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铁路建设是促使西部边疆时空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核心因素。与铁路建设密切相关的时空压缩、时空想象和时空记忆，有助于推动更为连续的国家空间的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部边疆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政治效应，在不同时期为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应摒弃单一经济资本的研究维度，充分结合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视角对西部边疆交通建设问题进行分析，通过与时空效应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西部边疆;铁路;时空效应;中华民族
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自2000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①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持续增强。但是，目前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且西部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如东、中部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部分学界和舆论声音认为未来应减少对西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倾斜，并加大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②多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与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西部边疆地区的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相互交织，应如何客观、全面地认识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及其社会效应?一方面，时空关系或时空结构是社会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经济学过去对时间的研究大多脱离空间基础，对空间的研究也有忽视时间因素的倾向。③另一方面，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缺少从多民族国家的视角对西部边疆交通发展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政治效应。鉴于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对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异质性与多样性特征，有关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的分析，应当摒弃单一经济资本的研究维度，充分结合多学科理论视角进行考察。本文在回顾建国后西部边疆铁路发展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铁路建设所发挥的时空效应及其对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同时，结合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对西部边疆的铁路运输事业进行展望，认为未来应积极推动西部边疆铁路网络的发展，以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视角分析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西部边疆铁路建设的三个阶段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内陆深广，铁路在各类交通运输方式中的比较优势突出，对于西部边疆铁路建设历程的梳理与分析，是深入认识铁路在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重要前提。
(一)铁路建设的三个阶段
初始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需要着力发展工业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正常运作。同时，受美苏争霸与冷战国际环境的影响，部分重工业基地亟待向西部地区转移。因此，在西部边疆铁路初始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将区域交通枢纽与部分边疆省会或首府城市相连接，服务于建国初期的国防、政治与工业建设。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工程包括成昆铁路、兰新铁路、包兰铁路等铁路干线。“作为一种社会与空间的连接工具，在现代民族国家中，铁路越来越多地将不同地方的人和事物相联系，而这些地方在工业社会到来之前并未直接或频繁地联系。”[1]以成昆铁路为例，成昆铁路经过众多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部分地区甚至长期与世隔绝，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而铁路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延伸通道，能够促使当地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外界产生更多交流与互动，不断推动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整合。
稳步发展阶段(1980年至199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国家将工作重心逐渐转向经济建设。但是，在改革开发初期，交通运输仍然是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运输能力的增长也远落后于运量需求的增长。因此，这一阶段铁路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将部分大城市与交通枢纽城市相连接，服务于改革开放以及西部地区商贸、物流、金融、资源等全方位的经济建设，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工程包括南疆铁路、兰新复线、南昆铁路等铁路干线和支线。“对一个国家而言，宏大的铁路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它对统一路网的要求、对时空差异的协调，它与国家经济体系之间的再现与对应关系都表明它可以被视为现代性的代表。”[2]例如，“北疆铁路和南疆铁路的修建不仅提升了新疆内部交通网络的联通性，同时也展示出国家推动新疆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治意志与国家能力”[3]。改革开放之后，铁路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所引发的各类社会效应从未像当时如此的广泛和复杂，西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由此发生了诸多变化。
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2019年)：自2000年起，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西部铁路营业里程获得大幅提升。这一阶段，铁路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青藏铁路(二期)和部分高铁干线的修建以及加强铁路支线与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系，服务于国家缩小东西部差距、平衡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具有代表性的铁路工程包括青藏铁路、兰新高铁、贵广高铁、沪昆高铁等一系列高铁干线和普铁干线与支线。“铁路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合理高效的铁路运输系统有利于发挥交通运输的支持引领作用。”[4]例如，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其建成与开通不仅大幅提升了单一通道进出西藏客货运输的能力，而且通过铁路把西藏与内地融入一个更大的高效率网络，实现西藏交通运输的立体化布局，①直接推动了当地旅游业和特色农牧业的发展，对于促进广大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阶段的铁路建设比较
从西部边疆铁路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所处历史阶段不同，铁路建设的目的、特点及其对时空格局演变的影响均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其所引发的时空效应具有较强的相似性(见表1)。一方面，铁路为国防和工业基础的奠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于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铁路所引发时空格局的变化及其时空效应的发挥日趋明显，不断促进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和交融，铁路也因此逐渐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国之重器”。
总之，西部边疆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铁路网密度逐步提高，与东部和中部的联系日益密切，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聚合的时空效应不断强化。但是，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边疆地区的铁路仍然存在连通性差、运输效率低的问题，网络布局还具有较大的提升与优化空间。未来，应积极推动西部边疆和民族地区的铁路发展，构建多元化的战略运输通道，使西部地区形成较为完善的铁路网骨架，充分发挥铁路的政治、经济、社会整合功能。
二、西部边疆铁路建设的时空效应分析
交换、位移和通信能够带给人类启迪与进步，孤立和断裂则是这一进程中需要跨越的障碍。铁路改变了人类的地理观念和对空间距离的认知，人们开始以时间而非空间来感知距离，即马克思所说“用时间消灭空间”。“交通机关运输机关的变更，会使旧生产中心地衰落，使新生产中心地崛起。而在运输机关发展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速了;空间距离也在时间上缩短了。”[5]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交通技术的进步不仅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政治效应。1949年后，铁路运输事业的发展逐渐重塑了西部边疆的时空格局，为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铁路与多民族国家时空压缩
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深植于人类不断谋求进步和跨越时空的愿望。在前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是高度重合的，即空间上的低度延伸支撑着时间上的高度凝结，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主要受到地域性活动的支配或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6]。铁路网络的建设使得广大西部边疆地区经历了高度的时空压缩，不同地点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转变为一种“时空接近”的关系，发生在不同城市、区域的社会事件相互交织，不断推动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和交融。
由铁路建设所催生出的时空压缩首先缩短了边疆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时空距离。以西藏为例，拉铁摩尔在分析中国的边疆形态时认为，“位于中国西南部的西藏则是第三种边疆地区，它的历史是受那个难以逾越、无法侵入的地理环境特征支配的”[7]。尽管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修建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藏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但频繁的地质灾害、有限的运输能力和较长的运输时间等始终限制着西藏可达性的提升。作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之一的青藏铁路，则为西藏与其他区域的时空关系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与动态性。巴菲尔德在研究内陆亚洲游牧民族时也曾指出，“铁路的发明改变了中国沿边与内地的关系。货物可以通过铁路从城市中心便捷地远距离运输，而汉族移民也沿着铁路的尽头进入广阔的蒙古地区”[8]。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每一波创新都带了一种彻底的转换，空间得以重新组织，并打破对相对有限的生物区的依赖，①在时空压缩的历史进程中，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为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有序化提供了运行机制的保障。
铁路是现代民族国家实施领土工程的重要工具。首先，铁路作为一种“加速器”，所引发的时空压缩可以将中央权威扩展到遥远的边缘地区。②“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治理形式的变化与速度的提升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对于人口和资源流动速度的控制之上。”[9]随之出现的时空压缩能够构建出更为连续的国家空间，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其次，铁路是探索空间与权力运作的一个重要面向。铁路运输的重要特征是对人员和货物实施集中行政管控，政治权力的运作正是在时空压缩的过程中控制、增强或削减各种“流动”，进而表现出国家对领土主权行使的完全独立和绝对控制。最后，长期以来，交通成本一直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发展与城际联系的关键因素，而铁路的出现不仅大幅降低了物流运输的时间成本与货币成本，也推动和优化了国家资源的再分配，对于维系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秩序至关重要。
例如，自1985年至2015年，兰新铁路陆续实现了西沿线全线通车、复线建设、电气化改造。兰新铁路的修建以及列车运行速度的不断提升，促使新疆与内地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1981年上海直达乌鲁木齐的列车运行时间为79小时08分钟，①当前直达列车运行时间为38小时16分钟，从上海出发经兰州换乘高铁的全程运行最短时间仅为21小时32分钟)，进而直接推动了新疆与内地之间人员和物资的往来，时空压缩效应非常明显。在时空距离不断缩短以及国家物质资源日益丰富的共同影响下，如表2数据显示，1985年至2015年，新疆与北京、上海、江苏、广州等东部发达地区的铁路货物交流总量呈逐年增长态势。“频繁、大量的物资交流与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技术传播、文化旅游、教育合作密切相关，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容易催生出一种相似的经济组织结构与现代文化形态。”[10]伴随着铁路运行速度的逐步提升以及时空压缩效应的日趋强化，新疆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持续、便捷的物资交流，有利于更好地传播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国家意志，对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运动速度的提升以及位移手段的增加，使得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逐渐成为重要的国家资源分配工具。”[11]作为支撑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组成力量，铁路在现代社会中也日益发挥着更多的社会政治效应。
(二)铁路与多民族国家时空想象
时空压缩促使人们的社会行动从传统的地域化情境中被“剥离”出来，并跨越广袤的时空距离重组各类社会关系，进而产生现代性的时空想象。与交通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时空压缩，为人员、商品、信息等提供了一种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与传统社会中多数人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比较而言，现代社会中的高度流动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众多方面将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成一种全新的时空观念。“由于速度新近获得了可变能力和扩展能力，在现代的时空之战中，空间是笨拙迟缓、僵化被动的一方，而时间则是积极主动、具有充分活力的一方。”[12]因此，人们逐渐开始通过时间而非空间感知距离，想象多民族国家的存在和“通向”多民族国家的方式也习惯借助于日常生活中的高度流动性和现代性的时空想象而进行构建。或者说，交通运输为多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创造了特殊的社会条件。
如图1数据所示，改革开放后，在铁路运输事业发展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西部边疆地区的铁路客运量呈持续攀升的状态。铁路客运量的不断增大，首先反映了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流动数量的增多，并体现在旅游、投资、商贸、文化、教育、医疗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之中。时空距离的缩短与交流互动的频繁，从两个方面促使各民族成员生成关于多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为多民族国家的社会整合提供了认知基础。一方面，“中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是非常不平衡的，汉民族的先进性对各少数民族有一种天然的、强大的吸引力”[13]。在时空压缩的背景下，汉族社会中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文化因子不断向西部边疆地区辐射与扩散，各民族的同质性因素日益发展，民族融合步伐加快，时空想象的相似性与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同步持续增强。另一方面，现代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促使不同群体之间发生更频繁、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①广泛的交流和互动意味着各民族成员能够更为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的发展历程。现代性的时空想象并不是一个完全同质化的过程，时空压缩效应鲜明地展现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整体性与多元性特征，为人们客观认识各民族成员共同开拓祖国疆域提供了现实条件。
现代性的时空想象是多民族国家时空秩序形成的基础，而统一的时空秩序对于维系社会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在前现代社会中，人们基本不具备统一时间或编制跨区域时刻表的客观条件，更无强烈的管理时空秩序的欲望。在现代社会中，与时空压缩密切相关的时空想象，是人们对于时空秩序设置、遵守与适应的主观基础。“铁路消灭了旧有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传统的空间——时间连续体，是旧式运输技术的特点，在人们的体验中它正在被消灭”[14]，同时，交通运输的发展也要求标准化时间秩序的形成，以使铁路、航空、航海等交通运输管理及其相关社会活动能够有序进行。“时——空秩序设置是现代组织的核心，只有通过时间表，时——空中前后相继的活动才得以筹划。”[15]标准化的时间秩序以及现代性时空想象的形成，是多民族国家在领土空间内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条件，促成不同社会结构和功能实现有机结合，进而强化多民族国家内部统一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西欧的发展经验也表明，交通基础设施不仅将领土范围内距离遥远的各部分连接起来，大幅提升了边疆地区交通网络的运输效率，时间秩序的形成与管理也通过各类经济活动将越来越多边远地区的民众带到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创造出“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等民族共同体形象，并激发了直到今天依然强烈的信仰与归属感。②
进一步说，统一的时空秩序与现代性的时空想象能够缩短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现代的民族太大，不可能让所有的成员面对面地相遇，因此，对于民族同胞、民族成员的承认……变成了人的想象产物，它依赖于对成员之间的相似性的信念。”[16]对于内陆深广的多民族国家而言，铁路在长途运输上所拥有的速度优势本身也更有利于服务边疆建设，③以时间而非空间感知距离的现代性时空想象，通过铁路这一流动的公共空间创造出一种连接的体验。时间与空间一样，是人类经验的基本形式，但时间经验比空间经验更为普遍，因为它在印象、情境、观念等没有空间秩序的内心世界中也同样适用。④因此，随着不同文化群体交往的加深，心理障碍以及某些旧观念被打破，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基础设施逐渐成为一种传递情感与认知的真实载体，现代性的时空想象则是这一物质载体的心理表征，不断推动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聚合。正如本尼迪克特在论述民族主义的起源时所言，“只有在当很大一群人能够将自己想成在过一种和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相互平行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算彼此从未谋面，但却当然是沿着一个相同的轨迹前进的，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新的、共时性的崭新事物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出现”[17]。
(三)铁路与多民族国家时空记忆
时空记忆是构建多民族国家认同与促进民族共同体聚合的必要性条件。民族共同体形象不仅在空间上有界限，而且在时间上有深度，社会中的个体参与者不仅认为自己与现在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人密切相关，而且与过去在同一领地内从事同样活动的人密切相关。⑤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审视内部和回顾过去，为民族共同体创造一种历史感，但同时也展望未来，为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复兴创造一条进步的道路。“民族的构建是一个历史领土化和领土历史化的过程”[18]，时间与空间的交替和相互作用缔造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程，时空记忆在其中被构建、保存与诠释，生成一种与英雄往昔类似的辉煌未来，从而激励着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在中国，铁路机车型号的命名，通车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例如，1952年，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成功组装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当时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相继解放，因而这台机车被命名为“解放”;2000年后，国家提倡建设和谐社会，适逢我国研制的新一代交流电传动机车面世，即命名为“和谐号”;十八大之后，“中国梦”逐渐凝聚了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以“复兴号”命名的动车组列车，寄托着中华民族成员对美好未来的憧憬;2017年，新疆铁路部门开通“民族团结一家亲号”特快旅客列车，以“流动的民族团结大课堂”形式，为各族群众的交流与互动构建了一种社会公共空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在有规则的时间间隔中维持和再确定集体情感和集体思想，而这些促使构成社会的统一及其个性。①为机车命名，既是中国铁路一项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维系与再生产特定时空记忆的重要方式。“解放”“建设”“东风”“和谐”“复兴”等，不仅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在铁路机车的发展沿革中也逐渐成为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符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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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机车命名类似，时空记忆中的“铁路精神”也是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铁路包含着持续流动与循环的发展愿景，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统一都是建立在这一愿景基础之上的。“进入现代社会后，铁路不仅被广泛用于民族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作为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支点，也被用于重建民族共同体的集体信仰和加强集体荣誉感。”[19]创造一个强大的“历史与命运共同体”，是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正向功能之一。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铁路在边疆地区的修建与使用，不仅体现了国家实现空间控制的能力，也被视为一种政治纽带或是关于民族团结的集体经验。凭借铁路建设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铁路精神”始终构建与传播着独特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回溯光荣历史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情感关系与社会想象力，其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使各民族成员面向一个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例如，成昆铁路的贯通，穿越了被国外专家断言为“筑路禁区”的复杂地质环境，创造了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以铁道兵为核心的“成昆精神”，在成昆铁路建成的近五十年中，始终记录着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团结统一、不畏艰险和敢于奉献。再如，建设青藏铁路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青藏铁路的建设不仅是对国家综合实力与科技实力的检验，也是对人类自身极限的挑战。以“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核心的“青藏铁路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与勤劳勇敢，并再次向世人昭示，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无论是“成昆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还是其他铁路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时空记忆传承的载体，而且始终发挥着强大的精神聚合作用，逐渐成为一种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积极力量。
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西部边疆铁路发展前景展望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西部边疆铁路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在交通强国建设的推进下，铁路技术装备、发展理念、运营模式等将会持续创新，日益满足人民美好的出行需求，特别是高速铁路网络的发展进一步改善了民族地区铁路沿线城市的可达性;②另一方面，在中国和整个世界均处于新旧转换的关键期，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格局变动等现实背景下，西部边疆铁路也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未来，应密切结合时代特征与相关国家战略，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性视角认识西部边疆的铁路建设。
(一)西部边疆铁路建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完备的交通系统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条件。“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甚至交通的速度也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节奏有重要影响。”[20]从印度、秘鲁、老挝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领土想象、人员流动、文化传播、商品交换等，也是促使不同族群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21]。再以中国为例，长期以来，受特殊地理自然条件的影响，广大民族地区的轨道交通发展较为缓慢，始终制约着西部边疆与其他区域更为广泛、密切的交流。目前正在修建的川藏铁路以及规划设计中的滇藏铁路、新藏铁路、甘藏铁路等，未来能够大幅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的铁路运输能力，释放更多由交通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红利”，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论文作者：王浩宇，王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