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内特尔是较早开展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①一书是此领域研究中的里程碑之作。近年来，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逐渐得到了诸多学者的重视。从美国第63届民族音乐学年会的论文摘要看出②，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是本次年会的主要热点之一。主要关注内容包括：城市音乐空间与音乐族性的互动关系，城市音乐的身份认同，城市空间的声音景观研究(城市音频肖像研究)，城市音乐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城市移民与音乐空间的重新定位，城市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城市音乐民族志研究、城市音乐节研究，等等。近年来，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开始关注有关城市音乐人类学问题的系列研究。比如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③，倡导民族音乐学家应将研究视角移向城市，应加强城市音乐人类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是国内较早进行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高校之一。比如汤亚汀《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④，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他的专著《城市音乐景观》⑤，结合阿帕杜莱的全球化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理论(族群景观、媒体景观、科技景观、金融景观、意识形态景观)，对城市音乐景观的理论研究范式给予了初步的探讨。洛秦是率先关注上海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音乐上海学”建构的理论、方法及其意义》⑥首次提出“音乐上海学”概念，给中国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研究参照。尤其近几年，诸多中国学者开始以自己生活的城市作为田野考察个案，针对城市中的音乐舞蹈的创作、表演、文化消费以及城市市民的音乐舞蹈生活等系列问题进行田野民族志考察。为此，本文重点针对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再思考。
一、城市空间的声音景观(“音频肖像”)研究
城市“音频肖像”就是一个城市声音景观中蕴含的城市社会、历史、族群、经济、意识形态等总体特征的历史构建与历史积淀。研究城市“音频肖像”可以探究城市中音乐舞蹈制作、表演、传播、消费与城市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制度文化以及城市市民审美的历史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国外相比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尤其各自的城市历史构成、城市文化传统、城市市民的族群身份与文化传统习俗千差万别。城市历史发展传统、城市布局与城市娱乐生活的审美各有不同，会导致世界各地城市的音频肖像有很大差异。因为每个城市的历史建构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市民当下的音乐生活景观的塑造都是过往城市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多是随着中国王朝历史文化进程与流域文化而逐步形成的，中国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历史文化的传统建构，这个被历史进程建构的城市传统上升到声音景观的角度来看就是“城市音频肖像”。中国城市文化传统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决定了民族音乐学家研究城市音乐文化不但要关注当下的城市音乐舞蹈社会生活实践与文化产业消费等等共时态的问题，而且要结合城市传统历史文献来审视和观照具有典型城市文化表征的“城市音频肖像”(或称城市文化声音景观)的历史构建过程。由于每个城市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由此也造成城市“音频肖像”的风格与特点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城市音乐人类学在面临不同城市研究个案之时，所选取的方法论会有细微不同。以长沙与上海两座城市相比较为例，上海的国际化、移民化、文化多元化、发达的经济等等城市化特征形成了当下上海典型的移民音乐文化(如犹太人音乐“飞地”、韩国人音乐“飞地”等)、西方古典音乐文化为代表的城市“音频肖像”与长沙作为“湖湘乐舞文化传统”辐射地以及国际“媒体艺术之都”的“后起之秀”相比来说，两个城市的文化品格相差较多，虽然都是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彼此之间的研究对象属性、城市文化传统等等方面均有某些差异。
相关期刊推荐：《人民音乐》1950年9月创刊于北京。反映国内外乐坛在创作、表演、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动态及成果，介绍、评论优秀的中外音乐家名作。设有：特稿、特别报道、环球风采、乐海钩沉、音乐厅、表演艺术、随笔、音乐传真等栏目。
当下，城市声音景观(音频肖像)研究已经成为城市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市民音乐文化生活的特质是城市声音景观(音频肖像)的浓缩。任何一个城市的声音景观特征与其城市历史、社会、生活、经济、政治等综合历史语境的发展与建构密不可分。因为，城市音乐生活的历史与特征是与其市民的族性构成、历史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审美娱乐趋向、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区域传统音乐文化对于城市市民阶层的娱乐审美建构直接相关。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提出了全球化文化的五种“景观”模式：一是族群景观(ethnoscapes);二是媒体景观(mediascapes);三是科技景观(techno-scapes);四是金融景观(finanscapes);五是意识形态景观(ideoscapes)。⑦阿氏的上述五种“文化景观”模式，主要是指“人员(移民、工人、避难者、旅游者、被驱逐者等)、技术(机械、作物、电子等)、金融信息(货币、股票等)、媒体(电视、电影、广播、报纸、杂志当中的媒体影响与信息)、观念体系及世界观的流动。”⑧笔者认为，城市声音景观特征也是基于上述五种“文化景观”模式的一种历史与社会建构。以长沙城市音声景观构成为例，主要包括：其一，以苗、瑶、土家、侗族、汉族、客家等族群为主的长沙城市乐舞文化的声音景观建构;其二，以湖湘乐舞文化(长沙花鼓戏、长沙评弹、湘剧等)为主要特征的城市传统乐舞历史文化景观与以梅溪湖大剧院演出的欧美古典与流行音乐为代表的文化景观;其三，以湖南卫视打造“电视湘军”为引领的长沙城市新媒体艺术音乐的媒体景观;其四，以长沙IFS国金中心、万家丽国际购物中心、德思勤城市广场、步步高梅溪新天地等大型商业中心构成的城市音乐景观;其五，以打造“娱乐湘军”为目标的长沙城市商业金融资本与技术的声音景观;其六，以弘扬开国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韶山红色文化为主旋律的长沙城市音乐文化的意识形态景观。上述六种声音景观模式是建构长沙城市音乐文化空间或城市音频肖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长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城市声音景观的特征不但要关注城市的族群与历史建构，而且要考察城市上述“文化景观”模式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总之，城市“音频肖像”特征与其城市社会阶层构成、城市发展历史、城市建筑风格、城市娱乐审美品格等诸多因素的互文建构密不可分。因为，城市传统文化品格的建构都与其地方传统历史文化密切关联。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城市化语境中的流行音乐的创作、表演等与城市历史与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流行音乐的本土化、在地化，流行音乐的表演与市民阶层的文化审美，生活习俗之间的关系。因此不但要关注城市市民音乐舞蹈文化的生活体验，而且要针对其审美娱乐与文化消费的艺术实践，同时更要“对时空中特殊场合里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进行研究”。⑨如黄峰《城市音乐主题公园景观设计研究——以长沙市浏阳河音乐主题公园为例》⑩、陈英《长沙橘子洲公园音乐文化游客感知研究》輥輯訛，涉及到了城市公共娱乐环境中的音乐声音景观的应用研究。
二、城市大型商业娱乐广场与生活社区的乐舞民族志考察
城市大型商业娱乐休闲社区的声音景观系统中的“背景音乐”和每个店铺中的“前景音乐”的节奏、速度和旋律要素营造和谐安静的购物环境和放松城市化紧张的生活节奏，使客人们的购物身心环境得到放松，有助于营造娱乐、休闲的和谐消费与购物环境。如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斯特恩(JonathnSterne)《美国购物中心的声音：背景音乐和商业空间的结构设计》輥輰訛谈到城市商业区的声音景观与商业消费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考察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和娱乐生活社区如何通过声音景观的设计与制作，在提升和刺激顾客消费娱乐，拉动商业效益方面所做的贡献，即考察声音景观与消费娱乐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认为，“立足于社区、人群的微观研究是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之本，特别是长时段的社区追踪研究，是把握城市社会转型内在机理的基础研究方法。”輥輱訛因此有必要结合民族志理论针对城市大型商业与生活社区的音乐文化生活展开深入的研究。比如针对大型社区的老年合唱团，老年文艺团体的音乐生活，城市大型社区的广场音乐舞蹈文化的生活等问题展开调研。重点关注城市音乐文化生活对于老年人身心健康与社区和谐关系建构带来的推动作用以及社区音乐文化生活的运作与社区、城市化管理之间的关系。选取公共生活场景，以城市发生时态为背景进行研究，审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传统文化的演变。总之，应针对城市中音乐家、民间艺人、普通民众的音乐舞蹈生活的日常实践问题，选取定点的田野考察个案，结合音乐与舞蹈民族志理论展开系列“深描”，以揭示城市市民的音乐舞蹈文化生活与城市声音景观型塑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三、城市音乐节研究
当下，对于城市音乐节的研究是目前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即将现代城市音乐节音乐置于地方区域性传统文化和当代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发展语境中，探究城市音乐节中的表演节目的类型、节目组合、音乐节经济资本运作模式以及音乐节受众群体的构成及其文化身份与审美诉求的表达。通过对城市音乐节的系统研究来审视和观照城市化语境中的市民音乐生活与文化消费特点以及城市市民在繁重的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影响下，如何通过城市音乐节的娱乐、审美消费来释放他们的日常生活审美需求。以长沙城市音乐节为例，其主要有：湖南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湖南卫视“芒果音乐节”“橘洲音乐节”“长沙草莓音乐节”等比较固定的城市音乐节活动。这些系列音乐节活动为系统开展城市音乐田野民族志考察提供诸多丰富的个案。因此有必要结合以下内容开展相关研究：其一，重点关注长沙市音乐节的策划、音乐节目的创作、表演、商业运作模式的研究;其二，重点关注参加音乐节的节目类型、乐队来源、演员来源问题;其三，重点关注整个系列音乐节中观众的审美受众与节目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及观众与演员如何通过音乐节的互动表达他们的审美观、价值感;其四，如何通过对湖南卫视“芒果音乐节”、橘洲音乐节等节目的策划、表演、媒体宣传、商业推广等内容展开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问题的研究;其五，应针对长沙市举办的系列音乐节活动与城市经济、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展开深入思考;其六，通过对系列音乐节活动中的节目内容、节目类型、互动特点，以及表演者与审美受众者群体年龄、职业、学历、爱好等进行抽样观察，结合统计学与社会学的定量与定性分析，重点观察音乐节活动参与者通过提供他们的参与性表演来实现其审美诉求与身份、族性的文化表达。
四、城市音乐生活史研究
考察传统音乐艺人在城市化语境中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拥有的传统音乐文化生活是如何变迁的，也就是城市化生活与审美语境如何影响音乐家与民间艺人的音乐表演与传承模式的变迁。所以有必要重点关注城市中民间艺人的生活史研究，观察传统音乐表演的民间艺人如何参与到城市音乐生活实践以及他们(她们)在城市化表演语境中的文化身份以及如何融入到城市多元的审美文化语境中。考察传统音乐的民间艺人的生活现状、经济状况对于城市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带来的影响，即城市中民间艺人的生活状况和身份的融入如何影响或改变传统音乐在城市化语境中的命运。具体研究策略是：可以跟踪一个民间艺人，一个大剧院，一个戏曲班社，或者电视台的某一档音乐舞蹈节目的策划、制作、表演、节目的商业推广与消费等，或者一个乐种在城市中的命运，以及文化商人如何赞助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或者某个乐种如何在小学、高校中的教育与传承，高校的音乐社团如何运作，以及高校留学生的音乐生活以及他们如何融入城市传统文化，如何通过音乐生活来呈现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等等问题展开个案考察研究。
五、长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展望
长沙的国际“媒体艺术之都”的称号与定位，为其开展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和研究素材;作为中国首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国际“媒体艺术之都”。长沙作为中国中南部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其发达的经济与旅游业助推了长沙城市音乐文化的活力，丰富的城市音乐生活，快速发展的音乐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长沙市文化娱乐消费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为长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田野空间。尤其近年来长沙打造“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娱乐湘军”等目标，为长沙城市音乐人类学提供更多的学术研究个案。目前，有关长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还甚少有学者关注，尤其结合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针对长沙市音乐生活的历史与传统、湖湘乐舞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现状、欧美古典与流行音乐的演出与商业化运作、音乐产业化问题、新媒体艺术音乐、城市社区的音乐生活，以及长沙大型商业与娱乐广场的声音景观等问题展开城市音乐民族志等系列研究，要针对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长沙城市音乐舞蹈文化生活的历史建构与当代文化的转型等问题展开深入思考。同时要重点关注城市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背景下的城市音乐的创作、表演与市民的审美惯习与传统文化的认知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与阐释。比如，乡村与民间传统音乐舞蹈文化进入城市之后其文化身份的重建与审美娱乐功能的变迁等问题，商业化运作导致的表演形式，传播与传承模式的变迁等问题等。
当下，城市音乐人类学对于城市中的电视、网络等诸多新媒体艺术音乐的创作、表演、宣传、推广、制作与发行以及与文化资本生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以湖南卫视打造的系列电视音乐舞蹈娱乐节目，在节目策划与制作、节目运行团队组合、演员的构成以及节目的推广以及带来的审美效应等方面走在全国电视娱乐媒体的前列。比如，湖南卫视的《舞蹈风暴》等别具艺术特色的电视音乐舞蹈节目的策划、制作与运营等方面都值得结合后现代主义与文化消费，舞蹈与经济学、音乐与传播学之间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尤其针对电视舞蹈娱乐节目“身体叙事手段的多元化”“舞台表演空间的立体化”“乐舞象征隐喻的层次化”“歌乐舞诗书写的一体化”所隐含的表演维度结合舞蹈民族志、表演人类学、空间生产(列斐伏尔)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另外，有必要展开长沙城市社会音乐舞蹈教育培训机构的经济学、社会学考察。城市中音乐文化教育研究也是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重点关注长沙城市境中的音乐文化教育模式、音乐教育的产业化问题。因为长沙具有全国数量多、规模大且非常系统化、规模化的高考音乐舞蹈艺术教育培训机构，这些民间社会办学机构不但为高等艺术院校输送了大批艺术人才，而且推动了长沙市社会艺术教育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为长沙市营造了良好的城市艺术教育氛围。——论文作者：赵书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