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卡尔·普利布拉姆(KarlPřibram)所著的《经济推理史》(AHistoryofEconomicReasoning)被认为是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米切尔的《经济理论的类型》相媲美的三大名著之一。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够称得上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不仅是因为普利布拉姆在其中展现出的渊博学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在其中所采用的独到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种史学方法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强调经济学中不同推理模式对经济思想史中不同研究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不同的推理模式又被看作是历史上曾流行的哲学社会思潮的产物;其次，它认为经济思想史上持续存在着多元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且一度形成了假设推理(hypotheticalreasoning)、有机推理(organismicreasoning)和辩证推理(dialecticreasoning)这三种推理模式及其对应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存的多元格局，并将这些推理模式的根本分歧追溯到了唯名论和本质主义的矛盾上。
哈耶克曾经评价普利布拉姆是经济思想史“这个领域最有学识的人当中无出其右者”。需要说明的是，普利布拉姆所说的推理模式这一概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如归纳法、演绎法等具体的推理形式，但这一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得多，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更加接近。
经济学推理模式与哲学社会思潮
将每一时期的经济学说的推理模式与该时该地出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是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的第一个突出特点。他认为各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哲学社会思潮决定了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思想所采取的推理方法。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观点，各种经济学说之间的差异可以追溯到它们背后的哲学社会思潮的不同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类经济思想既会受到当时的哲学社会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它所追随的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同时，这种影响不单在于研究者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在于什么样的研究结果会被人们接受和传播。
普利布拉姆的这种经济思想史观是他脑海中的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观的一部分。按照这种历史观，不单是经济思想，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现象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思想潮流以及思想潮流所决定的推理模式的影响。显然，普利布拉姆这种将观念的转变作为社会形态变迁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值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
尽管普利布拉姆确实试图去论证这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经济思想史研究范围的命题，但是他的论证却不是那么一致的。一方面，他认为，尽管经济思想的内容会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但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归根到底还是要追溯到推理模式的变化上。但另一方面，这种逻辑在《经济推理史》中却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更多的时候，普利布拉姆实际上是将经济思想中蕴含的推理模式作为一个单独的因素分离了出来。他认为，经济学家们的推理模式主要是受当时流行的哲学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而这种推理模式的自身特点限制了经济学家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按照这种思路的逻辑，哲学社会思潮并不能直接告诉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是什么，而是通过影响经济学家采取的推理模式来间接影响其经济思想的。但在方便的时候，他也不排斥用社会经济因素来解释经济思想当中出现的变化。
显然，这种经济思想史观是与很多流行的观点相对立的。比如，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当中就对哲学社会思潮对经济分析的影响评价不高。这种忽视不同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存在的观点促成了辉格史观在经济思想史研究当中的大行其道。在忽视多元并存的相互对立的经济学推理模式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将某类经济理论及其方法作为评判过去经济思想的准绳，从而经济思想史就被处理成了某一类理论获得胜利而其他种类的理论被淘汰的过程。
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是对这种流行观点很好的回击。正是因为一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在方法论层面上的不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理解不同经济思想以及它背后的方法论假定来说是必要的。普利布拉姆在全书的结尾处这样写道：“以上的讨论旨在为很多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一个问题提供解答：为什么要一直花这么多工夫去阐明和教授经济思想史，而自然科学史虽然一直被当作科学推理总体发展的一部分但却没有被作为学术课程的一个构成部分?赋予经济思想史以社会地位是由于这个事实：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一直以来都是对立思想模式之间不断更新的纷争的竞技场。对经济学这个词有着分歧很大的解释;对于基本经济问题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恰当方法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达成过共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经济问题和对它们进行分析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经济问题和对它们所进行的分析。”
经济思想史中的两大推理模式：唯名论与本质主义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伊利亚斯·L.哈立勒(EliasL.Khalil)将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视为普遍主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代表。这种普遍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思想史上的“经济理论只是改变了其外观而保留了一个恒久的核心或者本质”。这种核心或本质一般不是指某种具体的理论，而是指方法论层面的某种特征。对于普利布拉姆来说，这种方法论层面的核心问题就是唯名论(nomi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他有时也使用普遍主义(universalism)一词的对立。
普利布拉姆的这种区分源于中世纪关于唯名论与唯实论(realism)的争论。本质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因此，本质主义的推理就表现为试图确定事物的本质，并认为由此人们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知识。而唯名论者则认为，人类是不能认识到事物本质的，本质只是人们主观赋予在一类事物上的概念而已。因此，唯名论者的推理并不试图探讨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试图确定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照普利布拉姆的观点，如果将唯名论和本质主义视为经济学推理模式的两极，那么，经济思想史中的各种经济理论则处在这两极之间的不同位置上。极端的本质主义推理的代表是中世纪的经院式推理(Scholasticreasoning，由于托马斯·阿奎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所以普利布拉姆称这种类型的经济学为托马斯经济学(Thomisticeconomics)。这种经济学试图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确定经济概念的本质，从而对各种经济现象做出符合教义的评判。在经济学推理模式的两极的另一端，唯名论的代表则是经由边际主义和数学化的盛行在一战之后初步成型的假设经济学(hypotheticaleconomics)，它的推理方式被普利布拉姆称为假设推理。
普利布拉姆认为，长期以来经济思想史中就一直并存着多种经济学推理模式。它们依据和这两种对立观点的相近程度散落在了这两极之间的区域中。在19世纪之后，则明显地出现了三种不同推理模式并存的局面：以边际经济学为代表的假设推理、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中称为辩证经济学dialecticeconomics)为代表的辩证推理和德国历史学派(书中称为有机经济学organismiceconomics)为代表的有机推理。普利布拉姆认为，在这三种推理模式当中，假设推理更接近于唯名论，而另外两种则更接近于本质主义。在历史上，这三种推理模式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
普利布拉姆对两大推理模式的评价与批判实在论的反思
(一)普利布拉姆对两大推理模式的评价
普利布拉姆对两大推理模式的态度有些暧昧不清。在理论层面上，他力图秉持着一种中立的立场而不对各种推理模式的优劣进行评判。他认为：“没有普遍接受的标准来做这种判断。”从这点来看，他对不同的推理模式都是包容的。将历史上的经济思想的本质追溯到唯名论和本质主义的分歧上，作者的这个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推理。另外，他认为，受制于最优化和均衡观念，唯名论的假设推理模式是一种静态的系统。用这种系统来处理时间上的变化，特别是历史上的突变会显得非常困难。但是，本质主义的推理模式(德国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这样的困难。同时作者认为，与德国历史学派相比，马克思的辩证推理要更加成熟，逻辑上也更加一致。
虽然在理论层面上普利布拉姆保持着中立，但是在实践层面上或者说政治实践上，普利布拉姆的偏向是很明显的。在《对立中的思想模式》当中，他将唯名论的推理模式和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而将本质主义的推理模式和纳粹极权主义以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结合普利布拉姆的生平，他产生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普利布拉姆在纳粹上台之后动乱的时局下生活过，他曾目睹受到极端思想蛊惑的青年学生焚毁书籍，曾经因学生暴动而受到死亡威胁。他因此举家逃往了美国。普利布拉姆作出这种论断的理由是：本质主义推理以及它常常采取的目的论式的论证意味着一种历史决定论。
(二)批判实在论的反思：科学实践的本质与唯名论的误解
在1997年的一篇经典论文当中，安德鲁·谢尔(AndrewSayer)对本质主义作出了基于批判实在论的评价。他认为，本质这个概念是混杂的，本质既可以指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又可以指事物当中蕴含的生成机制(generativeproperty)，这种生成机制与事物能够发生什么变化有关。但是这两种本质是没有必要重合的。强的本质主义观点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个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本质，这是不必要的。而一种温和的本质主义则是可取的。这种观点认为不是任何的事物都有本质，而将本质视为事物当中蕴含的生成机制。这种温和的本质主义是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相契合的。
如果我们回想普利布拉姆对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质疑，我们会发现人们之所以会将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联系到一起，是因为人们错误地理解了因果规律。批判实在论认为，如果科学实践是可理解的，那么因果规律就不能是一种事件规则性，而应当是一种实在层面的机制、结构、趋势。实验室活动的目的在于以人为干预的方式控制其他趋势的影响从而使得某些趋势的作用显现出来。而到了实验室之外的开放系统当中，不同的趋势在共同发挥着作用，而具体哪些趋势在发挥作用需要取决于具体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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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对因果规律的重新认识，“因此要通向决定论有四重障碍。首先，因果力量——比如生孩子的能力——是否存在依赖于具体情况下可能出现的特定结构或物体。第二，这些力量是否发挥作用是依情况而异的，而不是前定的。第三，是否以及什么时候它们发挥作用，这些结果依赖于和其他可能有关的现象之间的调和——或者说中和。第四种可能是，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因果力量本身(并不只是说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发挥作用)是可以改变的”。
这时，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前面关于本质主义的探讨中，我们会发现温和的本质主义观点与批判实在论是一致的，它们同样将因果规律视为实在层面的机制、结构、趋势。由于错误地理解了因果规律，普利布拉姆错误地将本质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画上了等号，这使得他在政治立场上更加偏向于唯名论的推理模式。但问题是，如果将唯名论视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如果将唯名论视为否定一切本质的存在，这就产生了由唯名论滑向相对主义的可能。这使得唯名论意味着科学实践当中产生的对规律的认识都是由人类主观生成的联系，而与客观实在没有关系。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就会难以理解人类社会所有的科学实践，难以理解这些科学实践所取得的成功。而且，按照这种观点，估计差不多所有这个名目下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同意自己是唯名论者，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实践没有在寻找因果规律。
然而，出于其他的理由，他们仍然可能成为唯名论的支持者。尽管唯名论名下的经济学家可能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实践没有在寻找因果规律，但是他们可能会赞同要反对历史决定论;并且他们可能更会赞同没有什么本质主义者所说的社会关系、组织制度、主权国家、人类社会的本质，而只有孤立的个人和这些个人相互之间产生的联系，由此，这些经济学家们就有可能成为唯名论的拥护者。
但事实上，这种做法已经事先假定了人类社会在实在层面的结构、趋势、规律都是如同原子之间机械关系，到头来只是用一种原子论形式的本质主义取代了一种本可以更加开放且更加现实的本质主义。因此，唯名论与其说是那些经济思想的推理模式的本质，不如说是一种它们共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于，它阻止了追随它的经济学家从实在层面来认识自身实践。这种意识形态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这种推理模式的经济学在实在层面上被赋予了某种先天的假定，而这种先天的假定的存在就注定了这种推理模式的经济学被束缚在了自设的狭隘范围内。按照托尼·劳森(TonyLawson)的观点，在现代主流经济学当中类似的状况是由数学演绎主义带来的。
批评和总结
尽管普利布拉姆的《经济推理史》篇幅非常之大，但是与它所考察的浩瀚无垠的经济思想史相比，这部著作仍然显得容量不足。这就使得它对很多经济思想的考察不够深入，甚至有失偏颇。
这部著作将经济思想史上各种经济思想置于一个广阔的哲学社会思潮背景当中进行考察，这种研究方法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普利布拉姆描画出的经济思想史的整体图景中，辉格史观所构想的线性累积的发展道路是子虚乌有的。
《经济推理史》在梳理哲学社会思潮与经济学推理模式的关系的基础上，试图去探讨在经济学推理模式当中的，也就是方法论当中的某些核心因素。这种尝试正是哈立勒所强调的普遍主义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所在。普利布拉姆将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视为唯名论和本质主义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正如上文所述是错误的。但是，普利布拉姆的考察仍然是有启发性的。他的研究突显了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重要作用。普利布拉姆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进一步认识现代经济学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分歧，从而为经济学范式的变革提供历史经验和理论的支持。——论文作者：贾根良何增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