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本文采用集对分析方法，从旅游资源禀赋等5个方面对2009-2018年我国各省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进行综合测度，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和演变过程。研究表明：(1)从时间序列演化上来看，2009-2018年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整体上不断提升，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区域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小。(2)从空间格局演化上来看，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空间分异明显，空间集聚效应明显，总体上东部高于西部，南部优于北部;“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相对和绝对差异都逐步减小，逐渐趋于均衡态势;三大区域旅游发展状况相比，中部较均衡，西部最不均衡。旅游发展基础条件、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共同作用于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时空格局演化。
关键词：旅游综合发展能力;集对分析;GIS分析;时空演化;形成机理
一、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旅游业快速成长，“十三五”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文件，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提升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既是增强旅游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旅游业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我国各省份旅游业发展特征性明显、水平程度不同，差异性和不均衡性表现较为突出，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31个省份(未含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进行全面评价，为各地区制定旅游发展策略提供参考和依据。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研究的热度也在不断提高。国外学者对目的地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需求、旅游资源、旅游地形象打造与市场营销等视角[1]。如Divisekera认为，研究旅游需求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抓住游客的旅游需求，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持或提高目的地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和旅游竞争力[2];Melingonzie和Garcfalcn等提出，目的地所拥有的特定资源禀赋是决定旅游产业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这里所指的特定资源包含自然资源以及参与特定旅游经济活动时的一切要素和资源[3];Buha⁃lis则认为，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与市场营销、旅游形象塑造关系紧密，开发商制定的旅游市场营销战略显得越来越重要，旅游目的地在注重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对自身旅游形象的塑造[4]。国内学者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方面做了很多实证研究，多数学者以省级区域为研究范围，分析该区域内部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并讨论其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差异和形成差异的原因。陆相林以产业结构与功能为出发点，构建出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山东省17个地市为例，做了旅游发展能力优劣类型的划分[5];梁滨和邓祖涛以长江中游城市群最新地域空间范围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差作为衡量地区绝对差异的指标，变异系数用于衡量相对差异的变化，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间旅游经济发展状况[6]。
国内外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相关联的研究内容多样化，且集中性相对比较明显，国外学者偏向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则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整体来看，目前已有的关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研究，很少有将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面板数据分析，研究对象范围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另外，学者们在进行定量分析时虽然都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但指标的选取面较为狭窄，一定程度上缺乏全面性和结构化，相关评价指标还需进一步完善。本文在对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构成要素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一套相对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主要采用集对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对我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进行时空演化分析，从而为各省区市调整旅游发展方向、制定旅游发展策略等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是旅游目的地通过开展旅游经营活动，在成长积累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旅游发展规模、增加旅游发展效益的一种现实或潜在的综合性的能力，反映了目的地旅游发展的条件和水平。本文在参考和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7-11]，遵循科学性、典型性、系统性、全面性、目标导向、可操作性等指标体系构建原则[12]，建立了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接待能力、旅游发展现状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共5个要素，19个具体指标。
(1)旅游资源禀赋。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A级景点数量这一指标对我国各地区的旅游资源禀赋进行分析。
(2)旅游基础设施。本文中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由星级饭店数量、客房数量、床位数量、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互联网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量、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量7个指标来反映。
(3)旅游接待能力。本文主要选取3个指标来进行衡量，分别是旅行社数量、旅游业从业人员数量、旅客周转量。
(4)旅游发展现状。该要素考察地区内目前旅游发展状况，包括国际游客接待量、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者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客房出租率5个指标，宏观层面上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程度。
(5)旅游环境承载力。本文中旅游环境承载力主要指自然生态方面的承载能力。本文选取了3个具体指标进行衡量，分别是人均水资源量、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EVM法
EVM法即熵值法。熵在信息理论当中是用于测度和衡量模糊性的，按照该性质，各个指标的离散程度能够使用熵值来判断，指标的离散程度决定了其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即权重)，即指标越离散，权重值越高[13]。
四、结果与分析
对区域要素或特征的时空分异研究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经典研究方法，本文运用熵值法、集对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2009-2018年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
(一)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时间演变特征分析
1.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整体上不断提升
表1反映了2009-2018年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总得分，可以看出，我国31个省份10年来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通过计算不同年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得分的平均值可以发现，2009年为0.759，2010年为0.857，且10年间平均值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可见我国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整体上不断提升。根据由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得出的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等级划分结果，就各等级的地区数量而言，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强和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地区数量最多，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地区数量最不稳定，但总体变化趋势是波动上升的。整体上看，我国大部分省份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提升幅度明显。
3.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明显
根据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总得分的变化特点，可看出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在时间序列演化上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009—2011年，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地区数量逐渐增多;2012—2014年，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地区数量不断减少，同时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地区数量增多并维持在稳定的状态;2015—2018年，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地区数量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多的“U”字型趋势，而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数量却呈现出先增多后减少的倒“U”字型趋势，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强的地区数量不断减少，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地区数量基本稳定。由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时间演变上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以推测，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政策法规、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体制机制等，某个时间段内，任何单方面或多方面因素影响都会使得区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发生变动。
(二)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1.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总体空间演变特征
(1)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逐渐向中部和东北部方向演变。2009年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主要有甘肃、贵州、天津、海南，自2010年起吉林由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区域开始演变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随后山西、黑龙江等也成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省份。综合来看，2009—2018年，中部和东北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地区数量增加，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逐渐向中部和东北部方向偏移。
(2)就全国而言，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方地区优于北方地区。东西方向上，呈现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东强西弱的分布格局，东部以浙江为代表属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区域，西部以西藏和青海为代表属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区域;南北方向上，呈现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南强北弱的分布格局，南方大部分省份都属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和能力较强的区域，而北方大多数省份属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和能力较弱的区域。
(3)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空间集聚效应明显。除北京、山东等省份以外，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和能力较强的区域大部分集中在我国东南部地区，且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为圈线呈半环带状分布;中部地区的旅游发展也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10年间中部六省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水平基本处于较强和中等的等级，呈现出片状分布特征;西部以宁夏、青海、西藏为代表形成一个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低水平区域。
(4)直辖市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整体提升缓慢。4个直辖市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提升速度较为缓慢。尤其是上海市和天津市，上海市在2011年以前处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区域，之后却划分到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区域，天津市在2011年之前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2011年以后落后到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区域。
2“.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演变特征
根据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总得分(见表1)，结合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可计算得出“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历年平均得分，以及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历年总得分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并绘制出变化趋势图(见图2~图4)。
(1)三大区域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在2011年以后提升速度变得缓慢，且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水平相近，西部地区在2015年以后提升速度也开始放缓(见图2)。
(2)就区域整体水平而言，2009—2018年，西部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得分曲线始终位于东部和中部下方(见图2)，说明西部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水平始终比中部和东部地区低。2013年之前，东部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得分略高于中部地区，2013年之后却一直低于中部地区，表明2013—2018年中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速度加快，旅游综合发展能力逐渐追赶上甚至超过东部地区。
(3)2009—2013年“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平均得分东部>中部>西部(见图2)，基本呈现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格局。具体来看，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强的省份绝大部分位于东部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强和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中等的省份在三大区域均有分布，而旅游综合发展能力较弱的省份集中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弱的省份除天津和海南外，全部位于西部地区(见图1)，说明我国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东—中—西”阶梯状递减格局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有关。
(4)“东—中—西”三大区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历年得分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呈现出波动减小的趋势(见图3、图4)，表明三大区域内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逐步缩小，旅游发展趋于均衡态势。(5)2009—2018年的10年间，三大区域内部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都是中部<东部<西部(见图3、图4)。西部地区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差异最大，旅游发展最不平衡，中部地区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差异最小，旅游发展相对均衡。
五、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分析
(一)影响因素识别
影响我国省域之间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差异的因素很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结合我国旅游发展特点，本文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x2)、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所占比重(x3)、居民消费水平(x4)、旅游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5)、人均财政支出(x6)、客运量(x7)、货运量(x8)为解释变量，旅游综合发展能力(y)为被解释变量，通过对2009—2018年间的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与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假设的8项影响因素均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有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且不同年份的主要影响因素略有差异。由历年回归分析结果可知，8个解释变量对于我国省域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不同，综合来看，2009—2018年的10年间，人均财政支出(x6)的影响最为显著，在1%的水平下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余各项影响因素随着时间的变化分别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2009—2011年，除人均财政支出(x6)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x2)和货运量(x8)对旅游综合发展能力也有重要影响;2012—2016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所占比重(x3)对旅游综合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低于人均财政支出(x6);2017—2018年，与旅游综合发展能力呈现显著相关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且影响程度由强到弱的关系表现为人均财政支出(x6)>客运量(x7)。——论文作者：侯丁冉1，马慧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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