无论是经济发展初期由极化效应所带来的区域内要素集聚现象，还是经济发展成熟期以扩散效应为主所产生的技术转移、要素输出现象，均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要素实现跨区域转移.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会对本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产生影响，还会影响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另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区域可达性的提升进一步加强了区域间的互动，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将更为显著.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产业结构变迁在技术进步、能源约束等条件下推动本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假设2: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溢出效应将推动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2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2.1变量选取
2.1.1被解释变量
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由于对高质量绿色发展内涵界定不一，学术界关于高质量绿色发展的测度尚无统一标准，其中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频率最高，多维度构建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也被众多学者广泛应用.本文将延续第二种做法，在以往研究基础上，界定高质量绿色发展内涵不仅仅涉及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还应容纳“以人为本”的思想，关注社会民生，体现社会包容，故本文引入“包容性”发展理念，构建涵盖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的高质量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表1).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质”与“量”的重要指标，为增强社会包容，改善民生和提升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坚实后盾;社会包容重点关注收入分配是否有失公平、社会保障能力和就业机会是否显著提升，反映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果共享能力;民生福利主要涉及基础教育、医疗资源、基础设施和信息化服务的改善，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高度概括;绿色可持续则关注绿色宜居、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和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反映人类在生产、生活和消费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1.2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变迁程度.产业结构变迁的测度主要从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和高效化4个层面展开(表1).
1)产业结构合理化.本文以产业结构比例、产业结构均衡度、产业结构集中度和产业开放性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来看，经济发展引致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处地位也将改变，呈现以二三产业比重不断扩大、第一产业比重逐渐萎缩之势，故本文以产业结构比例反映产业协调程度.
2.2数据描述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基础数据来源于2002-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填补.
利用投影寻踪法测度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程度及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其基本思想是将难以反映数据结构特征的高维数据以某种方式投影到低维子空间上，根据使投影值尽可能分散的原则寻找高维数据在低维空间的最佳投影方向向量，最大限度保留原始信息，反映高维数据特征[28]，由于篇幅限制，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本研究把我国除西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外的省份划分为三大区域，东部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辽宁省;中部地区: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大区域各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和高效化水平演变趋势如表2所示，其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和高效化水平均有明显改善，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态化和高效化水平呈下降趋势.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先锋区，依托其经济区位优势，吸引大量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区域内经济实力雄厚，高层次人才集聚，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结构变迁程度遥遥领先;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促进西部地区产业转型、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在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生态化及高效化方面效果显著，但各项水平排名依旧靠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部地区拥有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和地理位置相邻东部的区位优势，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之重任，但产业结构各项水平下降明显，原因在于区域内个别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如黑龙江省在产业转型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传统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困难、人才流失等现象使其在追求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生态化、高效化的道路受阻，实现产业升级任重而道远.
从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程度与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演变趋势来看(图2)，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变动具有时间滞后性，除个别年份由于外部性影响导致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外，其余年份产业结构变迁程度与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变化趋势大致相似，说明两者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从空间维度来看，产业结构变迁与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呈自东向西拓展之势，本地区产业结构变迁可能会对邻近地区高质量绿色发展水平产生影响.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探索空间溢出效应下我国三大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影响路径.
3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3.1研究设计
3.1.1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产业结构变迁不仅会引起劳动力、资本、技术、知识等资源在本地区产业间流动，还会产生跨区域流动，若忽略空间溢出效应，仅以传统计量经济模型设定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作用路径，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故本文将空间相关性纳入模型设定体系，并参考Lesage等[29]的做法，以空间杜宾模型(SDM)作为研究出发点，构建包含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变迁对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作者：顾剑华，王亚倩
相关期刊推荐：《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月刊)创刊于1957年12月，系国家教育部主管，西南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农业科学学术刊物。主要刊登农作物、植保、生物技术、土壤与植物营养、食品工程、林学、畜牧、兽医、动物营养、蚕学、淡水渔业、农业工程、农业气象、环境科学、农业经济和农业基础理论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和技术方法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