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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变———基于JEL分类体系的考察

分类:经济论文 时间:2021-05-29

  [摘要]基于JEL分类体系,考察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地位和角色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20世纪上半叶,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理论的有机要素和经济学学科的核心部分,在经济学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经济思想史开始走向衰落,逐渐转变为经济学中无关紧要的部分;21世纪初经济思想史被贴上“异端经济学”的标签,进一步被主流经济学所边缘化。经济思想史的由盛转衰导致自身深陷“身份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学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演变———基于JEL分类体系的考察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JEL分类体系;经济思想编史学;经济学方法论;异端经济学

  经济思想编史学(historiographyofeconomicthought)是关于经济思想史的编史学研究,是对经济思想史作为一个整体的元问题研究和理论反思。它融合了经济学、哲学、经济思想史和史学理论,系统研究经济思想史学科本身的历史、理论和实践。①其中,经济思想史的历史是经济思想编史学最基本的研究内容,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②它对于了解经济思想史过去的盛衰沉浮,理解该学科当前有关身份和功用等问题的争论,以及洞悉其未来发展前景意义重大。

  然而,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历史研究却长期滞后和明显不足。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历史上经济学分类体系沿革的视角出发,审视和考察经济思想史学科地位和角色的演变,以期丰富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图景,增进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认识。我们将首先介绍本文研究所基于的数据和史料,对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EconomicAssociation,下文简称AEA)的权威性经济学分类体系予以概述,并阐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然后利用这些档案数据和方法,剖析和理清经济思想史的历史演变;最后得出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并进行简要评论。

  一、数据和方法

  经济学分类体系,通常是指对经济学文献乃至经济学行业从业人员按照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具体研究领域所进行的系统分类,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学界内部经济学家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但由于经济学知识的生产本身深嵌于社会环境之中,这种分类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在不同程度上迎合了外部的各类异质性需求(例如政府机构、记者、出版商、资助者、图书管理员和企业招聘人员等),因而是经济学界内外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①

  目前世界通行的经济学分类体系,是由AEA构建的著名的“JEL分类体系”(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ClassificationSystem)。该体系被国际学术界广泛采用,其分类号不仅为了解经济学学科提供了指南,而且还被用于发布和搜寻工作岗位、分派经费申请、提交论文评审以及查找书评作者等。近些年蓬勃开展的针对经济学家发表成果的相关特征的文献计量研究,便大多数仰赖于JEL分类号这种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和连续的标准来对论文进行分类。

  JEL分类最早可追溯至一个世纪之前。AEA主办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下文简称AER)的编辑杜威(D.Dewey)在1911年3月出版的该刊第1期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学分类,并在接下来各期陆续进行了小幅修改。自此之后,该分类体系在1938—1944年、1955—1956年、1966—1969年和1988—1990年经历了四次重大修订。在此期间,AEA分类体系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由旗下的AER期刊管理,直到1983年才转交给AEA于1969年创办的期刊JEL管理,JEL分类体系也因此而得名。本文按照通行的做法,将AEA一个世纪以来的分类体系笼统地称作“JEL分类体系”。

  切里耶尔(B.Cherrier)利用美国杜克大学鲁宾斯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经济学资料项目”(Economists?PapersProject)有关AEA的档案资料,展现了JEL分类体系的历史演变,为理解整个20世纪经济科学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②本文基于此项档案研究,在利用其文中已公开的档案史料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通过其间接获得的文中尚未公开的档案史料,另一方面依靠搜集AEA等网站上公布和发表的其他诸如会议记录、分类报告和考试试题等史料,集中考察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经济学学科中地位和状况的演变。

  具体而言,本文集中关注并致力于厘清JEL分类体系中与经济思想史相关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子类(亚类)所隶属的经济学主类(大类),以及同与之并列的其他子类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构。同时,从不同时期经济思想史在JEL分类体系中的不同划分及其差异入手,力图捕捉和阐明其背后经济学界对经济思想史所持有的看法和立场的变化,从而尝试理解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整个经济学学科中地位和角色的演变,并运用已有的相关资料,还原和重建经济思想史20世纪以来的发展图景。

  秉承这种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识别出就经济思想史而言,JEL分类体系所经历的五次重大变化。接下来在依次剖析这五次变化的过程中,本研究试图撇开各个时期经济学界内部持续不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纷争的迷雾,“求同存异”,捕捉和提炼其中针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学科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共识。

  二、剖析和考察

  (一)1911—1948年,经济思想史基础性地位的奠定

  AEA的第一个分类体系,产生自1911年其旗下AER期刊编辑杜威出于组织和划分经济学文献的尝试。如表1所示,该分类主要按照研究主题对期刊文献进行分组,具体包含10个大类,其中与经济思想史相关的“理论史”属于第1大类“总论性研究、理论和理论史”。自此之后,产生了有关分类的公开讨论和纷争。1940年,时任AEA秘书长的贝尔(J.Bell)仿效当时的“种—属”生物学分类法,试图将经济学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进行全面无遗的“种—属”划分。如表2所示,前三大类被划归于“经济学方法论”之下,而剩下的则被归入各种“研究领域”。相比之下,时任AER期刊编辑的霍曼(P.Homan)则提出了一种如表3所示的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划分的不包含任何子类的23个大类。

  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尽管贝尔和霍曼就分类体系的目的和原则存有分歧,但他们的总体结构,特别是关于经济思想史部分的看法却是一致的。二者的分类体系均是以某种理论性或总论性大类作为开头,并且与经济思想史相关的子类均属这些大类。在贝尔的分类体系中,“经济理论史或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与“经济理论”并列,同属“经济学”大类。而在霍曼的分类体系中,与杜威一样,“经济理论史”与“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一个大类。

  这种关系在1948年公布的AEA分类体系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表4所示,该分类体系最终采纳了贝尔的“种—属”分类方案。经济学被划分为三大部分: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总论和经济学专论。其中“方法论”指的是“分析地、历史地和定量地讨论经济问题的方法”;接下来的“总论”“为应用这些方法提供了题材”,它们“与方法论主题相关,但与政策和过程问题更加紧密相关”,“指的是研究经济学的总体的、总量的或宏观进路,结合了方法和应用”;最后的“专论”则是“常见的分支学科或应用领域”。可见,“方法论”是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领域,构成了“总论”和“专论”的基础。它具体包括“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统计方法”三种。其中“经济理论”包含了各专业分支所共同关注的主题,而“理论史”则属于“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数理经济学”等量齐观。

  总之,在20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尽管对JEL分类的具体结构莫衷一是,但有关经济学的总体结构,特别是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整个学科中所享有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经济学家却百虑一致。经济思想史在当时被视作经济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或技术,构成整个经济学的基础性学科和领域,处于经济学分类体系的顶端。在他们看来,经济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启发性价值,如同他们研究的“延伸的现在”。①

  (二)1952—1962年,经济思想史核心地位的保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学新领域和新方法的涌现和发展,经济学在性质和范围上经历了重大变化,由此对经济学分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JEL分类体系被寄予厚望,借以展现经济学学科日益深入的一体化和身份的统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分类体系的修订却引发了认识论方面长期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主要在AER的两位编辑马克卢普(F.Machlup)和黑利(B.Haley)之间展开,重点围绕是否能够且应当区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从而建立一个单独的位于分类体系顶层的“理论”类别。最终在双方的妥协之下,于1956年形成了如表5所示的新的JEL分类体系。

  将该版分类体系与1948年的分类体系两相对照发现,事实上经济学的总体结构变化不大。它依旧按照经济学方法论、总论和专论的顺序展开,只是不再使用这些术语作为标题。其中,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这一术语在研究方法论的编辑马克卢普看来,并不等价于经济学方法,而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活动”,因而不能用来指代经济学的方法和技术。②在这一相对稳定的总体架构之下,变化最大的莫过于处于争论焦点的关于顶层“理论”大类的部分。过去顶层主类的标题为“经济理论”,而如今则变为按照主题命名的“价格理论;收入理论;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作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即“微观经济理论”(价格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收入理论)构成了经济理论乃至经济学学科的“核心”,只是由于争论的羁绊和掣肘才最终未使用这两个术语。而经济思想史依然被归入理论部分,与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并列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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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尽管这次由经济学界内部所推动的新修订的JEL分类体系依然充满争论,但经济思想史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却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仍旧像过去一样属于经济理论的一部分,与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共同构成经济学的“核心”。事实上在当时,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课程中占据着显要地位,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在大学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学生都被要求学习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统计学并列的一到两门经济思想史课程,甚至经济思想史是所有经济学博士研究生都必须学习的经济理论核心课程。③

  (三)1962—1969年,经济思想史身份的转变

  20世纪60年代,在精简体系结构以适应机械化和计算机化的压力之下,以及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下文简称NSF)的鞭策下,AEA于1969年对经济学分类体系进行了改革和修订,最终在参照NSF1965年经济学分类(“经济学专业列表”)的基础之上,构建了如表6所示的包含10个大类的精简JEL分类体系。

  乍看之下,经济学的总体结构似乎没有多大变化。分类体系的顶端依然是“经济学总论”和“一般经济理论”的理论性大类,只是在理论之下,首次采用了“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作为子类标题,并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独立出来,与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并列,并且后面依然有经济思想史的显著位置,它与经济理论子类等量齐观。然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与过去隶属于经济学理论不同,经济思想史在这版经济学分类体系中被从“一般经济理论”中剔除出来归入“历史”,与“经济史”并列。而历史与理论共同划入第一大类则完全是出于成本考虑,而不是因为经济思想史与理论之间的关联。这种关系在如表7所示的NSF1965年“经济学专业列表”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事实上,AEA的JEL分类体系正是NSF分类体系的变体。在该分类体系中,“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被归为一类,而不再属于经济理论。并且,在这个分类体系的经济理论大类中,赫然列有1956年版消失的“方法论”。回看1948年版的分类体系,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在此之前,理论作为一种方法,与历史和统计共同构成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而此时,“方法论”却不再被等同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或技术,而是成为有关经济理论的“哲学思考”。当时盛行的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正是这种解读的鲜明写照,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理论的模型和假设的角色。①与NSF的这种处理方法不同,AEA的分类体系却破天荒地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相提并论划归为一类,这同样与过去大相径庭。在此之前,经济思想史作为理论的一部分,构成方法论的要素。现今它则与方法论联系在一起,与理论“分道扬镳”。

  无论如何,在NSF的推动之下,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学科中的地位和角色已然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它已不再作为理论,而是转而被视为历史。在过去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体”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中,经济思想史已经没有了容身之所:“理论”如今已将其抛弃;“历史”本指的仅是经济史,而非完全不同的思想史;“统计”则“根繁叶茂”。经济思想史于是处于一个身份不明的尴尬境地,似乎一下子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这也正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鲜明写照。经济思想史已成为一种受经济理论启发的单独的研究活动,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反过来,经济理论受经济思想史的启发。对于经济理论家的训练和教育而言,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已不再重要。经济思想史被逐出经济学的中心,为更加技术化的经济理论和新兴的计量经济学腾出空间。经济思想史由过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和核心课程转变为选修课,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培养项目正式摒弃经济思想史。主流的专业学会期刊对经济思想史越来越丧失兴趣和热情。②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了大量文献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中的作用③,兴起了一股重要的课程保卫运动。作为对这种经济学界冷落的反应,经济思想史学者开始组织起来,创办了自己的专业性期刊和学会。经济思想史从过去覆盖整个经济学学科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四)1988—1991年,经济思想史核心地位的丧失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学学科规模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经济学家越来越依靠JEL分类体系的分类号作为一种地图指南,以期从知识和制度上去了解和把握日新月异的经济学行业。在此推动之下,JEL期刊编辑致力于将经济学学科成熟的核心领域结构转化为一套系统的分类体系,并适应经济学家认同的新兴应用研究。因此,此次分类体系的修订工作,便主要围绕经济学学科核心类别的打造以及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整合而展开。最终于1991年形成了如表8所示的在接下来二十多年总体上保持稳定的新的JEL分类体系。

  由于不再受上个时期的预算约束,此版分类体系根据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各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之间关系和逻辑结构的主流看法,划分了以大写字母作为开头的19个大类。其中经济思想史不再像上次那样因为成本考虑“尴尬地”被同经济史一起归并到理论和历史大类,而是与方法论一同构成了一个大类。与60年代有所差异的是,彼时经济思想史是与方法论并列同属一类,而此时二者则更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为其所属大类的标题便为“方法论与经济思想史”。微观经济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也各自独立出来,分别改名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长达半个世纪争论不休的“理论”类别随之消失。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终于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经济学”。这意味着过去构成经济思想史容身之所的“理论”类别正式消失,经济思想史在过去所确立的身份被取消,新的身份依然不明朗。并且,经济思想史继续沦落在经济学的核心之外。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看来,第三、四、五大类的微观、宏观与数量,而不是四五十年代的理论、历史和统计,构成了经济学学科稳定的方法核心。该核心被应用于第六到第十九大类一系列研究领域。——论文作者:李黎力李家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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