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上海、广东、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成立，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在双边贸易中，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国企业向各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直接对外投资领域的相关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阐述了中国在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时所涉及的六个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这六个核心影响因素分别为：各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东道国的出口情况、东道国货币的汇率、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东道国的税收水平。此外，本文还针对这六个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对外投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汇率;劳动力成本;税收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日益繁荣。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者迎来了更为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我国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壁垒逐渐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国向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总额从39.5亿美元增至95.7亿美元，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增长了142%。由此可见，中国投资者的对外投资热点逐步增大。
目前，关于中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多，但范围偏大。随着中国自贸区的形成，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因素应该成为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极少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提取中国对各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而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1.对外直接投资与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模型，分别是IDP理论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相关期刊推荐：《科技经济导刊》杂志社创刊于1993年，是自然科学类综合性学术期刊。旨在反映学术前沿进展及水平，促进我国科技、经济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水平不断提升，激励科技人才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让科技成果全面武装经济，走科技与经济双轮驱动的稳健之路，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
李辉(2007)通过增加相关变量对IDP模型进行改进，并将数据范围拓展到55个国家和地区，利用面板数据对扩展后的新模型进行了估计。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在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邱立成、王凤丽(2008)以我国的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张新乐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接受投资的国家(以下简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汇率和工资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然而，时间序列短，样本量小。
2.主要影响因素的梳理
本文认为，在考虑到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时，需要分别对其加以梳理。同时，以中国对某国的直接投资作为因变量。
2.1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
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是影响投资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如Nigh(1986)在研究美国FDI时认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是导致美国FDI流出的显著因素;Hennart和Park(1994)研究日本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结果表明，20世纪80年代，市场规模庞大的美国产品市场对日本跨国公司极具吸引力。数据显示，2006年，商品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等市场依赖型产业占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近70%。由此可见，市场规模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重要性。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在考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问题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不可或缺。
2.2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关系
总体上来说，双边贸易量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替代、相互互补的(方齐云和项本武，2005)。FDI和贸易量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个企业国际化的持续过程(Johansonandvahnle,1997)。张如庆(2005)利用1982-2002年的相关数据，运用granger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理论等研究方法，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与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与FDI分别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出口与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时，有必要考虑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2.3对外直接投资与汇率
最早研究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是美国学者Cushman(1985)，他从国家层面入手，利用美国与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家16年的汇率与对外投资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货币的升值有利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将会增加跨国公司的选择机会，但另一方面，汇率的不稳定会使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减少(Campa，1993)。毫无疑问，在研究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离不开对汇率的分析。
2.4对外直接投资与劳动力成本
区位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劳动工资差异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Weber，1929)。研究表明，东道国国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推动对方国家直接投资的动力(Vernon，1966)。Dunning的折中理论也指出，区位优势也包含着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当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于投资国的相应指标时，投资国有产生对该国直接投资的动机。
2.5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中国企业向各国进行投资，是为了顺利进行生产、购买、运输、销售。波特(1990)认为，一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对投资国的FDI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国企业的销售、运输、生产和采购日益依赖东道国的水电供应、信息、运输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由此可见，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已成为影响FDI的重要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状况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出于数据来源的便利性角度，本文建议以TELE(拥有电话数/千人)指标来代表该国的基础设施状况。
2.6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税收
投资国在进行投资时，必然会考虑当地的税收问题，以此作为投资成本的一部分。理论上，如Dunning(1996)认为税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高公司税会增加投资成本，从而减少了公司的净收益，进而阻碍投资国的投资支出。大多数实证研究表明，税收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在20世纪后期，Guisinger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税率是FDI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本文提出，可将GR作为政府税收的代理变量，即计算东道国年度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GR)。
3.结语
国际投资经验表明，由于缺乏投资经验，大多数国家在投资初期都会优先考虑经济技术相近的国家，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因此，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类似的国家往往是投资国家首选的投资目的地。所以在跨境投资最明显的优势是具备地缘优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小型制造业的优势。通过学习和改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可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然后结合自身小型制造业的优势，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东道国吸引FDI的水平,往往受到其自身发展优势的限制。发展优势不仅包含市场规模方面的潜在优势，还包含劳动力和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对于基础设施状况不佳的情况，中国在进行对该国直接投资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考虑因素。
本文通过梳理现有文献，结合具体国情，总结出影响中国在对外投资的六个决定性因素。换句话说，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双边贸易额、汇率、工资、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均对FDI有重要影响。因此，为了使中国在各国的投资达到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也为了使双方在自由贸易中获得较好的收入和发展。双方均需要在这六个显著性因素上下功夫。——论文作者：胡李裔，吴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