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中国26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显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短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长期则表现为倒U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关键词]协同集聚;城市经济效率;“本地-邻地”效应;空间异质性;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一、引言
纵观世界城市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两种现象：一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依赖传统重工业的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严重衰退，如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德国鲁尔区、奥地利斯太尔冶金工业群等;二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政策重新得到审视，并得出过度发展服务经济会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的结论。其实，早在1890年，Marshall就指出依赖单一产业的地区容易走向萧条，世界范围内繁荣的大产业区早已形成“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双轮发展模式[1]。在当今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和疫情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并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有效的动力，成为这一阶段需要关注的战略核心点。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制造业实现产业链升级的有力支撑，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度高等特点，正悄然改变着全球产业的发展秩序。因此，如何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有机结合，通过二者的协同效应实现“双轮驱动”的现代经济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深思的问题。
城市经济效率是判断城市产业组织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有序的产业组织结构不仅能够强化城市的集聚经济，更能促进经济系统的优化与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如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趋势明显，产业间相互融合渗透的动力日渐增强，正逐渐成为各国实施“双轮驱动”发展战略的制高点，推动着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到底是如何影响城市经济效率的?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怎样?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内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如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产业的协同集聚来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对于革除循环“孔隙”的堵塞因素，打通循环通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明确其作用效果，以期为实现产业协同集聚下的城市经济效率提升献计献策。
二、文献综述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仍未形成共识。大多数学者认为，产业集聚是一种有效的资源组织形式，能够显著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BrulhartandMathy，2008;刘修岩，2009)[2，3]。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集聚对经济效率的“无用论”甚至“抑制论”。Andersson(2004)[4]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几乎未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任何作用。更细致地，有的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经济效率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孙浦阳等，2013)[5]。还有一些研究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惠炜、韩先锋，2016)[6]或制造业集聚(张平淡、屠西伟，2021)[7]的角度分析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不难发现，对于产业集聚是否能够促进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仍存在争议，且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为切入点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对于“本地-邻地”空间效应及其空间异质性的深入分析。
Ellison和Glaeser(1997)[8]突破单一产业集聚的视角，率先提出“产业协同集聚”一词，认为相互关联的产业也可以在空间上实现有机布局，这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产业协同集聚机制的研究，国外学者已做出了相对成熟的解释。不同产业之间究竟为何能够形成协同集聚，最先分析其决定因素的是Venables(1996)[9]，其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将产业协同集聚纳入垂直关联模型(CPVL模型)的分析框架，并从市场邻近度、产业关联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这三者是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围绕中心-外围模型进一步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机制。Koh和Riedel(2014)[10]建立了两国三部门模型，通过产业间的水平关联分析，得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的结论。截至目前，学术上已经形成需求遵从论(Macpherson，2008)[11]、供给主导论(EswaranandKotwal，2002)[12]、产业互动论(Preissl，2007)[13]以及产业融合论(Cui，2012)[14]四种产业间的互动关系，佐证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能够在空间上形成协同集聚。目前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已相对成熟，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是关于产业协同集聚影响效应的研究，目前研究相对匮乏。张虎等(2017)[15]通过研究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得出中国产业间关联程度较弱，但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的结论。唐晓华等(2018)[16]基于耦合的视角，测度了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性，结果表明，二者的协调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这些学者的实证方法偏向于静态，伴随着产业集聚的转移，集聚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都将发生改变，从而改变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如何从中长期来把握集聚的整体影响，还需要重点关注。蔡海亚和徐盈之(2018)[17]探究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渗透发展，有利于引导贸易向质量型转变，从而改善雾霾污染。纪祥裕和顾乃华(2020)[18]实证分析了协同集聚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协同集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了城市创新。可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真得能够协同集聚吗?这些学者的研究忽视了微观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对于市场的选择，因此，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还需考虑微观主体的空间类分与选择。
综上，尽管当前不乏产业集聚对于经济效率影响的探讨，但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局限条件的讨论上仍存在一定的缺憾。相对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突破单一产业集聚的研究局限，基于“本地-邻地”效应，实证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同时，在理论机制上按照集聚理论的时间发展线索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地论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更为细致地展现二者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第二，在计量方法上，创新性地将静态空间计量模型与包含长短期效应的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纳入实证分析中，不仅克服了传统计量方法掩盖空间交互作用的弊端，而且在考虑时间、空间滞后效应的作用下，详细识别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长期与短期效应。第三，综合考虑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微观主体、中观产业及宏观层面区域的异质性特征，对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效应与长短期效应展开全面分析，为各地区差异化地制定产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离不开对Marshall与Jacbos集聚外部性理论的追溯。不论是专业化还是多样化外部性，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均表明，集聚与增长相伴而生，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对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而言，随着分工的专业化，内生于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中分离，但不同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偏向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二者协同集聚不仅能够降低制造业成本与交易成本，而且带来了高端的人力资源储备及营商环境的改变，使制造业厂商能够实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保证市场的良性互动。同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会进一步加速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从而盘活城市经济效率。在空间层面，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可以实现二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通过空间范围的联动形成知识溢出效应，也可以缓解地方产业同构、恶性竞争以及“资源诅咒”等困境，使城市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城市经济效率不断提升。当然，集聚也会产生负外部性，过度集聚会导致成本上升、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使集聚效应向拥挤效应转变，城市产业的投入产出比降低，致使城市经济效率降低。
纵观世界范围城市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涓滴效应与虹吸效应、马太效应与贫困陷阱同时存在，城市是巨大的集聚经济体，因此，在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时，应充分考虑空间溢出与资源错配两种力量。传统区位理论表明，与制造业的区位选址思路不同，服务业企业的“最佳”选址区位是市场潜力较高的地方。如今，虽然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带来更远、更分散的市场服务，但以劳动力技能为代表的“非标准化信息”会由于地区距离与差异引起诠释误差，导致其作用的发挥受到较大的局限性。因此，由于技术与要素结构不匹配等原因，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可能会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产生负向作用，只有当协同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正向溢出作用，促进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
但是，假设1中Marshall等学者的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设上，同时也缺乏对规模经济的探讨，局限性很明显。这意味着要在现有产业布局的基础上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达到城市经济系统优化的目的，不仅要考虑空间溢出与资源错配的作用，更要注意到原有的路径依赖与生产要素的充分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后，Krugman将空间因素纳入产业集聚的解释框架，以此建立了中心-外围模型。该理论假设一个国家只存在农业和制造业两种基本的生产活动，考虑了以运输成本为主要变量的条件下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时工人分布的情况，并指出长期均衡时制造业为“中心”、农业为“外围”的结构是稳定的。同时，由于规模报酬的存在，集聚的产业存在“区域黏性”，其演化路径易按照特定历史事件的发展趋势进行，不会轻易发生改变。Villar和Rivas(2001)[19]在Krugman中心外围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探讨，研究表明，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会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为区域“中心”、制造业为“外围”的新产业空间布局。所以，在明确的产业政策导向作用下，虽然会吸引相应的企业在城市布局，但短期内难以打破原有的路径作用，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调整，这一举措会扰乱原有城市的稳态，短期内对城市经济效率产生负向影响。此外，城市的主导者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主体，为了城市自身的发展，往往会将落后的产业进行“战略性”转移，而这一过程会给周围城市带来冗余与负担。然而，当协同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路径依赖性逐渐得到缓解，促使资源在产业之间高效配置，从而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率(车明好等，2019)[20]。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站在生产理论“长期”角度来看，长期内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得到充分调整，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的局面，形成集约化与高效率的城市要素配置，进而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城市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重新焕发城市经济的活力。可是，如果形成过度集聚，拥挤效应则大于集聚效应，城市经济效率又会表现出下降趋势。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短期内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出U型，但长期表现为倒U型。
Krugman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并没有考虑空间异质性，且“同质性企业”的假设与现实相差甚远。最先将异质性纳入理论模型的是Melitz(2008)[21]，并指出异质性包含外部异质性和内部异质性两个方面。
外部异质性主要是由区位条件所导致的外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世界范围产业集聚的趋势来看，制造业厂商在考虑到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率先形成集聚，以便与原材料厂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好、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制造业扮演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客户”，其集聚本身形成的循环累积效应影响着城市的经济结构与活力，从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一种高级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这决定了产业之间能否形成良性互动，即在不同地区产业之间能否形成“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有效的协同集聚。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内部异质性是集聚的微观个体之间的异质性，空间类分与选择作为集聚理论的前沿问题，为空间异质性研究提供了贴切的参考。空间类分是指企业在进入一个地区前会面临巨大的沉没成本与生产效率的不确定(BaldwinandOkubo，2006)[22]，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下，能力低的企业将无法生存，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会与大市场相匹配。因此，一些城市生产效率高并不仅是因为产业集聚的存在，而是由于这一过程伴随着更优质的生产要素，这是空间类分的结果。空间选择偏向于“事后进入机制”，企业根据自身部门性质、产业间的关联程度(Lafountain，2005)[23]等来进行选择，所以在某个特定区域内，只有最有效率的企业才会在此盈利、生存。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类型的企业都适合在某个城市集聚，从而达到一种协同集聚的理想状态。即使是每个地区都能实现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但地区间企业的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在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动态变化中，不仅集聚效应的大小和方向发生改变，城市的经济效率也相应随着改变，因此会产生不同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据此，本文提出假设4。
假设4：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长短期效应存在空间异质性。
五、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全国层面城市经济效率空间的相关性，并估计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来验证假设1，在此基础上对包含动态效应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长短期分解来验证假设2，最后通过分区域检验验证假设3和假设4。
(一)空间相关性分析
要研究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首先要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
1.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在2008—2017年间，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Moran’sI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城市之间的经济效率没有表现出随机分布的状态，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所以，本文使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后续实证分析。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城市经济效率的相关程度在2008年出现下降，但2009年之后表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到2017年又略微波动式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的财政状况、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社会稳定等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经济发展表现出不稳定性，削弱了城市之间的空间相关性。2009年之后，经济开始进行自我调整并缓慢复苏。2017年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提出，要求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结构性调整使原有的产业格局发生变化，空间相关性表现出略微下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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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为更清楚明了地表达空间相关性，本文采用LISA图来观察2008—2017年间城市经济效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图1报告了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化过程。
从图1可以看出，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演化格局总体比较稳定，但第一象限(高-高集聚区)表现出一定的扩散效应。2008年城市经济效率的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47个城市，由于这些地区辐射效应较强，到了2017年，高值集聚区增加到51个城市，并逐步向江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进行扩散。与之相对立的是，东部地区强烈的马太效应使得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乏力，尤其是西部地区低-低集聚相当明显，空间关联程度低，区域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中国产业的协调发展。
(二)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关于空间计量模型的选择与参数设置，本文在对(3)式进行不包含空间效应OLS估计的基础上，依次进行LM检验、LRWald检验、Hausman检验以及联合显著性检验，以确定最合理的空间估计模型，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LM检验结果上看，计量模型中存在空间效应，但是LM(lag)与LM(error)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无法拒绝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滞后模型中的任意一个。为确保模型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采用LRWald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是否会更具一般意义。经过检验得出，P值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所以拒绝原假设，选择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后续的实证计量分析。对于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择，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出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于时间固定、个体固定、双固定模型的选择，通过联合显著性检验得出答案，在1%的水平下拒绝了只存在个体固定效应的假设，因此选择双固定效应模型。所以，对于静态空间计量模型，本文选择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后续的实证分析。此外，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地理矩阵、嵌套矩阵与动态SDM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静态双固定SDM模型、动态SDM模型以及分别使用地理矩阵与嵌套矩阵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本文选用的计量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一般而言，动态SDM模型包含了时间与空间的双滞后效应与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模型内生性的问题，而一般的静态空间计量模型只包含了空间滞后效应，所以，动态SDM模型更具解释力。从R2的拟合效果来看，利用嵌套矩阵的估计值要优于地理矩阵。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嵌套矩阵下的动态SDM模型，接下来将重点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
从主变量来看，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过度集聚在5%的水平下表现出负向作用，整体影响呈现出倒U型。从城市经济效率滞后一期的参数估计来看，在1%的水平下表现出正向作用，说明城市经济效率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惯性，上一期的城市经济效率对本期城市经济效率具有同向作用。但是，对于邻地城市的经济效率，不但没有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还起到抑制作用，只有当协同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挥正向效应，呈现出U型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目前各地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可能是低质量的，本地与邻地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存在空间错配，无法通过地区之间的产业关联形成协同效应，未能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假设1成立。
从控制变量上来看，制造业集聚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影响不明显，但对于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下起负向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尽管近年来各个国家重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双轮驱动模式，然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新不足、附加值低，导致对制造业发展的渗透力不够、支撑能力匮乏。同时，在各地纷纷盲目效仿、对城市缺乏合理规划的情形下，容易出现违背当地资源禀赋优势的重复建设、同质竞争等问题，导致了本地与邻地城市产业发展需求脱节，无法建立起紧密的地区间合作。对于其他控制变量而言，人力资本与外商投资的符号与预期相符，对本地与邻地城市的经济效率均起到正向作用。但是，信息化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当今的信息化发展真正融合进产业之间的成分较少。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并没有对本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却在1%的水平下起到抑制作用，但是对邻地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原因是当今不少城市盲目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这也许与城市功能定位不同，导致了效率与结构的不匹配，但第三产业的服务半径大，容易提供跨区域的服务，可能会给周围城市带来一定的好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产业规划布局存在问题。——论文作者：张明斗1，王亚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