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被著名经济思想史家珀尔曼誉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米切尔在该书和其他有关经济思想史的论文中提出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相当大亲和力的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中的重要经济理论无不是当时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米切尔还强调了人性形成的制度因素，反对主流经济学将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米切尔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仍有借鉴价值，尤其是作为对内部历史观或绝对主义经济思想史观批判的先声。但米切尔的经验主义错误使得他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认识仍存在着严重缺陷，这是我们今天系统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时值得吸取的教训。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米切尔《经济理论的类型》内部历史观
一、米切尔与《经济理论的类型》
提起美国老制度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卫斯理·C·米切尔(WesleyC.Mitchell，1874—1948)，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在经济周期和量化统计方面的研究，而他在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有人关注。①但是，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对其未完成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的类型：从重商主义到制度主义》(TypesofEconomicTheory：fromMercantilismtoInstitutionalism)(以下简称《经济理论的类型》)所评论的：这是一部“可以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相媲美的划时代巨作”;[2]另一位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珀尔曼(MarkPerlman)也将其称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3]②因此，米切尔独具特点的经济思想史观值得我们深入挖掘、思考和借鉴。
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米切尔在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经济理论的类型》。③这部著作最初是以学生的听课笔记的形式出现。米切尔的一名学生约翰·迈耶斯(JohnMeyers)在1926—1927学年上米切尔开设的思想史课程时，将他的讲座逐字逐句记录了下来。后来他又增加了一些他之后去旁听该课程的记录。这些笔记很快就流传开来。米切尔的另一名学生奥古斯都·M·凯利(AugustusM.Kelly)将这些笔记以LectureNotesonTypesofEconomicTheory为题出版。①后来，米切尔的学生，同时也是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的约瑟夫·多夫曼(JosephDorfman)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辑，增加了米切尔的讲义、日记、其他论文中的内容和其他学生的笔记，使得篇幅从原本的600页扩充到了1500页，这也就形成了目前我们看到的版本。
必须说明的是，米切尔生前并没有对这一非正式的著作进行任何审定，因此，在很多细节的地方并不能保证其准确性。②同时，由于课程时间的限制，他本人也承认，对很多经济学家的观点考察不够充分，或者没有作专门的考察，如马克思。[5]这部著作的副标题“从重商主义到制度主义”表明了它所考察的时间跨度。米切尔区别不同经济理论类型的依据是两个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理论首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而另一个较为次要的要素则是一种理论如何看待人性(humannature)的问题。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考察的是米切尔称之为“古典经济学”的时期，时间是从重商主义末期开始，以亚当·斯密为起点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结束。下卷考察的是离米切尔所处时代较近的诸多经济理论类型，从杰文斯开始，到凡勃伦和霍布森，最后以康芒斯结束。
米切尔的经济思想史观是美国老制度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主要体现，他对内部历史观的反对和对经济理论的人性假定的关注是其制度主义观点的表现。他将学科发展过程划分成了哲学方法阶段和科学方法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经验主义错误。米切尔的错误造成了在经济思想史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并且导致了大相径庭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价值的理解。本文将深入探讨这些内容，并说明米切尔经济思想史观的当代价值。
二、对内部历史观的反对：作为“社会产物”的经济思想
人们常常认为，经济学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学科内部逻辑发展的过程。后来者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思想进行符合逻辑的发展，每一代人利用新的观察来校正旧的思想，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从而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不断积累，最终发展到今天的状态。我们可以借用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称这种科学史观为内部历史观。
米切尔认为，这种内部历史观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事实。他承认，这种历史演变的逻辑可能存在于自然科学当中，但他反复强调，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的差别。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较大的可变性。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类行为时刻处于一个累积因果的变化过程当中，它不像物理学所研究的原子一样属性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学也不具备像自然科学当中那样进行大规模重复试验的条件。经济学难以控制住所有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不能实现控制变量的试验。同时，经济学所能观察到的样本数目也是有限的，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大量的重复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由于这种差别的存在，与自然科学相比，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外部历史的因素就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米切尔认为，经济理论是“社会产物”(socialproduct)，它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6]而在各种因素当中，他特别强调了当时的重要经济问题和流行的社会思潮等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这些因素常常被人们所忽略。
具体来说，外部历史因素会影响经济学家对什么问题感兴趣，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理论最后会得到社会认可。米切尔认为，经济理论的关注点与经济学家所处时代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是密不可分的。在他看来，要理解经济思想史上著作家的思想，就必须考察并深入理解这些著作家所处时代面临的关键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米切尔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史著作。米切尔指出，正是基于对当时尖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观察，亚当·斯密将一国财富的生产放在首要位置，这是在西欧经济的起步阶段，财富的生产和积累问题受到热切关注的结果;而马尔萨斯将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是西欧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失业和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的结果;李嘉图将财富的分配问题放在首要位置，是三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围绕着谷物法发生的利益冲突迫切需要新的理论解释的结果。
经济学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这可能在很多稍有历史观念的人们看来并不奇怪。但是，米切尔进一步认为，不仅经济理论关注的问题，而且经济理论处理某个问题的方式也是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影响。我们以亚当·斯密为例。如《国富论》的标题所显示的，亚当·斯密放在首位的问题是一国财富的生产。米切尔认为，亚当·斯密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主张是自由放任。但是，亚当·斯密对自由放任政策合理性的论证是存在疑问的。这个论证假定每个人都是自利的，每个人的个体决策都可以做出最优的判断，所有人的最优加总起来就可以得到社会的最优，因此自由放任就可以带来社会福利的最优。然而，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个体的最优加总起来就一定是整体最优。米切尔将亚当·斯密和与亚当·斯密年代相近的斯图亚特进行了对比：他们都假设每个人是自利的，每个人的决策都可以做出最优的判断。但是，斯图亚特却不像亚当·斯密那样，认为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加总就可以得到社会总体福利的最大化。相反，斯图亚特认为，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福利被侵蚀。斯图亚特的这种观点使我们不禁想起现代经济学中“公用地悲剧”的理论。因此，与亚当·斯密相反，斯图亚特得到的是需要国家干预以防止这种损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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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逻辑上是无法给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张找到坚实的合理基础。亚当·斯密对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initiative)的信心需要从其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寻找源头。米切尔相当详尽地描述了当时与个体能动性有关的诸多要素：18世纪的英格兰处在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个人的自主创造在许多领域(如出版业、殖民活动、社会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取得了成功。在政治领域，现代英国的政治格局初步成型，公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地方由人民自主治理也是这个时期个体能动性的重要表现，人们自主建立了新的管理部门来处理地方问题，例如，组建专门的委员会负责铺街路、修堤坝等。最后，在经济领域，米切尔认为经济制度发生了一次从“重商主义”到自由放任的转型。
米切尔所定义的“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对经济运行全面干预的制度。在实施重商主义制度之前，每个人的经济行为都受到原有的中世纪庄园制度、行会制度以及地方自治协定的约束。重商主义通过调整中世纪的这些制度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达到政府的政策目标：在就业上通过较低的工资实现充分就业;在农业上保证供给;在工业上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某些行业专利权的垄断;在对外贸易上积极推动本国的殖民活动。在重商主义晚期，贸易垄断在亚当·斯密的年代遭到了破坏，很多人通过违法的方式参与到原本由专营公司垄断的对外贸易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走私活动的猖獗使得政府难以监管，而一些议会的议员私下也参与这种活动。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原本的行会制度和学徒制度的约束。于是，这些越来越广泛存在的个体能动性的实践产生出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土壤。①
那么，能不能认为米切尔的思想史观就是一种与内部历史观相对立的外部历史观呢?哈奇森(Hutchison，1951)认为，米切尔的思想史观忽视了学科发展的内部因素，从而造成了其方法在第2卷没办法贯彻下去，没办法充分解释他所涉及的诸多经济理论的类型。[7]布洛迪(Brody，1952)也表达了相类似的观点。[8]但是，从米切尔的原意来看，他不认为外部历史足以解释整个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他明确指出，他的“这些陈述并不是要贬损经济学家们的智力价值(intellectualmerit)”。[9]同时，他在这个讲座过程中也丝毫不回避理论上的优势能使得一种理论在与其他理论竞争当中占据优势。例如，在对比边际革命中的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的理论时，他认为，瓦尔拉斯的理论相对杰文斯的理论的一个优点是他在一般均衡而不是局部均衡的基础上阐述其理论，门格尔则相对杰文斯更好地处理了中间产品的价值归属问题，这使得杰文斯的理论产生的影响要弱于门格尔和瓦尔拉斯。
对他的观点更准确的概括应该是，经济理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种或者某几种要素作用的结果。他说：“当你考察任何具体问题的时候，你越多地了解特定环境，你就越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的影响并不归因于在这个环境中你选定为原因的任意单一因素，而是这个环境的整个联合体。如果你要足够透彻地解释的话，你就必须将把这些因素都包括进去。”[10]只是由于经济学这门学科与自然科学存在差别，社会的重要经济问题以及流行的思潮等外部因素会发挥比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更大的作用。反对的意见把米切尔的观点归结为忽视内部历史因素，忽视学科内部的逻辑发展，而在他考察逻辑发展的时候又说他的方法最终难以贯彻，这其实误解了米切尔的观点，犯了稻草人错误。
米切尔深受凡勃伦的制度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思想史观是其自身制度主义观点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反映。按照制度主义的理论，人类社会处在不断的累积因果的过程当中。因此，要考察某一现象，就必须考察这个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经济学家的行为和其他人一样，同样是各种习惯和倾向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和先入之见则是过去历史过程中长期累积的结果。因此，“必然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总是他们所处时代启蒙常识的观点。特定一代经济学家的精神态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生活的世界通行的观念和先入之见的一种特殊的自然结果。”[11]
三、人性观点的争论：功利主义向何处去
对不同经济理论类型背后的人性观点的关注是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的另一大特点。他详细描述了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中人性观点的演变过程，尤其是边沁的功利主义观点如何成为经济学明确的心理学基础，以及围绕着它的诸多争论。
在第1卷中，米切尔用了四个讲座的时间来专门讨论社会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边沁的幸福计算(felicificcalculus)目的就在于建立一个如牛顿的物理学体系一样的社会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类行为被解析为快乐和痛苦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这个理论就可以通过测量快乐和痛苦来同时回答人会如何行动和怎样的行动能带来最大的幸福的问题，同时回答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这种人性假设有三个特点：“首先，人性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享乐主义的;其次，人性是理性的，人是能计算的生物(calculatingcreature)”;“从他的总体观点来看，人性的第三个特点是说，它本质上是被动的;也就是说，人并没有行动的倾向，而是被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快乐—痛苦的力量推动和拉动的。”[12]
在“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都采取了与边沁相同的人性假设，人的行为被视为是幸福计算的结果，并且这个假定是隐含的，没有经济学家明确地将其作为理论的心理学基础。在需要的情况下这个假设会被修正，比如，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常假定人具有生育的欲望，这时人不是理性的，他不能认识到生育过多人口会造成贫困的可能性。
直到杰文斯的理论提出，这种功利主义的心理学基础才被明确地当作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杰文斯以边沁的理论作为心理学基础，建立了一套边际效用理论。但是，随着经济学中以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边际理论流行开来，他们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出版使得人们意识到，人的行为并不是由快乐、痛苦的计算决定的，而是由遗传的驱动(inheriteddrives)所决定的。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的著作《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ofPsychology)指出，我们忽略了决定人类行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的习惯。维护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这时也开始对经济学的心理学基础产生怀疑。米切尔以亨利·西季威克为例说明了这个问题：西季威克承认，让他选择去吃饭的并不是他对吃饭的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而是他饥饿的感受。——论文作者：贾根良何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