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个人在文莱华人社会田野工作经验的描述和思考，强调田野关系和情感互动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的重要性。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情感互动是获得田野材料和理解地方社会文化的重要渠道，被研究者的情绪或情感表达与田野中获得的文字、影像或访谈资料一样，都是重要的研究材料的一部分。研究者要在田野中获得真情实感，需要回归到人类学长期的田野工作中，并在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中投入情感。
关键词：田野关系;情感互动;文莱华人;田野工作;海外民族志
一、研究缘起
“以非西方社会未开化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逐渐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形成了与西方人类学不一样的研究脉络，那就是“中国人类学的主流和常规是做国内研究，在家乡(本国)做田野工作是中国人类学很发达的传统”①。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以及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需要等多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人类学“在本国做田野”的传统逐渐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始对不同于“我们”的“异域”进行探索和研究。②
2017年初，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建立文莱研究所。田野工作是认识“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步，对于研究文莱这样一个缺乏文献资料、缺少深入的民族志研究成果的国家来说，“田野”显得尤为重要。2017年7月，笔者与研究团队一行4人第一次前往文莱，开始了文莱华人社会田野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在过去三年多时间里，笔者5次前往文莱，深入体验文莱社会的文化与习俗，并通过文莱华人的移民历史、宗教信仰、华文教育和华人社团等方面了解文莱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状况。据悉，笔者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在文莱进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学者。通过个人的田野经验和实践，笔者发现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在田野中很容易得到当地华人(被研究者)的接纳和信任，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基于共同的族群身份、文化认同以及由此所激发的个人情感与共鸣，影响着笔者在文莱田野关系的建立、互动和研究工作的进程。基于个人在文莱田野工作的经验，本文试图探讨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情感关系的建立、互动以及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对田野工作的影响。
二、进入田野与田野关系的建立
(一)关于文莱
文莱(BruneiDarussalam)全称文莱达鲁萨兰国，是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的一个马来伊斯兰君主制国家。文莱北濒南中国海，与越南隔海相望，和马来西亚接壤，并被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州分隔为东、西两部分。文莱国土总面积为5765平方千米，海岸线长162千米，是东南亚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①根据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部提供的数据，文莱2019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59500人，其中主体民族马来人(Malays)为302200人，华人(Chinese)为47200人，其他族群(others)为110100人。②文莱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大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文莱伊斯兰文化氛围浓厚，首都斯里巴加湾市2015年被选为亚洲伊斯兰文化之都。③文莱是君主制国家，苏丹是国家最高元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文莱盛产石油和天然气，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之一。
(二)去文莱：田野的开始
“在个人层面上，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跨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安全地带，进入一个陌生的、有时是令人不安的世界。田野中的人类学家有可能遇到许多挑战——生理的、社会的、精神的、政治的、伦理的。”④除了要面对上述的种种挑战，人类学家要开辟一处新的田野还要遇到诸多困难。日本人类学家黑谷沢认为，所有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都知道，让自己进入一处新的研究地点时，都要花费许多金钱、时间和精力。⑤这包括得有一个地方生活和工作，有交通工具且对当地足够了解以便四处走动，以及在他感兴趣的社会群体中结识关键人物并与他们友好相处等。与很多人类学家进入田野之初所遇到的种种困难相比较，笔者在文莱田野的开始可谓是一个例外。
2017年6月底，笔者收到文莱华人沈先生发来的微信，他询问笔者当年7月中旬是否能安排去文莱做田野，如果能去，他将帮忙安排行程，其中包括参加文莱苏丹71岁华诞庆典。沈先生2017年4月底与文莱大学的一名教师到笔者任职的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访问，那时文莱研究所刚刚成立，相关研究尚未开始。当笔者谈及有关文莱的研究以及未来计划去文莱做田野时，沈先生说，如果笔者去文莱做田野，他可以帮忙安排，但笔者没有想到，这个“安排”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7月恰好是暑假，而此次田野能有机会参加文莱苏丹的生日庆典，这是认识文莱社会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于是笔者没有太多犹豫，决定安排时间，半个月后去文莱开展初步的田野考察。与笔者同行的还有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潘艳贤老师和硕士研究生马莉莉、赵凯莉。
文莱是马来伊斯兰君主制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与习俗。尽管笔者长期以来在广西中越边境地区的壮族、瑶族、京族乡村社会开展田野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田野经验，但要漂洋过海到文莱开辟新的田野点，仍然感到有些紧张，尤其担心自己因为对文莱社会文化了解不足会在田野中造成不必要的误会或不适。所幸在研究团队出国前，沈先生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着装和访问的礼仪等问题：因为要拜访华人社团和华人领袖，衣着要比较正式，不能太随意;文莱是伊斯兰教国家，尽管我们不是穆斯林，但着装也不能太短太露，裙子要长过膝盖;尽量不要穿黄色的衣服，因为黄色是皇室的颜色;我们将出席文莱苏丹的华诞晚宴，为此要准备一件白色礼服，礼服要求是有领子的长袖长裙。此外，沈先生还建议我们制作个人名片以及印制有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名称、院徽的小锦旗，以便与访问的社团或学校交换。这次文莱田野之行的准备工作与笔者过往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田野经验完全不同，大家在临行前赶着印制名片和锦旗，到布料市场量身订制白色礼服，准备各种有中国或广西特色的礼物，比如茶叶、中国结和刺绣品等。尚未踏出国门，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去异国开展研究的气息。
三、在文莱做田野：个人经验与实践
文莱给予中国公民14天的赴文莱落地签待遇，因此确定了行程，购买了往返机票，笔者与研究团队一行4人如期踏上了前往文莱的旅程。这次仅有10天的短暂的“田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田野工作，只是一次对田野点的初步考察，然而它的特殊意义在于这场由文莱华人引荐的、被安排好的“田野”是笔者进入文莱的方式，它使笔者对文莱社会的理解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从华人社会开始，并以团队的形式展开。“从中国来的”“硕士生导师”或“教授”“研究生”等标签在团队进入田野之时就开始在这个错综复杂的田野空间中呈现，并影响着我们(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关系的建立和田野工作的进展。
(一)一场被安排好的“田野”：田野关系的建立
2017年7月13日，笔者一行4人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转机后顺利抵达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市。沈先生和他的哥哥(沈校长)到机场接机，并将我们送到预订好的酒店。①当天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完晚饭后，沈校长给了我们每人一份日程安排表，日程表将我们在文莱每一天的安排都计划得清清楚楚，包括接车时间、访问的人物(社团或学校)、时间、地点和事件等。原来在我们到达文莱前，沈先生和沈校长就已经为我们的田野做了周全的安排，并提前与要访问的华人社团及华人领袖取得了联系。在这场“被安排得很好的”10天的“田野”里，我们参加了文莱苏丹71岁华诞庆典，访问了8个华人社团和3所华文学校，拜访了3户华人家庭和1户当地土著伊班族家庭。研究团队在很短的时间里从城市到乡村，访问了文莱全国4个区的文莱—摩拉区、都东区和马来奕区，除了被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分隔的淡布隆区因为交通不便没能到访外，其余的3个区都有访问。
相关期刊推荐：《民族艺术》(季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民族艺术刊物。刊发各类关于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究的文章，尤其欢迎选题独特、材料丰富、方法新颖、视野开阔的文稿，提倡立体性跨学科研究。设有：特稿、前沿话题、学术访谈、特别策划、文化研究、艺术探索、田野观察、书评等栏目。
这次初步的田野考察让研究团队在很短的时间里对文莱社会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也让文莱的华人开始认识我们——来自中国的学者和年轻的研究生们。除了沈先生，沈校长在研究团队进入文莱的田野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文莱长大的沈校长热心收集当地华人的历史资料，并时常在华文报纸发表文章，加上他熟悉文莱社会，社会脉络广，不仅是我们认识更多华人的引荐人、“司机”，还是我们在田野中的关键顾问(keyconsultant)。沈校长没有受过人类学的训练，他因为我们在文莱的田野才知道“田野”的概念，但他努力从笔者的解释中去理解“田野”，并帮助我们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我们的研究对象。2017年7月，沈校长带着我们第一次访问马来奕县华人机器公会和诗里亚新村互助社。当我们到达座谈会现场时，笔者惊讶地发现在主席台上挂着“热烈欢迎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汶莱①田野考察团”的长条横幅。
国家都有关于华人历史的著作，唯独文莱没有，他对此表示很遗憾。沈校长希望通过研究团队在文莱的田野工作，收集资料，记录华人口述历史，最终能出版一本文莱华人历史的书，以记录华人在文莱的奋斗历程。沈校长同样把他的这个想法传达给华人社团代表或华人领袖。当他第一次把我们介绍给受访的个人或社团时，通常都会提到我们来文莱的目的是做“田野”，并帮助我们进一步解释“田野”的含义，同时强调我们在文莱收集资料、做口述访谈的重要意义，那就是要完成一本有关文莱华人历史的书。因此，他提醒受访人家里如果收藏有历史资料，比如老照片、旧证件等，请提供给我们复印或收藏，以便用于研究。
(二)文莱纸媒：田野关系的扩展
2017年7月18日，一篇名为《广西民族大学收集资料拟出版汶华人发展史》的报道在文莱的主要华文报纸《星洲日报》(马来西亚)的《今日文莱》头版发表。这则配有研究团队与华人社团代表大幅合影的报道写道：“东盟各国已有相关史册出版，唯缺汶莱一页，中国广西民族大学为弥补此项缺憾，特派四名代表到汶莱进行汶莱华人社团和社区田野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也尽早将随时湮没的史料，记录成册……希望华人华团会员、家眷或民众，如手上还保留的刊物、史料、相片等，尽可能提供给考察团……”除了头版报道，报纸A5版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研究团队近几日拜访各个华人社团的活动内容和照片。与此同时，另外两家在文莱销售的华文报纸《联合日报》和《诗华日报》也陆续报道了我们在文莱的“田野工作”。
研究团体的“田野工作”成了地方报纸的新闻，这是笔者完全没有想到的。这些新闻内容，有的是记者跟随拍照报道，有的是沈校长为报社提供新闻素材，还有的是受访的社团或个人给报社投稿。这些新闻报道了研究团队有关的活动内容，通常还配有照片以及个人的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和学历等。沈校长告诉笔者，通过报纸报道可以让更多华人了解我们在文莱做的田野，进而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果然，确实有不少田野报道人还没有与我们见面，就已经通过报纸“认识”了我们。2017年7月，我们在沈先生的帮助下有幸登门拜访德高望重的华人领袖林先生。那时林先生已有99岁高龄，平时较少与外界联系，但当沈先生向他说明中国来的老师和研究生想要访问他时，他欣然接受。记得那天中午访谈结束，我们正准备离开林先生的家时，林先生恰好看到他儿子手中的华文报纸，便笑着对笔者说：“看到报纸，我就知道你们来了。”林先生的这句话，让笔者感动了很久。
田野中的新闻报道帮助文莱华人了解研究团队的田野工作，并由此产生对我们的信任，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田野关系的建立方式。我们最初也曾因为能够“上报纸”而感到兴奋，但随着田野的深入以及田野活动的频繁报道，笔者开始陷入困境。那就是田野工作中受访者的个人信息是否应该公诸于众，这涉及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隐私以及研究者如何保护他们的研究对象等问题。另外，田野中的新闻报道是否会引起华人社团内部或个人之间的矛盾或竞争，因为“谁上了报纸”“谁没有上报纸”或者“为什么我的访问没有见报”等问题可能都会在当事人之间引起猜测和怀疑，甚至会引起研究对象的误会而产生隔阂，影响田野中的关系和工作进展。如何理解地方社会，了解田野中不同群体或个人的意愿、想法甚至需求，仍需要在未来长期的田野工作中不断地观察、发现和理解。
四、田野中的情感关系与互动
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研究。田野中的感情因素对田野工作的影响开始不断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费孝通指出：“社会调查关键是在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在有行为有感情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去发现问题、去分析研究。”①周大鸣和秦红增强调：“田野工作的情感因素与客观性并不互相矛盾，在田野中带入情感并不等于收集资料的主观性，而‘分离’并不总是导向客观;人类学田野工作者不仅不能排斥情感，而且必须正视情感，融情感于田野中。”②伊达·费德泽拉指出，田野工作过程充满参与者的活力和感情，而参与者则包括田野工作者本身和她的研究对象。③
古塔·阿基尔(GuptaAkhil)和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指出：“人类学的田野是社会的、相互的，需要关系、行动、利益乃至身份建构方面的互动。”④在文莱的田野工作中，笔者能够深切感受到田野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情感关系与互动影响了田野的进展和资料的收集。作为一名女性的中国学者，笔者的性格、性别以及建立在与当地华人共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之上的情感因素在田野中不断地被糅合并产生共鸣。这些情感因素在田野中不仅影响着笔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资料的获得，还激励着笔者将文莱研究作为一种使命和担当，无法推卸。
(一)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与情感互动
黄应贵认为，“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田野工作并非是绝对客观的研究方法”，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个人的自我实践、民族志知识乃至文化背景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成效与结果”。⑤云昌耀(Chang-YauHoon)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人社会的田野表明，他的性别、阶级、族裔、教育背景等社会身份影响了他的田野工作。⑥林恩·休谟在澳大利亚一个土著部落的田野工作发现，“几十年种族歧视所造成的土著对白人的不信任”影响了他在当地的田野工作，他被认为“不过是又一个来刺探他们生活、问东问西然后转身离去的白人研究者”⑦。高雅宁在广西靖西壮族农村地区的田野工作首先要突破个人“台湾人”的身份障碍后，才能顺利得到当地人的信任并在女性仪式专家的研究中获得性别的优势。⑧——论文作者：潘艳勤
